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七八十年代,很多国有大中型企业都有自己的子弟学校、幼儿园、医院等生活设施,我所在的企业承德矿山机械厂就有一所高中、初中、小学一体的学校,企业一个阶段还有“七二一大学”和职工技校(后高中并入社会、七二一大学停办)。学校的教职员工归企业管理,业务归市教育局。
我是1978年从工人岗位调入子弟学校的,当时我只是老三届初中二年级的学历。调入后,校长只是让我写了一篇文章,教导主任只是听了我的一堂课,便安排我教初中二年级两个班的语文兼一个班的班主任。
初二的学历教初二,当时我还真有不少压力。好在我是单身,有的是时间和精力,于是每天夜晚都去学校的办公室学习到深夜,除了备课和批改作业,拼命汲取业务知识。
第一次进教室,孩子们就给了我一个惊喜,黑板上有彩色粉笔写的几个大字:欢迎新老师! 一下子我的心里热乎乎的。办公室里,老师们也热情欢迎。学校还特意从厂总务处领回一张崭新的一头沉办公桌。
子弟学校的孩子们不太好管理,老师们和学生的家长同属企业职工,都住企业家属院,教师和家长沟通很便利,但老师的家里如果有什么事,小道消息也能很快在学生们中间传播。有时教师处罚了学生,个别家长也会到学校“理直气壮”地讨个说法。我是单身,又年轻,上课时师是师生是生,有个教学的样子,下课和学生一起打篮球踢足球,放学后有时还给学生讲段故事,因此和学生们关系还不错。
一次班里的一个学生犯了错误,我去家访,学生爸爸在家,由于错误较严重,我顺带把孩子爸爸狠狠批评一通。这位家长态度还不错,除了让座倒水挺客气,还表示一定好好教育孩子。我回到办公室和其他老师说此事时,老师们笑了:“说你竟敢对刚上任的厂长发脾气。”啊?厂长啊,我从此对这位厂长有了极好的印象。
企业当时比较重视子弟的教育,各年级所有的复习资料和各类试卷均不收孩子们一分钱,每晚的晚自习不仅不收费,老师每节课还有几毛钱的补贴。第一个教师节的时候,厂领导不仅亲自到校慰问。每个教师还发了一个精致的小提包。
当时连社会学校教师的学历都参差不齐,因此国家教育部门要对在职教师考试后进行学历达标。由于是首批,报名的人多,所以题很难,我校去了20多位老师应试,只有3名老师被录取,我有幸在内。进修在承德教师进修学院,后学校改名为教育学院,老师都是师专的教师。这种带薪上课确实不错,面授时企业连住旅馆都报销,还有补助。
我还真是个好学生,每次讲课前,我都认真预习,把弄不准的知识做好记号,以待上课时解决。学习屈原的《离骚》时,多处不懂的地方在书上都画上记号,课上仔细听,有时还追到办公室去问。四年的进修确实使自己受益匪浅。
我只教过一次初一年级,大多是从初二教起,有的年份还只教初三年级,因此对中考出题有了一些感觉。语文中作文很重要,分值也高,这是我的强项。每临中考前,我在黑板上满满列出几十个作文的题目,告诉学生每类作文怎么写不跑题。有一年我把题押得很准,中考回来学生们把我围起来,兴高采烈地说个不停,这年我教的班级中考语文成绩名列全区第一,我也因此获得企业和区教育系统的双重奖励。
我参加过5次中考阅卷,每逢其时,我们这些阅卷老师就被“禁闭”在某地,外面还有警卫人员,全市所有的中考卷子集中在一起判卷。我有三次被分在作文阅卷组,作文组因为分值高,判卷老师的个人审阅评判很关键,因此是香饽饽,各校竞争激烈,都希望自己学校的阅卷老师进作文组。为平衡和避免矛盾,企业教师被分该组的机遇就大。但我的心里并不轻松,望着一篇篇有些稚嫩的文字,眼前仿佛出现孩子们九年寒窗的身影和对美好前景的期待,手中判卷的笔就觉得格外沉重。
