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激情燃烧”的知青岁月

在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40周年之际，刘源等20多位当年的北京知青，于2008年国庆期间，回到他们40年前插队生活工作过的地方——山西省山阴县白坊村进行回访。在白坊村，刘源一行受到村民们的热烈欢迎，他们与老乡共叙旧情，共同回忆那段难忘的岁月。

白坊村知青刘源

刘源说，40年前，他们这些十七八岁的孩子来到山阴县白坊村，是胸怀博大的白坊人民接纳了他们，给了他们关怀和帮助；是勤劳淳朴的白坊村民教会了他们终身受用不尽的劳动知识和技能，从白坊村农民的身上，他们也看到了中国农民的勤劳和善良。此次回到第二故乡，更是看到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了解到了朔州在全省、全国的优势地位，这让他们感到无比的骄傲和自豪。

时间拨回到了1968年12月24日清晨，北京火车站。那时，许多年轻人，响应毛泽东“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的号召，踏上火车，奔赴陌生的农村，开始了一段未知的人生旅程。

当时的刘源无家可归，父母被分别囚禁，兄弟姐妹全被赶出了中南海，天各一方。于是，刘源也夹杂在人群之中，麻木地踏上了西去的列车。刘源记得，当时北京火车站站台上挤满了家长们，有人痛哭流涕，有人兴高采烈地挥舞着挎包。那天，只有妹妹亭亭一人为他送行。刘源一头扎进拥挤的车厢里躲了起来，不敢见，也不想见妹妹。哭成泪人儿的妹妹在如海的送行人堆里寻找着，一个个窗口查看着，呼喊着。

火车启动了，刘源才挤到车门口，隔着玻璃门与妹妹瞬间相视，只听妹妹喊了一声“源源哥！”就一晃而过。刘源回忆说：“当时，我胸中既没那种响应号召的狂热，也没对走进充满艰难困苦的未知世界的恐惧……”

火车进入山西后，一批批学生陆续下车，赶往各自的知青点。刘源他们下车的山阴站是那趟旅程的倒数第二站，下车后的礼遇是他们没有想到的——人们夹道欢迎，锣鼓喧天。很快，刘源等27位知识青年被分配到山阴县白坊村劳动锻炼。刘源被安排单独住在一间破草房里。

不久，九大召开，会议虚构了以刘少奇为首的“资产阶级司令部”，肯定了强加给刘少奇的种种罪名。为此，刘源就开始承受新一轮的“革命行动”。别的同学是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而他则是在贫下中农的监督下接受“改造”。白天，用半原始的工具和方法劳累了一整天，晚上还要没完没了地接受批斗。终于，他再也忍受不了了。一天，在夜里举行的批斗会上，他突然狂怒地操起一把火钳，“腾”地跳到门口，发疯般喊道：“你们还有完没完？要不想让我活下去，我就先跟你们拼了，出来一个我捅一个！”同学们一个个都愣住了。

然而，人间自有真情在。在山西农村，刘源更切身体会到中国农民的朴素真诚、博大慈爱的胸怀，他们并不对刘源表示歧视，相反给他以保护，给他以珍贵的温情。“慢慢地，我仇恨一切的冰心开始融化”。

白天，刘源像农民一样辛勤劳作；晚上，他挑灯夜读。他帮农民算账，给他们扎针号脉，他给贫穷单调的农村生活留下一片笑声……

直至1975年秋，在周恩来的亲自过问下，刘源因病离开了生活了7年的白坊村。走的那天，几乎全村的人都出来为他送行。许多老人、大嫂和媳妇都哭成了泪人，刘源也泣不成声。他这时深深地感到，自己生命的一部分已经永远留在了这片贫瘠的土地上。

回到魂牵梦绕的北京后，刘源被安排在北京起重机厂当普通工人。刚进厂不久，又适逢“四五”TANM事件，刘源自然又成了被清查的重要对象。工人们心照不宣地把他保护起来，他的师傅、老工人田文奎甚至为他担保：“我白天黑夜和刘源在一起，他没有问题！”工人们热情地教他生产技术和工艺管理，传授各种知识规程，还经常拉他到家里撮一顿。拉拉家常，发发牢骚，彼此的信任与融洽再次温暖了他的心。

