永远铭记大山的深处      

                    杨帆

一个久久挥洒不去的记忆，     

一个留存心底几十年的憾事，     

常常在夜半醒来，蓦上心头，     

自我谴责，当年没把事情做好。     

……   

文化大革命使1968年毕业的大学生，一时不好分配。国务院决定：工科下工厂 ，文理科（包括学医、学农、艺术、体育等多种学科）下农村，接受工农再教育。在农村，和中学生一样，被称为知青（和中学生不同的是有工资，不参加生产队的分配）。

我成为其中的一员，被分配到辽宁省兴城县西部一个偏僻贫穷的山区公社，开山凿石，刨大粪，种地扶犁，赶大车，诸多农活儿都有了体验。

第二年，大学生就地分配工作，我被任命为这个公社的团委书记，并负责知识青年工作。这个公社有十一个知青点，一百多个来自锦州和兴城县的知青。 

从1969年到1973年，我成为知青的“头儿”。几年里，同呼吸共命运，和知青们建立了深厚的友谊。我比他们大几岁，知青们管我叫“老杨”，或者“大哥”。    

    1973年清明节前夕，李良峪大队知青告诉我一个信息：他们大队的山沟里埋葬着两位革命烈士。我决定，清明节这一天，带着全公社的知青去祭扫烈士墓。李良峪大队一个荒凉无人居住的山沟，叫二道沟。   

二道沟，沟深坡陡，荒草蔓蔓，裸岩嶙峋，人迹少至。踏着滚落的碎石，抓扯着荆蒿，翻岭越壕，在一个高坡上，我们找到了烈士的坟墓。两个不大的土包，上面长满了荒草，土包前斜立着一块手掌宽的木板，木板已经半腐朽，模模糊糊有墨写的字迹，我蹲下仔细辨认，上面写的是：刘国华烈士之墓。这是一位1946年牺牲的中国共产党区委书记。他是被国民党土匪武装花子队杀害的。 

我巡视周围，希望还能发现些什么。但是，周围没有可耕地，只有荒凉，只有空寂。山坡上还没有绿意，稀疏的枯草，在风中瑟瑟抖颤。

如果这块木板彻底朽坏，谁还会知道这里曾埋葬着一位区委书记？

荒山无语，耳畔响着山风呜咽的声音。面对着一座荒坟，难抑心中的悲愤，我和知青们久久默立。

回到村里，向一些老年人打听烈士墓的来由，社员告诉我，另一个坟里埋的是通讯员，不知道叫什么名字。从很多人片断的叙述中，我了解到一幕惊心动魄的战斗场面。  

    那是在抗日战争结束后的一个时期。辽西地区，共产党的地方武装武工队与国民党的地方武装花子队处于拉锯状态。

区武工队有时来村子，会帮助乡亲们干活，很多老乡都认识区长和区委书记。区长先后有过两位，都姓于，老乡们管他们分别称为“大于”和“小于”，区委书记叫刘国华，调到这个区里时间不长。

1946年，庄稼快熟的一天，区武工队在区委书记、区长的带领下悄悄来到李良峪村住下，准备在这一带开展工作。天刚亮的时候，突然响起了枪声，国民党花子队占领了东西两面山梁，从东南西三面向村子包剿过来。敌人居高临下，又是突然袭击，区武工队处境十分危急。

刘书记一看这情形，不能硬攻，只能突围。果断地让于区长代领部队向北撤退，他只留下通讯员两个人阻击掩护。刘书记为了不让老乡们受损失，没有在村中恋战，冲出村子，把敌人向二道沟引去。

二道沟的枪声如炒豆般爆响，乡亲们紧揪着心，为刘书记念佛。枪声渐渐地稀疏下来，村里人听得见敌人“八路军，快投降吧”的喊声（这一带人们把共产党的武装都称八路军）。

枪声终于停止了。不久敌人呼喝着进了村，挨家挨户搜查，弄得鸡飞狗跳，抢了些粮食走了。乡亲们渐渐走出家门，在庆幸着区武工队安全撤离的同时，很为刘书记的安危担心。几个胆子大的人向二道沟跑去。

在二道沟的沟底，他们发现了已经牺牲的通讯员，在山坡上找到了刘书记，他的身上中了七八颗子弹。人们不能目睹战斗的场面，但是可以想见激烈悲壮的程度，可以想见二位烈士的顽强不屈。乡亲们怀着哀痛把两个人埋在了二道沟。   

