难忘十七岁的知青岁月-文学社-承德知青网

难忘十七岁的知青岁月征文

冬梅 2020-11-19 873

“承德知青网‘重绿杯’美文大赛”参赛作品选（25）

难忘十七岁的知青岁月

石永亮

1977年夏天，经过了学农、学军、学工之后，我和弟弟一同高中毕业了。是年我16岁，弟弟15岁。

那时父亲在小工程当支部书记，偶尔才回家一趟。母亲打算让我们哥俩一同下乡。要知道那年月不少家庭都在千方百计将自己孩子留城，下乡一个都不舍得，我们家一下子下乡两个，在别人看来有些不可思议。不是父母狠心，实在是迫不得已。当年，76岁的姥姥已经从山东老家来我家与我们共同生活，全家六口人，日子过得紧巴巴的，每月的最后一周，总是向街坊邻居借五块钱方能勉强捱过。而哥俩又正值长身体的时候，家里实在供不起。我们哥俩由平顶山子弟学校分别跳级，转入市一高和市六中，各自上了一年的高中，就是为了下乡能享受到成人每月42斤的口粮和8块钱副食补贴的待遇。因为这对原本并不宽裕的家庭来说，既是一种很大的接济，同时也是无奈之举。

不知为何，我们的下乡手续办的时间很长，直到10月6日，才拿到盖着郊区知青办红印的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光荣证。原以为，拿了证很快就能离开父母奔赴农村了。谁想道阴差阳错，12月18日才接到通知，让去公司知青办参加欢送会。

不记得会上讲的是啥，只记得公司同批下乡的一共有56个平顶山子弟，每人发了一个洗脸盆、一块中州肥皂、一条毛巾和一个搪瓷杯。第二天一早，两辆解放牌汽车满载着知青和送行的家人，先是一路向西，穿过残雪消融的田间小路，跨过又窄又滑的应河桥，摇摇晃晃地绕过西王营村，喘着粗气一路由南向北，最后艰难地爬上山岗，才来到几十里地开外的河南省平顶山市郊区薛庄公社西王营大队知青点。

没有戴大红花，没有高举毛主席画像和红宝书，只有凛冽的寒风吹得脸生疼，带着单线手套的双手也架不住空旷麦地里刮过来的西北风，唯独好受点的是脚，因为车上除了行李箱就是人，挤得也感觉不到冷了。后来才知道，我们属于文革后期上山下乡的255万知青其中的一部分。

这是一个建在山岗上、呈7字形布置的小院，是平顶山建在最西边的知青点。据说以前曾是个乱坟岗，现在周围已经全是一片片青葱的麦地，坡后还有一道常年不干的水渠。

北面三排平房，东侧一排厢房，小院的南面是敞开的小坡地，食堂、牛棚、猪圈和麦场都在下面，连全体人员生活用水的唯一水源也在坡下稍远一点的菜地边上。东西各有一条土路通向村庄，正南面的土路是通往知青点唯一的必经之路，是专门为修建知青点而铺的。

早于我们来的老知青有五十多人，一部分人回城搞副业了，平时在知青点的人数并不多。七八个老农脸上露出憨厚的微笑，在队长的招呼下，为迎接公司派来的正副领队忙碌着。在第一排平房前边的空地上，停放着一台半新的大四零拖垃机，这里便成了欢迎会的现场。

简短的仪式中，不知是谁走漏的消息，说我会写文章，结果让我代表新知青上台发言，还让我写了一张大红决心书，贴在食堂里的大厅。其实，我那会儿根本不会写毛笔字，贴出去的决心书难看得很，那水平恐怕还赶不上小学三年级的学生，可居然也没有人吐槽。

随后，大家都忙着搬抬自己的行李箱，送行的家人也随同到各自孩子的房间帮助收拾。

临近午时，大家来这里吃的第一顿主食，是高粱面和红薯面的混合窝头，菜是连皮也没削的清水煮南瓜，几乎看不到油星，不咸不淡的。由于天冷，窝头冻得很硬，咬不动，不少人没吃几口就扔了。家长们目睹此状，心里很不是滋味，有位女生家长当场还掉了眼泪。

