真情的牵挂

               ——一位比利时血统的中国知青故事

                仇承轩

他是一位比利时血统的中国人。
　  他年年都来承德，因为承德有他的牵挂。

    他以爱心开拓了一位农家孩子的求学之路——      

　　我认识他是在2002年的11月。那天他去承德师专平泉分校看望他用爱心支持的孩子刚刚回来。在云山饭店那间颇为宽敞的客房里，我见到了他——分明是一个黄头发蓝眼睛的老外么。然而寒暄过后，满口天津味的中国话，却让我不得不承认他是一位中国老土。谈起他的爱心，他滔滔不绝，有说不完的话题，因为他曲折而苦难的经历，培育了他那颗金子般的心。

  本出生在幸福家庭，童年却充满苦难

知道他的身世，是从我们谈各自的经历开始的。

　　他的父亲西门·卡尔森是法国籍的比利时人，时任比利时国沙城驻天津办事处的总裁。他的母亲赵慕贞，毕业于清华大学西语系，曾是著名的北平“国共谈判军调小组”美方马歇尔将军的中文翻译，1948年后去天津外国语学校任教。父母的特殊身份造成了他成长中的多灾多难。

　　1950年已在天津某学院当外语教授的母亲被组织派往比国沙城驻天津办事处任一等职员。工作中他的母亲和父亲产生了爱情，并被批准结婚。然而好事没过多久。1952年10月，父亲卡尔森被中国政府定为不法奸商，驱除出境，并宣布他父母的婚姻无效，而此时的他，还是母亲肚子里一个只有四个月的胎儿。

　　1953年3月10日，他终于出生了，而既然宣布了他父母婚姻无效，他的出生便成了不合法。在产床上刚刚二十一天，一对刘姓夫妇抱走了他，送进了天津市孤儿院，这一住就是十五年!

　　1956年，他已经三岁了，一天，一个女人来到孤儿院看他，自称是“表姨”。而此时的“表姨”，早已泪流满面，抱着他哭啊亲啊，哭不够也亲不够，小小的他不知“表姨”为何如此动情。他不知道，那是他亲生的母亲，他亲生母亲只能以“表姨”的身份去见他，并且只允许每半个月看一次，一次只允许见面半个小时。过了一年，他发现和“表姨”同去的又增加了一位陌生男子，“表姨”告诉他，这是他的“表姨夫”。

　　转眼间，到了1966年，他只有十三岁，一场空前的浩劫即将来临。那年的五月，“表姨”不来看他了，只有“表姨夫”还照常履行看他的责任。他要见“表姨”，他说想“表姨”。表姨夫只好告诉他，“表姨”被打成“特务，反革命”，被关进了监狱。

　　1968年，清理阶级队伍，孤儿院的造反派把斗争的矛头直指老院长。造反派认为，老院长是个地道的“三开”干部，即日伪时期吃得开，国民党时期吃得开，共产党来了还吃得开，认为他肯定有问题，逼他交代罪行。老院长一辈子干慈善事业，从没干过坏事，不交代还不行。他想来想去，大概只有小凯算一回事，老院长把这件事情的来龙去脉一说，造反派大怒，立马宣布对老院长实行专政，并宣布十五岁的他立刻滚出孤儿院。

　　他忘不了那个日子——1968年8月30日，“表姨夫”把他从孤儿院接回了家，“表姨夫”身边还有一个十一岁的弟弟，晚上“表姨夫”看着这两个孩子，叮嘱他们说，如果这几天我出了什么事，你们务必去找你们的大舅。处在那个环境，十五岁的他已经意识到将要有什么大事发生。

　　9月4日，他去给“表姨夫”买烟，临走时告诉小弟弟，哪儿也不许去，就一个人守在家里。他出去不到半个小时，回到家里，发现家里已空无一人。他意识到，可怕的事情终于发生了。他四处寻找，终于在后院找到了十一岁的小弟弟。问他，我让你守在家里，你怎么跑到这来了？你爸爸那儿去了？小弟弟说不知道，气得他抬腿踢了小弟弟一脚。第二天，他按照“表姨夫”留下的地址去找大舅，大舅已到“五七干校”劳动去了。等他回到家里，小弟弟也不见了，是小弟弟在西安的姐姐把他接走了。后来他才知道，他的“表姨父”就是他的继父，他亲生父亲被驱除出境后，又是组织上安排他母亲和继父结的婚。他的继父曾在国民党时期担任过唐山市的电力公司总经理，这次赶上清理阶级队伍，被唐山的造反派把他揪回唐山，进行反复批斗，于10月26日惨死。从此时起，他真正过起了孤儿生活。

