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迅是怎样过春节的　　

摘选书目：《文史荟萃》

作者：曹宗国　

鲁迅对过春节的态度，集中体现于1934年2月15日撰写的《过年》一文。这篇杂文针对民国政府曾于1928至1934年间强制废除阴历，“移置废历新年休假日期及各种礼仪点缀娱乐等于国历新年“等背景，深刻地指出:无论世道时局如何,对于中国老百姓来说春节毕竟“还是自家的东西，更加可爱了”。鲁迅用最简朴的语言，表达了他对春节作为民族传统的文化认同和对家庭亲情的着恋，具有厚重的人文情怀。

在这篇文章末尾，鲁迅还说“我不过旧历年已经二十三年了，这回却连放了三夜的花爆，使隔壁的外国人也‘嘘”了起来:这却和花爆都成了我一年中仅有的高兴”。可见鲁迅对待春节的态度,是经历了转变和认识过程的，其真情实感，都在他的日记中有如实记录，大体可分为四个阶段:

一，青少年时期，鲁迅对春节的态度是淡漠的。

      鲁迅儿时的春节，应该说是快乐却被动的。

他与家人一起过春节，无非是与长辈一起祭祖，向诸位长辈辞岁，去老师寿镜吾家拜年，按当地习俗到开元寺数罗汉等等。

其间当然对封建的氛围和世态炎凉有所感受，大致如同他在《祝福》里描写那样。

及至青年，我们可以在鲁迅1913年以后的日记中看到他过春节的记录。那时他就职于教育部，独自居住在北京绍兴会馆，心境是沉抑的，春节期间多是逛琉璃厂,与朋友聊天，读书睡觉等，与平日生活无二。

1917年的除夕夜，他是:“夜独坐录碑，殊无换岁之感。

到了1919年底，周氏三兄弟及母亲举家迁入北京八道湾11号大院，春节自然必须有些讲究,祭祖先“添菜饮酒，放花爆”都成了必不可少的传统节目，作为大先生的鲁迅不能不维持。

可是到了1923年，周氏兄弟离隙，鲁迅搬出八道湾，他的春节又变得孤独冷清，而且更增添了许多苦闷。兄弟分手后的第一个春节，1924年除夕夜，鲁迅“饮酒特多”，初三“夜失眠，尽酒一瓶。“其郁郁寡欢可想而知，所以鲁迅曾说“舍间是向不过年的，无论新旧”。

二.鲁迅和许广平恋爱结合以后，他对春节的态度有了很大的转变。

鲁迅对过春节变得热情起来，是他和许广平的恋爱唤醒的。在封建婚姻里煎熬到中年、实际架寡孤独的鲁迅，生命的自由渴望终于被真实的爱情拯救复活了。

1927年的春节是2月1日，当时他们在广州。年二十九夜晚，鲁迅就和许广平、孙伏园一起”秉烛夜游”逛迎春花市。

年三十，他应同事朱家骅邀去家中共吃年夜饭，与来拜年的年轻人欢叙。还忙中偷闲，游公园，逛花市，尽量享受节日的快乐。鲁迅日记记载，节前三天”广平来并赠土鲮鱼六尾”;年初一”广平来并赠食品四种”。

大年初三，他俩还去游了越秀公园，鲁迅高兴得仿佛年青了，居然从高处跳下,被土堆绊了一下，跌伤了脚，只好坐车返回。

1928年的春节是1月23日，是鲁迅与许广平组建家庭、和胞弟周建人一家在上海团聚的第一个春节。

虽然刚到上海比较忙，但鲁迅还是没忘过年。

年前、年后几天，除19日"同三弟乌及广平游市”并逛书店，以及与友人往来应酬(招饮、拜年)外，鲁迅还以与亲人同看电影作为庆祝，而且接连看了三个夜晚:20日晚同蕴如、哗儿、三弟及广平往明星戏院观电影《海鹰》21日“晚观电影，同去六人”";22日“旧历除夕也，夜同三弟及广平往民(明)星戏院观电影《疯人院》。

1929年春节是2月10日，鲁迅虽然仍以逛书店看电影为娱乐，他居然记得要买礼物送给许广平。节前，鲁迅"往内山书店”，8日1在书店"得《草花模样》部，赠广平”。这时，许广平已是“准妈妈”。过年时，鲁迅还描摹“草花模样“的日文休闲画册(古谷红麟绘）送给爱妻。除夕当晚，鲁迅邀来柔石，与周建人两家同吃年夜饭。柔石在日记里说:“今天是旧历十二月三十日。从吃夜饭起,直就坐在周先生那里。夜饭的菜是好的，鸡肉都有，并叫我喝了两杯外国酒。饭后的谈天，我们四人，(还有建人先生同许先生）什么都谈，文学，哲学，风俗，习惯，同回想、希望，精神是愉悦的。”