    听了老乡的描述，我提出疑问：“敌人怎么会发现武工队的踪迹呢？”老乡们气愤地说：“有人领道哇！”“出了叛徒！”     

此后的二十多年，风吹雨淋，坟茔的土堆渐渐变小，荒草萋萋，人们渐渐淡忘了那曾经让整个山村惊悸的枪声。公社的干部，除了做好本身负责的专职工作外，平时都要围绕着中心任务下乡，春种秋收，学大寨，修梯田，批林批孔，顶凌播种，地瓜下蛋，积肥栽树，等等。我在这个地方劳动、工作了近五年，经常到各大队奔波，直到最后一年才知道有这样一位烈士。公社的一些干部就是本地人。这样一个轰轰烈烈的事件，正式会议，饭后闲谈，怎么没有人说起过？我有些奇怪，又有些惊讶。       

活动结束，回到公社，我立马向所有接触的干部打听:这位烈士是什么地方人，他的革命经历可有人知道？     

没有人能回答，都说不知道。过了些日子，借到县里开会的机会，我专访了武装部和革委会的相关部门，没有人能提供任何信息。县革命委员会民政部门也毫不知情，甚至不知道有这样一位革命烈士。    

我的心情难以平静，脑海中时时浮现那上面写着“刘国华烈士之墓”只有手掌宽的一块朽木。烈士牺牲了，可曾告知他的亲人？他的家中或许还有老母亲，天天倚门望儿归，或许有新婚离别的媳妇，日日盼郎回……    

他的家属可享受到了烈士的待遇？    

我难奈激情，请求领导，组织人调查烈士的籍贯家乡。   

好心、好事，不一定立刻得到认同。中心任务紧要，一时抽不出人来。   

   直到这一年的秋天，我即将调回故乡承德。工作已经交接，距到新单位报道的时间还有半个月，属于个人支配的时间。我没有立刻离开，再次请缨，做最后一件事情——找寻烈士的亲人。

我怀着一股年轻人的热劲，满怀豪情，信心十足，以为很快会找到烈士的亲人。我甚至想象着面见刘国华烈士亲属时，众人涕流满面的激动场面。

那个年代，公社没有汽车，乡间道路状况极差。我骑着一辆全身稀里哗啦、破旧得没人用的自行车，在崎岖的山路上奔波。每天行程几十里路，破自行车把大腿根磨破了，我就步行，脚底也磨起了泡。不怕风餐露宿，不怕深山荒凉，有时赶夜路，风声萧萧，前后只有影子和我，不免紧张，我就衣兜里装两块石头，不知不觉，走得汗水淋淋。

虽然辛苦，但我乐此不疲。一个人在山麓上奔走，常常默念着毛主席语录“无数革命先烈为了人民的利益，牺牲了他们的生命，使我们每个活着的人想起他们就心里难过，难道我们还有什么个人利益不能牺牲，还有什么错误不能抛弃吗？”

上坡推车，有时还要扛车，只能在下坡时骑车。这车是“全自动”，没有闸，下坡很危险。终于我被野性的破车重重地摔伤，半天不能动弹。至今胳膊上还留有伤痕。    

我几乎走遍了当年区武工队曾经活动的地方，兴城县、锦西县西部山区几个公社差不多都跑遍了。走访了上百人，有记录的谈话的就有二十多人。    

   目睹事件的老乡、区小队的成员，以及和他并肩作战的于区长，主要描绘的是那场战斗的经过和武工队与乡亲们同心相连的情景，我听到了他们对区委书记的评价。在于区长的家里，满头白发的于区长坐在炕上，老泪纵横地跟我描述了那天黎明前的激战。他抹去眼泪告诉我：“后来找到了出卖区武工队情报的叛徒，是我把他一枪毙了！”些许的安抚，并没有达到我的目的。于区长也不知道区委书记的家乡在哪里。他只是说,：“他不是辽宁人，听口音像是关内河北青龙、迁安一带的。”虽然没弄清烈士的老家在何处，至少，他的事迹很生动，很鼓舞人。对关键人的访问我都详实地留下笔记。    

半个月的时间很快就过去了，我必须到新单位报到。临行前，我把写得清清楚楚的调查报告复写了三份，与相关资料一起交给了当地领导，期望有人到青龙、迁安继续调查。    

第二年，我给公社写信询问是否有人接着调查，没有回音。过了几年，给县里写信，也没有回音。过了十年，再写信，过了二十年，又写信，甚至萌生请假跨省去搞调查的念头。但是这时我担当一所中学的校长工作，实在无法离开岗位去做这件事。    