        历尽苦难更觉人间真情的宝贵

1968年11月2日下午4点，他从学校回到家，感觉气氛非同往常，民警、街道干部、造反派站了一屋子，所有物品一片狼籍。街道干部宣布：“刘凯，你已经被注销天津市户口，马上跟我们走！”有人拽过一条被子扯去被里被面，把棉套塞进他的怀里。于是，一个十五岁的孩子身无分文的被押送到了火车站。

　　火车上到处是学生模样的青年，所不同的是车厢里多了一个蓝眼睛黄头发、衣衫不整，怀抱棉套的外国孩子。没人敢答理他，他感到了分外的孤独。他忘不了列车长在他最饿的时候给他送来了一个馒头和一杯水，就是这个馒头让他在列车上支撑了一天一夜。列车到达山西侯马车站，全车的青年学生都在这里下了车。这时他才知道，上山下乡了。

　　说是上山下乡，那是别人的事。他一去便被列入地、富、反、坏、右黑五类的名单，劳动改造是他的主要任务。他们那个生产队自然条件好，群众生活也相对好于其他地方。但是由于当年“以粮为纲”的农业政策，不让他们种植经济作物，群众生活也很困难。男劳力能挣十个工分，妇女挣六分，只给他三分，一年下来他都挣不回自己的口粮钱。数九寒天，村里修水库，参加会战的劳动力分成三六九等。最艰苦的活儿是每天早五点就到工地，任务是刨冻土层，点着马灯，一镐一个白印，手震裂了，脚冻肿了，无论怎样困难，也要保证天亮后大队人马施工。而十五岁的他，竟是这支队伍中的一员。每天从工地下来到伙房吃饭，别人能吃到一碗用胡萝卜、土豆、玉米面熬的粥和两个窝头，而他只有这一碗粥，白天还要和大伙一块儿干活，累还好说，饿的滋味可真难熬……

　　中间休息，伙房的崔大爷叫他：“刘凯，你不能休息，挑水去!” 说着话，崔大爷把水桶扁担一下放到他的肩上，趁别人不注意，把一个热乎乎的窝头塞进他的怀里。下山挑水有1公里，走在长长的黄土坡上，他掏出窝头，还没放到嘴里，眼泪就像泉水一样流下来，他哭着、走着、吃着——他说，那是他最刻骨铭心的岁月。

　　面对这样一个洋孩子，又有那样的政治背景，多数人都远离他，而生产队的李大娘却有一颗善良的心。冬天到了，他还穿着薄薄的单衣，大娘看在眼里，暗地里偷偷落泪：孩子招谁惹谁了，受这份洋罪！大娘二话没说，回到家里找出自织的小土布，拿出自家最好的棉花，给他做了一套棉袄棉裤，为了掩人耳目，大娘在棉花外面絮了一层草板纸，蒙过了很多人的眼睛。要知道，在阶级斗争如火如荼的年月，一旦受了牵连，扣上一顶什么帽子滋味可不是好受的。

他的“插队”生活就这样在晋南地区日复一日，在苦难中煎熬着。他那件破被套一直盖了三年，后来才做上被褥。到1973年，他已经熬了整整五年，也许是这个比利时血统的孩子表现得过于出色，也许是他的表现感动了上帝，他的改造终于见了天日。那一年他第一次尝到了同工同酬的滋味，他第一次有了剩余。这一年十月，他接到了署名“表姨”的一封信，那是一封沾满泪水的信，字里行间表达了思念之情，同时也传来好消息——“表姨”出狱了!

他思念“表姨”，他把对“表姨”的思念付诸行动，他养了鸡，还养了一只羊，他盼着能在春节时见到他日思夜想的“表姨”。

　　1974年春节，他第一次回了家，真的带回了好多东西，羊肉、白条鸡、小米——能带的他都带回去了。那一个春节，过的简朴，但很丰盛。大家好不容易团聚了，却又无限悲痛，他的“表姨夫”已于1968年10月26日被迫害致死。而他的“表姨”虽然出狱，却还背着沉重的政治包袱。他继父的哥哥、姐姐、小弟对他也存有戒心。他小心翼翼地在天津度过了一个月。

　　也就是在那一年，他时来运转，在年底他有了工作，进了临汾钢铁公司。

　　他挣得了第一个月工资。第一个想到的是送给他窝头的崔大爷，是给他缝补衣衫的李大娘，是在最艰难岁月给他温暖的父老乡亲！他就像回家探亲那样，把一个月工资全部买了东西，去看望崔大爷、李大娘和父老乡亲，报答难以割舍的乡情。至今，他说起这个话题，仍然热泪盈眶。

　　1986年春节，又一次回天津看他日夜思念的“表姨”，这时喜讯传来，“表姨”平反了，她历史上是我党的情报人员、地下工作者！这本来是一个喜庆的春节，可是长期以来他作为表侄这个特殊身份，却在家里掀起了不小的风波。那年大年初三，因他“表姨夫”家的哥哥打了姐姐的孩子，他进行了干涉。这哥哥竟然骂他是“杂种”。他忍无可忍和这个哥哥打了起来。“表姨”看到这种情景，伤心地痛哭。

　　这天晚上很晚了，“表姨”把大家召集在一起，“表姨”说：“二十多年了，我和谁也没说过，小凯是我的亲生儿子！这些年他受了多少罪，你们有谁知道？从现在开始，谁也不许欺负他!”　

