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苦乐年华拾遗》之五：

                阶级的涟漪

燕津

我不是根红苗正的红五类，不仅我不是，我们大队的九个天津知青都不是。我们之中最好的出身是职员,其余有两个资本家成分、一个小业主成分，还有一个更糟糕，是国民党上尉军官的后裔。我们从出生时起，就无可选择地被戴上三六九等的阶级帽子

但我们终归是生长在红彤彤的社会，从小就受着党的教育，在“不忘阶级苦、牢记血泪仇”的长期背景下，我们也和那些根红苗正的孩子一样，痛恨万恶的旧社会，痛恨地主资本家。

同样怀着“广阔天地大有作为”、“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去”的信念，我们这些可以教育好的子女来到塞外的荒山僻野，在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的同时，都市里阶级斗争的惯性，在下乡初期也掀起阵阵涟漪……

               （一）

寒冬腊月下乡，我们干的农活主要是倒粪。倒粪的社员中，有几个上身别着白布条儿，条儿上有“地主分子”、“富农分子”、“坏分子”等标志。让我们惊诧不已的是，这些地富反坏分子居然和贫下中农一起说说笑笑、打打逗逗，有个挂条儿的坏分子还将一个女贫下中农摁倒在地，做出令我们目瞪口呆的下流动作，旁边的众多贫下中农们哈哈笑着看热闹，还有几个甚至上前一起打闹。惊诧之余，我们真有些愤愤然。

解放军是最可信任的亲人。下乡没几天，我们就找到大队里的军宣队，提出一个想法，能否将队里的地富反坏分子集中一下，给他们上上阶级和阶级斗争之课，让他们老老实实接受改造，重新做人。军代表先是惊奇地看着我们，而后微笑着和我们说：“你们刚到农村，先多观察观察。另外，阶级斗争是长期复杂的，村里各家的亲属关系错综复杂，慢慢了解，不忙。”好长时间后，我们才认识到自己想法的荒唐，才理解了军代表的良苦用心，既委婉劝阻了我们，又不伤我们的自尊和热情。

           （二）

文革运动中，我们在学校的战斗队里常常刻蜡纸印传单，挥发革命激情的同时，也练就了在蜡纸上书写的技能。大约到农村一个月左右，我们突发奇想，准备办一份小报。和大队领导说了想法，大队领导大概觉得这是在深山小村里的一件新奇革命之举，居然同意了。

大队有一台破旧的油印机，还有刻蜡纸的钢板、铁笔和蜡纸。当然，如果不是刚刚经历过文化大革命，大山深处的小村落是不会具备这些东西的。

我们在昏暗的煤油灯下设计、编排和刻写这份小报。我们大队叫嘎拜大队，刊物的刊名就叫《嘎拜战报》，创刊词是我们几个群策群力后定稿的，主要内容是坚持以阶级斗争为纲，掀起农村革命的新高潮。有点美术基础的刘小弟用美术字书写刊名，又在刊物的右下方画了一幅革命群众把牛鬼蛇神踩在脚下的漫画。经过一个夜晚和半个白天的努力，大概在全国知青插队乡村也算是绝无仅有的知青小报诞生了。手捧着带有油墨味的几十份小报，我们别提多兴奋了。

小报该发行了。挑选出最清晰的几份，准备送给大队领导和上交公社领导。

大队有5个生产队，3队和4队是知青所在地，分发报纸不成问题，5队有2、3里距离，问题也不大。问题是1、2生产队，位置在另一条山沟里，不仅有十几里的路程，还得翻山越岭，我们没去过，也不认识路。

村里两个和我们般般大的小伙子自告奋勇，要带我们去送报。冬天昼短，收工吃完晚饭天就麻擦黑了，走不多远四野就漆黑一团了。夜里根本看不到山间的小路，我们几个知青踉踉跄跄、磕磕绊绊，两个山村小伙儿不仅健步前行，还时不时搀扶着我们。

好不容易看到了前方隐隐约约的房子，知道到了地方。敲开一家房门，把报纸递了进去，说声明天一定交给队长，就赶往另一个生产队去了。

回到自己的生产队，大概已经过了午夜，不觉累，还很兴奋。

一两天后，兴奋的情绪就转为沮丧了，因为大队领导告诉我们，这期小报出了就出了吧，下期别办了，这是上面的意思。我们估计，这一定是公社怕惹上政治麻烦。

特别遗憾的是，剩余的小报陆续让我们解决个人卫生问题了，居然没留下一份。几十年后，天津档案馆征集知青用品，我们的《嘎拜战报》哪怕能保存一份，也会成为重量级的知青文物。可惜啊！

        （三）

下乡两年后，我们不知不觉像变了个人，什么阶级斗争、阶级敌人的概念，全都跑到爪哇国去了。入乡随俗，我们在地头田间和富农子弟大哥无拘无束开着玩笑，煤油灯下，我们和地主大妈亲切交谈，被大妈的嘘寒问暖所感动，我们还津津有味地听坏分子讲乡间的奇闻轶事。

“地富反坏右”中，乡村多见的是“地、富、坏，”右派几乎没有，反革命也很少。我在5队当民办教师的时候，与和我同姓的一位大叔关系不错，这位董大叔性格开朗热情，很爱说，常和我侃侃而谈。一天大队通知我去开会，见这位大叔居然低头站在台前接受批斗，脖子上挂着的大牌子上赫然写着“反革命分子”。咦？昨天还和我谈笑风生，今天咋成反革命了呢?

第二天，这位大叔又找我夸夸其谈了，他说，那天言多有失，不留神说溜了嘴，对党和国家有些不敬，主动去大队认错。大队书记说，正好明天上面来个什么什么检查团，抓阶级斗争新动向，你就上台站会儿去吧，给你算公分。

于是，“反革命分子”的牌子让个人得了公分，大队也应付了检查，一举两得。

紧挨着我们知青屋的是一户地主，只有老两口。两个老人不招谁不惹谁，本本分分地过日子。我曾想过，这穷乡僻壤的，没有一块像样的田地，家家穷得叮叮当当，这里的地主能有多大财啊，恐怕都顶不上平原地区的中农。

那天，我从地主家门前过，看见老太太用簸箕在筛除一些像杂草一样的东西。我问老太太干什么用，老太太说，家里要断粮了，掺些吃能挺时候。

我回到家里，用笸箩装了些莜麦和小米送了过去，老太太先是紧张地朝着大门口张望，而后千恩万谢，老泪夺眶而出。我看不得老人这样，也红了眼圈，赶紧撤了回来。

受了十几年的阶级教育，阶级等级观念被三年的贫下中农再教育冲击得有些说不清了，再加上改革开放后阶级和阶级斗争的提法被束之高阁，犹如刀枪入库，阶级和阶级斗争也就烟消云散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