忆当年带队的张老师
孙俊兰
下乡时学校派张伯武老师和我带队 。
在1968年12月28日晚上从天津东站出发的,承德方面接站的人,就是给我们做动员报告的承德安置办公室的宫顺和楚大姐。火车快到永定门车站时,有人把我和张老师,刘建福,肖家勇 叫到列车长室。宫顺和楚大姐说:“核对了一下车上的人和户口后发现新大路中学没有孙俊兰的户口,刘建福,和肖家勇是先天性心脏病,叫我们三人到永定门车站下车。”
当时把我吓坏了,大红喜报贴了,中学红代会的光荣榜上了,没户口?销户口是我亲自去派出所看着民警撕下来后递给我的,我用户口页換了一床绿棉被和发的一身棉衣棉裤。再说这前不着村后不着店的,大半夜的我一个女孩子上哪儿?
张老师说:“你们要是叫孙俊兰下车,我们全校67人一齐下车。她是我校带队的学生。”这时,宫顺和楚大姐一看事不好忙解释:“承德那边按户口发饭证和皮帽子,他们没有。”张老师说:“到承德我去说!走!”说完领着我们3人回到座位,就这样,张老师和我们一起到了承德。
1968年的承德市没有公交车用马车接站。
我们不习惯坐马车,背着行李徒步走了4里多路,来到承德地区招待处时,巳是清晨5点多,我第一个任务是和张老师搞定我们3人的饭证和皮帽子的问题。
承德地区一楼的接待站人山人海,不知昨晚的这一火车拉来多少人。张老师叫我和同学们坐地上等着,他挤进人群里,不知多长时间,看见张老师拿着4个皮帽子和每人三大张早中晚餐证,满头大汗的跑过来,发给我们3个人,他自己也领了一个狗皮帽子和餐证。
在承德市小住3天,在承德剧场开了欢迎大会,第四天由承德运输公司的卡车拉我们去隆化县。那时,大家陆续上车,多亏张老师帮我们多要了几床棉被,铺车底板上,大家都坐下,车慢慢离开承德市。张老师和我们女生在一个车上,一开始,他还兴致勃勃地叫我们看这儿看那儿,快到盘山时,别说我们就是老师也害怕了,他命令我们把坐着的被子顶在头上,我们都蒙在被子里,不敢再看山和山下边了,不知什么时候到了隆化县城。
在隆化的晚上,我没心情去参加县礼堂的“欢迎天津知青大会”。独自在县招待所里睡觉,因为从12.28的一宿夜车和黑人问题,再加上承德招待处的大通铺的臭被子,我已经困的睁不开眼了。
转天吃饭时,听张老师说,原县城打算让我们住两天,因为昨晚的“欢迎大会”演变成打架会了,临时决定马上送到各公社。
就这样,我们继续坐上大卡车,糊里糊涂的来到了郭家屯三道营公社。
那时天巳经黑了,公社靠北一排屋子,只有王主任和赵秘书在煤油灯下写着,猪肉炖粉条小米干饭,吃完后,自由结合5人一个小队。
我和4个女生被刘大队长选去后窝铺了,也没顾上吃猪肉炖粉条就赶路了,出了公社的大门,刘大队长亲自赶着木头轱辘的牛车,说什么让我们妇女坐车上,不知啥时侯,老牛车把我们拉到后窝铺大队部院里,大队会议室是我们临时住处。院子里点着汽灯通明瓦亮,看热闹的人很多,就只留出过牛车的道,我们被热情的妇女大队长领进屋里。
进屋,地上站着5位和我们年龄差不多的女孩子,她们都揣着手蒙着花头巾笑呵呵的站在土炕对面,我们被推上热乎乎的炕上,毛头纸糊的窗楞上贴着红红的窗花,小窗户外趴着许多人头往屋里张望。
妇女大队长趙淑贤进屋,坐在炕沿边指着地下的5个人说:“从明儿开始大队出工,让她们给你们做饭烧炕,现在是农闲时间陪着你们玩。”
说完那姐五个忙着放个小炕桌,从炕中间的火盆上坐着一个泥盆,从泥盆里给我们每人盛一碗热气腾腾的小米饭,端来一大碗菜放桌中间。
肚子巳经叫喚了, 开吃了!
我扒了一口小米饭,像吃了一嘴的沙子可嘴里跑。地下的人指着桌上的大碗一个劲地冲我们说叨菜叨菜,我们五人十只眼睛看着那碗水煮萝卜,沒人动筷,叨菜叨菜,我夹起一块大萝卜放嘴里:“啊!不是萝卜是甜的”我说,郝淑琴说那不是萝卜,是熬甜疙瘩,我白嘴吃了一碗小米干饭,那四位一口没吃。
我们说睡觉了,那姐五个把饭菜端走了。
我们在屋里听见大队部院里人们离去,那姐四个用报纸把小窗糊上了。 各自从提包里拿出从家里带的面包和苹果开斋了,我沒有零食蒙头躺在被子里,不知啥时睡着了。
几天后张老师来了,他说看看我们,他就要回学校了。
当时我们五人都哭了,老师的到来给我们带来了主心骨,那时,对张老师不只是带队的老师,我们已经把张老师当成唯一的亲人了。
光阴似箭,五十四年后的今天,我们巳经跨入晚年,喜欢回忆当年下乡时的往亊,我把这难念的小故事写给后人。
关于我的户口页的事,当年我写信告诉了父母,我父亲亲自去新大路中学找到工宣队才知道:
张老师返回学校向工宣队汇报了沒有我的户口页的事,工宣队发现我的户口页在墙和办公桌之间的夹缝中。
所以我的户口页是学校后寄到隆化县安置办,又从隆化县转到公社。时隔五个月的时间。
从此,我成了一名下乡知青,当地老乡喜欢叫我们青年。
祝我们当年的"小青年″青春永驻!晚年生活美满!
2022.9.2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