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文化荒芜年代的阅读

上海知青网

作者：王震亚

（黑龙江生产建设兵团，北京知青）

从某种意义上说，“文化大革命”的十年，也是大革文化命的十年。

一、“逍遥”中遇到了鲁迅

1967至1968年间，在最初的疯狂与混乱之后，“运动”的主战场开始转向企事业、全社会。曾经喧嚣的中学校园不再热闹，所谓的“复课闹革命”沦为笑话。大多数待分配的“老三届”们都自我调侃为“逍遥派”。

约上小学或中学的同学，或在谁家打桥牌，或到后海游野泳，还曾骑车去潭柘寺、八达岭，远赴天津等地。按说大把的时间应当用来读书，可是书店里已经无文史类书可买。橱窗里、书架上，全是一片红——红宝书。而各家各户，经历了“红八月”的“破四旧”风暴之后，残留的可公开阅读的书籍屈指可数。

正是在这样一个时段与背景下，我开始翻看十卷本的《鲁迅全集》（人民文学出版社1958年版）。

先是从兴趣出发，读鲁迅的小说。其中的第一篇《狂人日记》，就把我深深地吸引住了。其形式的独特与思想的深邃——“没有吃过人的孩子，或者还有？救救孩子……”的呼喊，让我震惊。由此，一篇篇读下去，孔乙己的迂拙、润土的麻木、祥林嫂的不幸、阿Q的精神胜利，都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至于吕纬甫（在酒楼上》）和魏连殳（《孤独者》）从热烈激昂到彷徨消沉的心路历程，亦扣动了我的心弦。

与读小说比较，读鲁迅的散文集是另一种感受。无论是写童年趣事的欢欣（《从百草园到三味书屋》），奔走于药铺与当铺之间的酸辛（《父亲的病》），在南京求学时的期望与失望（《琐记》），对藤野先生的敬重与感激（《藤野先生》），对老友的怀念与惋惜（《范爱农》），《朝华夕拾》中的篇什都明白晓畅，读起来兴味盎然。而《野草》却让人费解，流露出的情绪是那样的复杂，让我一个中学生无从把握：“有我所不乐意的在天堂里，我不愿去；有我所不乐意的在地狱里，我不愿去；有我所不乐意的在你们将来的黄金世界里，我不愿去。……我不过一个影，要别你而沉没在黑暗里了。”（《影的告别》）这是虚无吗？可反复的纠结中似乎又潜藏着执着与信念：“死亡的生命已经朽腐。我对于这朽腐有大欢喜，因为我借此知道它还非空虚。……地火在地下运行，奔突；熔岩一旦喷出，将烧尽一切野草，以及乔木，于是并且无可朽腐。”（《野草·题辞》）

当然，《鲁迅全集》中占据篇幅最多的是杂文。以此形式，批判国粹主义：“什么叫‘国粹’？照字面看来，必是一国独有，他国所无的事物了。换一句话，便是特别的东西。但特别未必定是好，何以应该保存？”（《随感录三十五》）提倡科学思想，认为：“科学能教道理明白，能教人思路清楚，不许鬼混”（《随感录三十三》）。揭露国民性的弱点，“向来有点自大。——只可惜没有‘个人的自大’，都是‘合群的爱国的自大’”（《随感录三十八》）；缺乏正视现实的勇气，专“用瞒和骗，造出巧妙的逃路来，而自以为正路”（《论睁了眼看》）。印象里，最让我有醍醐灌顶之感的是鲁迅对历史上朝代更迭、治乱交替的分析与论断：“有更其直捷了当的说法在这里——一，想做奴隶而不得的时代；二，暂时做稳了奴隶的时代”（《灯下漫笔》）——何其鲜明，不容质疑！

由于缺乏必要的历史、文化积淀，更谈不上有什么社会、人生的阅历，所以当时的阅读基本上是囫囵吞枣。然而，正是这样的阅读，让我没有完全荒废大好的青春时光，没有堕入无聊、烦闷与茫然的泥淖中不能自拔。而且，这一版的《鲁迅全集》是有注释的。借助注释，或多或少，还是能够让我约略窥知上世纪二三十年代的一些人和事。这些人和事，在“文革”初期的各种大字报与各派的论战中频频出现，人物成了花脸，事情也变得模糊不清。

可以毫不夸张地说，鲁迅先生的这些思想精髓在日后的岁月中陪伴我度过了北大荒的风雪寒冬，指导我观察世情、洞悉人生，并在前途莫测时仍能韧性地坚持。

二、以史为鉴

虽然潜心阅读《鲁迅全集》，但毕竟处于政治气氛极为浓重的“文革”之中，想要不关心正在进行的运动是不可能的。于是，我又通过同学、好友，暗地里搜寻、借阅以亲见、亲闻、亲历为特色的具有文史资料性质的各种回忆录，包括“文革”前内部发行的《文史资料选辑》、《斯大林时代》等书。借此，想对历史上的人物和事件有多侧面的了解。并且，以史为鉴，努力去理解正在发生的运动。因是借阅，很多书只能快速浏览。但安娜·路易斯·斯特朗的《斯大林时代》（世界知识出版社1957年版）却是细读的。

无疑，这是一扇窗户，书中的一些章节让我看到了以前并不了解的历史进程中可能出现的扭曲与舛误。自然，以我当时的年龄与阅历，对于这一切的理解是非常肤浅的，因此，阅读时只是用活页纸做了一点儿摘录。

在大规模上山下乡运动全面铺开前的空当中，我不仅又阅读了锡兰人特加·古纳瓦达纳写的《赫鲁晓夫主义》一书，而且还看到了不知从什么地方流传出来的油印的赫鲁晓夫在苏共20大上作的秘密报告。