当夜幕降临，无所事事的知青们收拾停当各自的生活杂物，还有些按捺不住异地落户的好奇，三三俩俩到室外走动，不知是谁还唱起了一种“偏冷”的小调，让头一次听到这样词曲的我们，感觉到了一种淡淡的忧伤和愁伥。我的知青生活就这样在寒冷的腊月里拉开了序幕。

第一年，我与大伙一样，抗旱浇麦、割麦打场、坡地平整、扛桩晒粮、轧草喂牛、锄玉米、挖红薯，农活儿样样不落。

每天早晨、上午、下午三次上工，晚上自由活动。我们几个则泡在二桑伯的菜园子里缠着他，让他讲故事。因为西王营这地方是平顶山市与下辖的宝丰县搭界的地方，而后者则是全国著名的曲艺之乡，尤以每年正月十三的马街书会为代表。所以，这里上了岁数的老农差不多都会讲上几段老故事，像三国、水浒传、隋唐演义、杨家将等等，我们听得津津有味。二桑伯没有什么要求，唯一的就是让我们每两个月回一次城探亲的时候，给他捎带一些信纸。一开始，我们还以为老汉不光会讲故事，可能还会写小说啥的，不然要那么多信纸干啥呀？后来才明白，原来老汉吸的烟都是用干烟叶卷的旱烟，原来他是用来卷烟的。

有趣的是，有一段时间，山上一只大野猫经常夜里光顾知青食堂偷吃粮食，还把食堂祸害的一团糟。炊事员李新安想出一个狠招儿：抓住野猫先用水浇，然后在知青食堂内的电源盒里取出一根火线直接捅上，只听“嗷”的一生惨叫，大野猫给电死了。有人提议，说猫挺肥，扔了可惜了，不如吃了它。于是，李新安动手剥皮开膛，忙乎了半天，用平时挑水用的大铁桶给煮了。那天，我刚好归队，赶上了饭口见有肉吃，也就盛了一碗，尽管有些酸酸的，但还是吃完了。第二天听说是猫肉，噁心的一连几天都缓不过劲儿来。

最糟心的要数去给在阎口村治理南山的老知青们送煤和粮食。那天，我穿的是一双懒汉鞋，也就是一种两侧带松紧带的单鞋，是那时候很流行的一种男士布鞋。没走多远，两脚便沾上了化雪后的黄泥，越走越厚，甩都甩不掉，直到最后两侧的松紧带全开了，成了一双正宗的拖鞋，踉踉跄跄走完八里地，两脚冻得像被猫咬似的生疼生疼的。

知青点本来就建在半坡之上，周围没有任何遮挡物，阵阵西北风刮过，说寒风刺骨那是一点也不夸张。可没有人能帮能替，一切都得靠自己咬牙坚持，那年我刚满16岁。

农村一旦进入冬季，便属于农闲时分，最常做的就是挖山修渠平整土地了。队长接到新任务，让派一部分人去公社支援修渠，我二话没说就去了。我们知青点的工地被分配在公社最东面的粮库附近，距离知青点有20多里地。知青点唯一能动的是一台手扶柴油拖拉机，跑一趟要一个多小时。每次都是天不亮就出发，中午在工地上吃一碗白水煮面条，晚上回来的时候天已完全黑透了。

由于我们知青下乡的时间与厂部掌握的时间不一致，涉及知青的切身利益，因此很多知青在知青点闹开了罢工，我没有参与这件事，继续干活儿，想不到各种头衔纷纷接踵而至：我这个不满17岁的小屁孩，先是当上了知青点的会计，然后是大队队委、民兵连指导员、团支部书记，用队友们的话说“红的发紫”了。

第二年，由于大部分知青都回父母所在单位搞副业，老知青们也先后返城。知青点里每个月都像走马灯似地不停地换人。因为我是会计，所以自然也就成了唯一的“联合国常任理事国”。

