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忆录︱插队时的那些事儿（之一）

胡志学

1975年春节刚过，我便到我下乡的农村去了。那是正月十六日，我们走时并没有那种轰轰烈烈送行的场面，说好我们几个去同一个大队的知青一起走，由家长的单位派辆车送一下，但由于沟通不畅，送我们的汽车没有等我就走了，我只好找了个小拖拉机，载上我的行李、农具等专程送我一趟。

我下乡的地方是大庙公社娘娘庙大队第一生产队。那时的行政建制是以公社、大队、生产队来设定的，大庙公社位于石拉哈沟川，管辖大庙、小庙、安杖子、娘娘庙四个大队，大庆水库就建于此。四个大队中只有小庙大队在水库坝下，大庙、安杖子、娘娘庙大队都在水库的上游。娘娘庙大队第一生产队（俗称一队）有30多户人家，200多口人，是由下营子、南沟门、崔杖子三个自然村组成的，按当时的情况看，一队是属于中上等的一个队，我们住在崔杖子，大队部就在这个村。我们一起来到这个村插队的知青共五个人：高志和、张卫华、陈立军、乔瑞祥和我。

自从一九六八年十二月二十二日，人民日报发表毛主席“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很有必要”的“最高指示”后，全国掀起了一个轰轰烈烈的上山下乡运动。这里也曾接收过几批天津来的知识青年，我们来时，他们大部分已经回城了，没回城的也只是户口在这里，人却无影无踪。大概是知青的到来给老乡添了不少“麻烦”，又加上知青是“飞鸽”牌的，以至于我们的到来老乡显得并不热情。

大队部有两排平房，从前排门洞进去有一个院。卫生所、供销店都在这个院里，还有娘娘庙小学教学点的两个教室。我们住在前排西头的两间房。这里原来就是天津知青住过的房。里屋有一个大通炕，我们五人就住在这个炕上。外屋有一个锅台。插队的生活就从这里开始了。生活，首先是生存；生存，第一桩就是“吃”，民以食为天嘛。开门七件事，柴米油盐酱醋茶，茶暂且可以不考虑，其他的少了哪样能行？！大家凑了一些钱，把油盐酱醋备起来，用从家里带来的米就开伙了，过上了自己动手才能吃上饭的的集体生活。

第二天，我们便和老乡一起劳动了。正月里还是天寒地冻，在农村别的活也干不了，只能搞些农田基本建设。当时队里正在打大眼井，大眼井是用来灌溉农田的，直径有十多米，因在河套边上不是很深，把下边的砂子挖出来，周边用石头砌上就行了。在井沿上支上架子，装上滑轮，用绳子把装满砂子的筐拉上来，再把石头运到井下。我也同老乡一样，轮流下到刺骨凉的水里挖砂子。没几天，大眼井就打成了。

二十来岁的年轻人，离开家都会想家的，我也一样，也是想家的。但我控制着自己别想家。一个多月后，我才请假回去探家。虽然我插队的地方距县城不到三十公里，但那时交通还不发达，道路是土路，不通班车，只有隔三差五的公社供销社的马车去县城送农副产品，往回拉日用百货，如果能赶上顺便可以坐几步。那天我从早晨就往家走，直到中午过后才到家。父母见我回来了，又高兴又埋怨，说怎么不早点回来看看。我呢，跟家人诉说着插队那里的新鲜事儿。

转眼就开春了，人们为种地忙碌着。先是往地里送粪，把生产队的羊圈、牛圈的粪都起出来，各家各户的猪粪，也要交到队里，当然队里会给记工分。平地用马车把粪送到地里，山上则要用驴驮着把粪送上去。庄稼一枝花，全靠肥当家。这项准备工作是必须要做的。种地了，分工是明确的，牵牲口的、扶犁杖的、点种的、捋粪的、拉磙子的，我们刚参加劳动，技术活我们干不了，只能干些力气活。像散粪、捋粪什么的。我们这里的气候适合于种植的作物主要是玉米，地边地沿和高山上种点黄豆，谷子虽然产量不高，但也得种点儿，其他小杂粮种的量很少。抢在芒种前，要把地种完，每天都把我们累的连饭都不想吃。

说到吃饭，不想吃还不是光累的。我们本来就不怎么会做饭，只能是做什么样都得对付着吃，加上没有什么蔬菜，那年代老百姓家冬季也只是自己秋天贮存的白菜、土豆、大萝卜，而我们这几样菜也是稀罕了，经常就是咸菜和葱酱。记得一次在张队长家买了些土豆坯子，就是把土豆芽的地方挖出来去种剩下的那部分，还要一毛钱一斤，气的我们在背后直骂他“黑心”。吃上一顿熬土豆就是很不错的了。