但是，对于国际共运史的了解越多，困惑也就越大。而现实中，“文革”已进行了两三年。其间的一切，不可能都亲身经历，却也有不少的耳闻与目睹：“四个伟大”的登峰造极，“横扫一切”的空前疯狂，整人的与挨斗的，以及各种各样的派别组织，如走马灯般的轮回、转换，几乎没有谁能够始终或完全地超脱于运动之外。因此，对“文革”的初衷、进程与可能的结果产生了怀疑……

当然，仅仅是疑惑；而且，这种闪念在很长的时间里，只是深深地埋藏在心底。

记得“三家村”之一的廖沫沙说过：“历史是一面镜子，也是一本深刻的教科书”。以史为鉴引发的独立思考，让我有所清醒，少些盲从，在可能的范围内与一定的程度上多了点儿理性与主见。

三、多雪的冬天 

1973年，是我人生中的一个灰暗时期。

年初，在漫天飞雪中迎来了去北大荒后的第二次探亲假。

与1971年的第一次探亲一样，短暂的20多天里，就忙着会友（那些下乡去内蒙、秦晋、云南的同学此时有不少返京过年），购物（为连队的老职工捎带东西）、看电影（如日本影片《山本五十六》《虎、虎、虎！》和《啊！海军》等所谓的“内部参考片”）和参观（在北京举办的英国工业技术展览会及全国工艺美术展览等）。

谁能想到，就在假期快要结束的2月中旬，可能是雪后受凉的缘故吧，突患感冒。按说，感冒不算什么，但此番感冒很不寻常。先是高烧，打青霉素、服退烧药后体温降了一些，却始终徘徊在三十七八度。医生有警觉，让做进一步的检查。经透视、拍片、验痰，于3月初确诊为右側浸润型肺结核、进展期。

接下来，自然是连续打链霉素、服雷米封，定期复查。在这种情况下，我只能给连队去信，说明病况，要求续假。

不久，收到连队答复：需按军务股规定回来销假，有病去团卫生队诊治。考虑到医疗条件、饮食营养等多方面因素，我在家人的支持下仍决定留在北京治疗。

彼时，我25岁。既不知道我的身体能恢复到何种状况，也不知道将来回北疆后如何去适应新连队的劳动强度（我的连队小学校的教师工作已由旁人接替。同时，赶上连队缩编为轮训队，我与其他数十名荒友将被调往水库）。而在北京，每天除了打针、吃药，无事可做。偶尔，也去就近的劳动人民文化宫和中山公园散步。头天还是繁花似锦，不料一夜风紧，隔日就落英遍地，难免感时伤怀。即使连队的知青荒友均来信劝慰，并告之兵团的近况，也难解心中的愁闷。何况，7月底发生了张铁生事件，“四人帮”一伙对“白卷”精神的倡导，更让人对国家前途个人命运感到茫然。

此时，“文革”已进行了六七年，原有的中外名著几乎被扫荡殆尽。无书可看的沮丧加剧了无聊、无奈与无望的烦躁。而这样的心情，显然是不利于病情好转的。

所幸，老天眷顾我吧，进入七二、七三年，在闹了多年的书荒之后，突然间，上海人民出版社印出了一批新书。包括《虹南作战史》、《牛田洋》等本国小说与新翻译的前苏联小说，如谢苗·巴巴耶夫斯基的《人世间》、伊凡·沙米亚金的《多雪的冬天》、弗·阿·柯切托夫的《你到底要什么？》和《落角》等。于是，我想方设法，四处搜寻。

我们这一代人，在中学期间，都多少读过一些外国文学名著，尤其是俄国小说，如《上尉的女儿》（普希金）、《怎么办》（车尔尼雪夫斯基）、《复活》（托尔斯泰）等。所以，留下了深刻的印象。现在，有机会阅读新的译作，自然是充满了期待。

在当时，这批小说名义上是供批判“苏修”而出版的，且以“内部发行”的形式出现。所以，要借到并不容易。书前照例有“内容说明”、“内容提要”或“前言”等文字，阐明出版者的意图。比如《你到底要什么？》的《内容说明》就写道：“作者通过描写几个披着艺术专家外衣的外国间谍在苏联的活动，叙述了作者自己对苏修社会中许多问题的看法，并在一定程度上暴露了苏修社会的黑暗和堕落”。

实事求是地讲，这些作品都无法像曾经读过的外国小说《斯巴达克思》（拉·乔万尼奥里）、《牛虻》（艾·丽·伏尼契）与《钢铁是怎样炼成的》（尼·奥斯特洛夫斯基）那样，给我们这代人以巨大、深远的影响。但在当时，仍感到比《虹南作战史》、《牛田洋》等作品有意味得多。

相比较，《多雪的冬天》给我留下的印象还是不错的。也许，是因为小说的题目主人公叫安东纽克，在农业部门担任领导工作。他反对赫鲁晓夫关于“退牧更具文艺性，而且具象化，透着寒意，与我当时的心境相契合——烦愁、忧郁。

还农”的政令——犁掉牧草，改种玉米，认为应该因地制宜，不搞一刀切。否则，在不适合种玉米的地方种玉米，会给当地以畜牧为主的传统农业带来巨大的损失。为此，遭到昔日战友、同事、部下的严厉批判，被安上了“机会主义”“不同意党的政策”“进行蛊惑人心的煽动”等罪名，不得不提前退休。待到赫鲁晓夫下台，“退牧还农”政令不再执行，但安东纽克并未复职工作。因为任何现任领导都不承认是他们迫害了安东纽克；而且，赫鲁晓夫的下台，主要也不是因为他要“铲除牧草播种玉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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