退休之后，我很想再去调查，但是年龄大了，身体不好，体力难以承担奔波之事。突然有一天，我想到了网络，查到兴城市的网站赶紧注册，把一篇《大山深处的那座荒坟》发到这个网站。 

2013年的清明节前夕，一天下午，承德市教育局人事科的小李打来电话：“您是杨帆校长吗？您曾经在辽宁兴城工作吗？兴城市委办公室在寻找您。我找了关阔老先生，找了报社的王海琦，才找到您的电话。您快给兴城市委回个电话吧……”     

我隐约猜到与刘国华烈士有关，迫不及待地给兴城市委办公室打电话。电话那一头一位姓雷的女同志也难抑兴奋：“可找到您了，您快跟市委宣传部石瑞良副部长联系。”     

我按照她给的电话号码和石部长通了话。原来我发在网上的文章被石部长看到了，也引起了一位副市长的重视。我的血液奔涌，说话也变了声音，终于有人重视了。四十年的愿望，今天才听到回音，岁月似乎漫长了些，但是和宇宙相比，那还仅仅是一瞬间。“漫卷诗书喜欲狂”，我好兴奋！ 

我最关心的还是有他的家人信息吗？     

“没有，没有任何资料。”石部长说。    

石部长告诉我，兴城主管的副市长，准备在清明节举行迁葬仪式，希望我能赶到兴城参加。     

我一口答应。我说“现在到处通公路，汽车也多了，即使他的父母不在，妻子不在，也许还有子侄……”我告诉了他，刘国华有可能是青龙县人的信息。     

我把4月3日至5日的其它活动都做转移安排，等待石部长的电话，那几天特别关注电话的铃声。但是一直没等来我渴望的电话    

4月7日，石部长又一次打来电话，告诉我：按照当地的习俗，清明前不能迁坟。利用这几天，他亲自去了青龙县。青龙党史办有资料记载，1944年，八区的指导员叫刘国华，后来调走，是否同一个人，无法确定。青龙县曾经蒙受过日本侵略者“三光”政策的残酷洗劫，一些村子整个消失，很多烈士找不到亲人，根本无法查找刘国华的家人。       

消息传来，既有高兴，又有叹息。    

4月16日傍晚，兴城县热心搜集革命烈士事迹的陈立先生给我打来电话，我们交换所知的信息，讲了近一个小时。感谢石瑞良部长，感谢陈立先生，感谢小雷，感谢兴城市为此事而关心费力的好人们！ 

我知道，中国有很多无名烈士，有很多烈士牺牲了，亲人无从打听信息，而部队也找不到家属。青山处处埋忠骨，悲伤中我向烈士致敬！    

我既有欣慰，又深深自责。五十年前，经历过、目睹过事件的人，认识烈士的人，很多健在。那时我才二十多岁，如果我意志坚定，坚持调查，很多老革命、老干部还活在世上，会提供更多有用的信息。假如我有更强烈的责任心和热情，在离开兴城，写信无果的这四十年里，想办法亲自去奔波，也许能有更好的结果。现在，只有“哎——” ，或者“哀——”了！       

几十年来 大山深处那座坟茔的景象时而浮现在眼前，烈士的英雄事迹激励我努力工作，奋勇向前。我给孩子讲，给学生讲，给社区的党员们讲，给其他人讲，讲一位共产党员、一位革命先辈的事迹。虽然讲过很多次，当我写这篇文章时，心潮仍然止不住的澎湃激荡。这是我在农村的几年中，最难忘的一件事。这不是小说，虽然它很像故事，但是没有虚构，没有粉饰。烈士用鲜血生命为我们造就了今天的幸福安宁，他们没有任何所得，人们甚至不知道他们的名字。长眠于地下，只有坟茔上的野草陪伴着他们，岁岁枯荣。

活着的人们如果忘记了他们，只知道坐享他们打下的江山，滥用权力，贪污腐化，或者，利用他们的光荣去哗众取宠，去谋取个人利益，那就是背叛，那就是卑鄙！      

熠熠光辉照心头，      

榜样引我向前走，      

夜半常思遗憾事，      

诗文寄哀传千秋。       

…… 

《那年那月》知青文集编委、责任编辑：杨帆，男，1968年大学中文系毕业下乡，成为带工资的知青。一生主要时间从事中学教育工作。退休后热爱读书、写作、摄影、收藏、书画，在老年大学教课，成为关心下一代工作志愿者。河北省作协会员，河北省摄协会员，中国老年作协会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