代课是学校老师之间经常出现的事情,可几乎没有我这样代课的跨度之大。从小学一年级到大学的电大班,这也是只有企业学校才可能发生的事。
代小学音乐课是我自找的。我喜欢玩乐器,但总不能经常到音乐室去玩儿,听说音乐老师缺课,我自告奋勇代课,除了喜欢这些娃娃,还可以名正言顺地玩各类乐器。经学校领导同意,我背着手风琴,带着孩子们上了学校的后山,坐在草地上,让稚嫩的歌声飞上蓝天,融于白云,在山峰间回荡。
代初三语文课是我最累的一学期。当年我校教初二、初三的语文老师病了,几个月不能上班,校长为难地找到我,问我是否能代一代课。我答应了。初三是毕业班,不能耽误孩子的中考,我的精力大部分放在了初三班,白天不够用。晚自习当作正课上。拼死累活到了中考,学生们真争气,中考的成绩还是不错的。
厂教育处找我,问暑假后能否晚些天回天津,给电大财会班补一补大学语文?本来要求我补的是外国文学,结果学员们非要我讲几篇文言文。好在我喜欢文言文,那几篇我在师范进修时也有基础,便多讲了几课。学员们挺满意,我也有意外收获:在本校代课一课时三角补贴,没想到这里一课时竟近10元,说是按照大学讲师课时计发的。代完课拿回丰厚的报酬,狠狠吃了两次大餐。
子弟学校的孩子到底是工人家庭出身,我的学生们劳动也是一把好手。那个年代企业家属区的冬季取暖,煤也是要靠工厂解决。工厂买进的煤,优质煤是专供生产用的,家属取暖用一般的煤。学校当时还没安暖气,也靠用煤取暖。每逢通知学校拉煤的时候,各班的孩子们通过在工厂的家长借来运煤小推车,一趟趟往班里拉煤,干得热火朝天,于是每个班教室后面有小山般的煤堆和劈柴。初中班还有一个任务,帮助对口的小学低年级班级拉煤,我的学生们往往比给自己班拉煤还积极,一个个抹着淌着汗水的小花脸儿,嘿儿嘿儿乐着一趟趟拉,所以小学班的取暖煤常常比中学班的还多。
按年龄划分,初中二年级以下学生还属于儿童,是要过儿童节的。我校是中小学合一的学校,每逢儿童节,全校初二以下的学生要去避暑山庄游玩。
那年,我刚当上中学部的教导主任,想给孩子们谋点儿福利,于是在儿童节前夕,带着教导处的干事,到工厂各车间处室去“化缘”。先去团委吧,团委在厂子里属于清水衙门,我和团委书记定了个“诡计”:让其在捐款花名册上写上80元,不收团委的钱,然后再找大车间或效益好的车间,找到主任或书记,进门就说希望给孩子们过节表示一点心意,再亮出排在捐款单第一行的团委捐款额。效果果然不错。其次找一般的车间处室,最后是硕果累累。
钱回来了,把中小学各班班主任聚在一起,把钱分给他们,老师们各个喜气洋洋。六一那一天,工厂的几辆大通勤车拉着兴高采烈的孩子们,去三十里外的避暑山庄,痛痛快快地玩儿了一天。
企业是个小社会,除了生产经营,还担负着许多社会责任。企业逐渐减负成了当时的形势需要。1988年,企业和社会达成协议,将子弟学校的中学部移交承德第三中学,中学部老师们的去向成了我们面临的问题。
三中的领导来到我校,表示全部接收我校的二十多名教师,我们却没有一个愿意去的,都希望留在工厂,原因很现实:企业的待遇要比社会学校强很多。于是,女老师大多进了职工技校或教育科等科室,男老师大多去了供应、销售、生产等科室。我和几位男教师分配在销售处,启程了新的工作,结束了企业教师的身份。
董贵森,天津下乡知青,1967届初中毕业于天津19中学;1968年12月赴河北围场县石桌子公社插队;1972年1月选调到承德矿山机械厂,做过工人、中学教师、企业报刊编辑;2008年退休,2022年迁回天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