由于人少了，我在外屋靠门的地方砌了个灶台，烧水煮饭，里屋预留4个人的床位，从家里拿来旧报纸糊了顶棚和墙面，还淘来副领队奉命回厂留下的办公桌。同时，自己动手，从家里带来钳子和铁丝，在东窗外圈了个小院，正好两扇窗户大小。种点丝瓜、豆角、黄瓜、辣椒之类。闲暇时，翻土浇水，捉虫搭秧，其乐融融。小院正中，还安置了一个小方桌，空闲时，哥几个楚汉河界杀上几盘,有时竟也热火朝天，嗷嗷叫的动静引得其他房间的知青也前来围观助战。

时不时能有些收获，改善一下伙食。这时知青食堂从一开始的南瓜和根达菜，到后来一点菜影也不见了，而各自从家带来的勉强能吃一个月的肉炸酱瓶全部见底，情急时还曾馍沾盐吃之际，居然能吃到新鲜的时令蔬菜，令其他房间的知青们都羡慕不已。有时不请自到，来蹭一顿好吃的，都是常有的事儿。

第二年，由于人少，知青点里冷清了许多，自然活儿也就少了。我和同伴每天下午四点之后，穿上厚厚的帆布工作服（防玉米穗进脖刺痒）下地里去掰两捆玉米杆头，用大铡刀轧碎喂牛，晚上就住在麦场上，一天的工分就挣到手了。我每个月都要去厂里结账，短则一周，长需十来天，每次都会给知青点带回小两千元的现金，这在当时绝对是件了不起的大事儿。为此，队长乐得合不拢嘴，对我更是特别关爱有加。像经常上大队、公社和郊区开会，参加学习班，隔三差五进城以及回厂里办款都算是公差，每次只要我拿着李队长的批条，当出纳的女孩子总是顺顺当当的给我拿钱。

1979年仲夏，我随大规模的知青潮返城，回到了父母身边。在考上一家流动性质的国企之后，特地去了一趟阎口村，将我存到活期存折上的那些当知青以来挣到的钱全部取出，去宝丰县新华书店买了柳青的《创业史》、杜鹏程的《保卫延安》等书，算是对那段知青下乡的历史留下一些记忆。

当时还不知道，就在与宝丰县比邻的郏县广阔天地乡，现任国务院总理李克强的夫人陈虹就在那里下乡，这是参加工作若干年之后，一次红色教育活动时才得知的。我非常惊愕，我下乡的知青点距离广阔天地乡的直线距离也不足三十公里。真可谓是与陈虹曾经在同一片蓝天下，共同度过了那段难忘的知青岁月。

至此，我两年的下乡生涯，准确地说是1年零七个月，就这样结束了。

期间，在远离父母的关爱和家人帮助的穷乡僻壤，我不仅学会了从几里地以外的坡下挑水，学会了自己垒灶台生火烧水做饭，学会了一些小针线活儿，更主要的学会了宽以待人和团结合作，学会了尊重别人的劳动成果，学会了省吃俭用和吃苦耐劳。不知道这算不算可贵的知青精神？

倘若回眸走过的人生历程，上山下乡生涯仿佛是一种经典阅历难以忘怀。也许，正是因为有了它如影随形甚至刻骨铭心的陪伴和潜移默化的影响，后来才对步入社会的我产生不可估量的影响。

还有一段小插曲不得不提及。那年的九月，就在我结束知青生涯、已经在技工学校车工班念书之际，想不到有一天，知青点的李队长专程赶来，让我回去帮助做完第二年的年度决算。班主任做不了主，去找教导处主任，主任又请示校长，最终在征得校方同意后，我再次回到了自己熟悉的知青点，重新操起用了一年多的算盘，开始了一周的结算。也许是知青回城搞副业的缘故，算出来的收益比上年出奇的好，我们55个新知青，包括老农、老知青都拿到了从未见过的那么多的分红。由于我和队长一样，都是每个工10分，是全知青点最高的分红337元，弟弟也分得100多元，家里又添了点钱，买了一台天津产北京牌17寸黑白电视机。这在1980年公司家属院里，可是屈指可数的人家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