下乡第一年，为了不增加农民的负担，我们的口粮是由国家供应的，但是得到洼子店粮站去买。洼子店粮站到我们知青点有30里山路，而且回来时一路上坡。每次去买粮都要从生产队借头驴，还得挑一头老实的。去时可以骑会儿驴，驴光溜溜的也不好骑，还要注意别铲了屁股，或是从驴上摔下来。回来时只能同驴“同甘苦、共患难”了。其实，驴比我们还辛苦，它还驮着百十多斤的粮食呢。

那时种地也不断推广新的种植方法，使用“营养钵”就是其中之一。所谓“营养钵”就是用一些好土，加上一些肥混合，加水团成馒头大小成杯状，中间扎个眼儿，放入一粒玉米种子。把这些“营养钵”放到背风朝阳的地方，不断地洒水，玉米苗就能很快地长出来，而且长的很壮。最后要把一个个的营养钵移栽到地里。这样做的好处，一是增加作物的生长期，可以在地温不宜种地时就先育苗，在地温适宜时就把苗栽上了。二是可以节省种子，每个钵里只需一粒种子，不像大田种地时种子大把撒。现在这种“营养钵”的方法，在一些苗圃、花圃已大量推广应用，用上了纸杯、塑料杯，方法更先进了。

几场春雨滋润着大地，小苗很快就长了出来，伴随小苗长出来的还有杂草。接着农活就忙起来了。薅地一般是由妇女来完成的，而耪地则是男女齐上阵了。地种下去以后，生产队长就每天到地里溜达，看地里苗出没出齐，哪块地该薅了，哪块地该耪了。队里的劳力分成几个小组，由组长带着干活。那时干活都是记工分，男壮劳力每天记10分，妇女记8分，小孩、弱劳力等记6、7分。我们知青每天记8分，和妇女是一个档次。早晨，组长吹响了上工的哨声。有人问：“今天上哪干活呀？”“南山根耪地去！”上工的人们陆陆续续地走出家门，到南山根地里聚齐。

刚开始耪地时，我手里的锄头不听使唤。想要除掉草，一锄下去，草还立着，旁边的苗却倒了。经过一段时间的锻炼，耪地才得心应手。耪地时人们排成一排，一人一根垄，前头的叫“头锄”，一个一个的要跟上。耪地有快有慢，最后的叫“拉垄沟”。“拉垄沟”的因为前面的两个人已经耪过了，留下的部分很少了，相对来讲轻快点儿。长长的垄一眼望不到头。到头后整个排面要向左转或向右转，俗称“翻趟子”。“翻趟子”时谁挨着谁是不能变的，若是数错了垄，就算是替别人耪了，还得回来耪自己的那条垄。一般农田要耪三遍，耥地后杂草就长不过庄稼了。

五月的一天，公社党委书记池岚峰来到娘娘庙大队考察，大队王书记叫上我和高志和，一同来到第五生产队。我们爬上五队的一座山上，听池书记和王书记对这一片山进行规划，这里种松树，那里栽果树，还要开垦农田。我们边听边记。中午了，就在五队吃派饭。那时上级干部下基层都吃派饭，就是到老乡家吃饭，轮流着来，今天去你家，明天去他家，当然，“四类分子”家不在派饭之列。今天去的是娘娘庙小学的一位老师家。捞小米饭，不知是哪家送来的刚做的豆腐，用腌的腊肉炒的刚刚长出来的韭菜，饭菜一上桌，就馋的我们直流口水。要知道我们从插队那天起，就没吃过像样的菜，或者说没见过绿色。腊肉的香，韭菜的香，让我们美美地享受了一番。以至于在以后的几十年间，有名的饭店山珍海味也吃过，但总觉得没有那盘腊肉炒韭菜香。

吃完饭，我偷偷地问池书记：“还给粮票吗？”

“给什么给，给他也不要！”那时吃派饭，规定每人是要交半斤粮票二毛钱的。那时的书记，经常在下边转悠，和老百姓都熟了，就像到了自己家，吃饭也就不掏钱了。

回来后，我和高志和按照书记的吩咐，画起了规划图。找来了白纸，铺在桌子上，可这山怎么画却难坏了我们。依我们那时的知识，是画不出规划图的。画了又擦，擦了又画，总是不成样子，最后也没有完成这个任务。

                                （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