      人间真情洒在塞北，播入贫困学子的心田

命运始终和小凯过不去。1979年7月，小凯刚参加完高考，就收到天津的来信，说母亲的身体出了问题。他急急忙忙赶回家中。他忘不了那个日子，1979年8月27日，母亲因患肝癌住进了北京医院。一生多磨难的母亲病倒了。那三个月，小凯才算真正和母亲待在一起。事情却是如此地残酷，尽管他昼夜服侍在母亲身边，尽管医院竭力抢救，但仍然没有留住母亲年仅五十四岁的生命。这年11月14日，母亲永远离开他远去了。

　　一年后传来消息，小凯从未谋面的父亲被驱除出境后终身未娶，他始终挂念着远在中国的妻子和儿子。大概命运使然，他带着永远无法实现的遗憾于1980年在法国巴黎去世了。也是在这一年，组织上为他的继父平反，并落实政策，他来到唐山市三电办公室工作。

　　刘凯的生父去世后留下大量资产和十一家跨国公司。老人家留下遗嘱，资产的一半留给从未见过面的儿子，另一半交给刘凯的叔叔，并委托他叔叔经营。1984年，刘凯的叔叔来到辽宁签约合资项目，爷俩在北京见了面。叔叔提出让刘凯出国，刘凯没有答应。1986年，爷俩再次在北京见面，当叔叔再次提出让刘凯出国接受父亲遗产时，刘凯说出的话四座皆惊：“我思念我的父亲，但我生在中国，长在中国，我离不开中国，我爱中华!”叔叔只好带着遗憾回法国了。

　　1987年，刘凯向党组织第一次递交了入党申请书，他向新的目标奋进。此后，他一步一个脚印创造自己的价值，为了实现加入中国共产党的目标，他坚持每年写一份入党申请书，写了整整十年，1996年，他的愿望终于实现了。

　　五年前，上级要在河北北部贫困地区搞希望工程救助，他陪同来到这里。在市郊的十二中学，遇到两个贫困生姐弟俩，时刻面临辍学的可能，他们的父母都是残疾人，生活极为困苦。刘凯看在眼里，记在心上，他送去一千五百元钱，并向孩子提出最朴实的四点希望：努力学习，孝顺父母，尊敬师长，团结同学。

　　从那时起，这姐弟俩的学费便由他包了下来，一直到初中毕业。2000年，姐姐考上了承德师专平泉分校，学制五年，学杂费两千五百元，他每学期按时寄去，从不耽误。

　　去年在承德开会，他心里惦记着在平泉上学的孩子。到了学校，这个孩子见了恩人，激动得热泪盈眶，呜咽着久久说不出话来。刘凯详细地询问了孩子的学习情况。孩子告诉他，一段时间她的学习成绩下降，她辞去了校团委的职务，成绩又上来了，但仍然担任着班干部。刘凯很高兴，留下了下学期的学费。

　　“一个月二百元钱伙食费够吗?”刘凯又关切地问。

　　“二百元钱够吃两个月。”孩子回答。

　　“那怎么可以，一天才三元钱。”刘凯说着话，又拿出五百元钱塞到孩子手里。同去的司机感动了，也拿出了二百元钱。

　　临别时嘱咐的话说了一遍又一遍，车走出很远了，孩子还在那招手，泪水盈满眼眶。

　　刘凯没有过多的表白自己。他最想表达的是，历经磨难才知人间真情的宝贵，他要用行为去珍视这份真情。

     洋知青刘凯（左）与《承德知青网》负责人黄秋成（右）

作者：仇承轩，男，《那年.那月》知青文集编委、封面和封底设计，1966年毕业于承德一中，1968年上山下乡。1976年在丰宁县文化馆做美工，1986年调到市报社，先做美术编辑，后做文字编辑。美术作品多次参加国家及省市各级展览，连环画作品在国家级刊物和省级出版社出版或发表。并有多件美术作品和新闻作品获各级奖励。曾任承德市美术家协会副主席兼秘书长，三届市政协委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