三，1931、1932两年，由于经历了白色恐怖和侵略战乱，鲁迅对春节更加珍惜。

1931春节是2月17日，这时鲁迅和许广平已经有了爱子，他们本该过一个很亲热的春节。可是在1月17日，和鲁迅来往密切的左翼作家柔石被捕并遇害鲁迅也受到了牵连。经过日本友人内山完造协助,鲁迅于1月20日"下午偕广平海婴并许移居花园庄”避难，春节就是在旅馆的一间原为工友所住的狭窄小屋里度过的。

大年三十，他和许广平“托王蕴如制肴三种"，从家里带到旅馆，“于晚食之”，算是除夕的晚餐。当时正好蒋径三造访，鲁迅“因留之同饭”，这是顿特别的年夜饭。

1932年春节是2月6日。1月28日,日军进攻上海，鲁迅所住的北四川路拉摩斯公寓”突陷火线中，血刃塞途，飞丸入室，真有命在旦夕之概”。经内山完造建议，“下午全寓中人俱迁避#内山书店，只携衣被数事”。鲁迅一家”和周建人家小、女工....十口人,挤在书店的一间楼上。

除夕前一天，鲁迅与茅盾、叶圣陶、胡愈之等43人联名发表《上海文化界告世界书》,抗议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上海的行。大年三十，因所避居的北四川路内山书店处在战区之内很不安全，又在内山完造帮助下，“下午全寓中人俱迁避英租界内山书店支店，十人一室，席地而卧”。鲁迅”无所携，只自身及妇竖共三人耳”，就这样在东躲西藏中，度过了战乱中的春节。

1933年春节是1月26日，这一年，鲁迅终于可在自己家中过年，他在日记中感慨:“盖如此度岁，不能得者已二年矣。“为庆贺"旧历除夕"，由夫人”治少许肴”，特地邀来同在拉摩斯公寓寄住的冯雪峰，和自己一家人同吃年夜饭。饭后，鲁迅”又买花爆十余，与海婴同登屋顶燃放之”，父子在嬉戏中迎接新年。鲁迅难得有如此兴致，这是因为在他看来，“过年节”是“孩子们所盼望的”，对他们来说,年中最高兴的时节，自然要数除夕了"。可是,此前接连两年,海婴都随父母在逃难中过年，幼小的心灵饱尝了惊恐和不安。此番带孩子燃放花炮，当然是鲁迅的一种补偿。

正月初六，王蕴如送来一笔82元稿费，鲁迅即"分赠蕴如、广平各二十，自买《周汉遗宝》一本”,“为海婴买玩具三种”。

四，1934至1936年，在鲁迅生命的最后几年里，他对春节的认识和态度有了质的飞跃。

1934年春节是2月13日。除夕,鲁迅给同在上海的三弟周建人家送去火腿和玩具；正月初一收到母亲从北京寄来的1盒糟鸡和9件玩具。年初二，鲁迅写了那篇杂文《过年》，认为对于“悲愤者和劳作者“来说，春节实在是难得的休息和高兴,应该有格外的庆贺。这位“惯于长夜过春时”的思想者在孤独和悲愤的中，内心也充满了对人世的悲悯。

1935年除夕夜，鲁迅在给黄源的信里说:“十多年前，我看见人家过旧历年，是反对的，现在却心平气和，觉得倒还热闹，还买了一批花炮，明夜要放了。”晚年的鲁迅，是把春节当做了人生的一种慰藉。

1936年春节期间，鲁迅大概对自己的生命有所预感，居然写了六封和过年有关的信。作为儿子，永生难忘的当然是自己的母亲。他给母亲写信说:“上海这几天颇冷,大有过年景象，这里也还是阴历十二月底像过年。”革命文学青年总是这位一代文学大师的希望寄托所在，他致信萧军“在旧历年内，邀些人吃一回饭”。

大年初六，鲁迅特地邀应请黄源“往陶陶居夜饭并邀胡风、周文二君，广平亦携海婴去”。这是他与友人并爱妻爱子一起最后的春节聚会，从此在人间春节里再也没有鲁迅的身影了。

但我们每年都当记起鲁迅的话，过好属于我们自家的可爱的春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