一波三折的高考

1977年7月，邓小平正式复出，中共十届三中全会恢复了他原来担任的中共中央副主席、国务院副总理、中央军委副主席和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长等党政军领导职务。之后，邓小平自告奋勇主抓科技和教育工作。

不久，高等学校招生会在北京召开。由于“左”的思想还束缚着许多人的头脑，因此会议争论十分激烈。争论的主要问题是：现在是否可以像“文革”前一样招收应届高中毕业生？是否可以恢复考试？政治审查中如何克服唯成分论的影响，贯彻主要看本人政治表现的政策？招生中贯彻阶级路线与择优录取的关系？

对于上述问题，主持会议的原教育部主要领导人总也不表态，致使会期一延再延。终于，邓小平发了脾气，警告教育部“要争取主动”，“不要成为阻力”。对教育部送审稿上关于招收新生的政治审查条件，他认为“太繁琐”，这一段全部被他划掉，他又重新起草了一段。招生文件上关于政治思想品德考核的一段，基本上是邓小平写的。他说：“政审，主要看本人的政治表现。政治历史清楚，热爱社会主义，热爱劳动，遵守纪律，决心为革命学习，有这几条，就可以了。总之，招生主要抓两条：第一是本人表现好，第二是择优录取。”

当年8月21日清晨，北京长安街沿途的高音喇叭里传出头条新闻：恢复高考。

很快，北京起重机厂召开正式会议传达相关文件，报考条件就张贴在车间的墙上。刘源经过仔细研读，发现报名的政审条件中不涉及出身，只说了本人不能有历史问题、政治问题。他决定报考，但内心深处对会不会被允许参加考试仍然非常怀疑。毕竟，他的父亲刘少奇头上，还压着“全国最大走资派”的帽子。

报名后，刘源开始认真准备高考，且苦苦等待准考证。可不久，他却得知自己的报名被厂组织部门退回，理由是“超龄”。那年，刘源26岁，而据非正式的传达里有“最好25岁以下”一说。刘源不服气，因为自己初二辍学，是“老三届”的初中生，而高考对“老三届”的高中生都是放开的，“他们的年龄肯定比我大”。

日后，刘源分析道：“当年高考报名，也不能说我本人有什么问题，就说我年龄不行。当时的环境中，不让我考，不会犯错误，让我考，就可能冒风险。”

于是，当时以刘源的年龄划线，厂子里9个年龄大过他的工友一律被卡下。一气之下，刘源给邓小平写了封信。今天，刘源仍然能很清晰地复述信的内容：“我管他叫小平叔叔，开头就自报家门，说我是刘少奇的儿子刘源。我这几年从农村又到工厂，听说您恢复工作抓高考，很高兴，大家都很振奋。我想考大学，现在厂子里不让考，如果因为我父母的原因、我的出身不让我考，我很不服气，何况你这个招生简章并没有这么讲。让我考我考不上，是我自己的事情，谁也不怨……”

刘源记得，信不长，就一页纸，用钢笔书写工整，在信封上写着“中共中央邓小平副主席”，然后贴了4分钱邮票，在自己的住处北京永安里附近随便找了一个邮筒投了进去。

信是寄走了，但到底有没有结果，又会有什么样的结果，刘源心里没有底。10余天后，来了回音。刘源和9个情况相近的工友，全部被放行。

邓小平的批复，刘源至今没见过，“具体怎么批的不知道”，只知道邓小平批给当时的北京市委书记吴德，吴德转批给北京市负责高招的同志，最后由厂里教育处通知刘源，说是可以报考了。

报考的时候，刘源认真地填了政审表。父亲一栏填“刘少奇”，母亲一栏填“王光美”，本人成份一栏填“工人”，籍贯、政治面貌、社会关系等等一概填了一个“众所周知”。

刘源他们拿到的，是当年北京市高考考场里最后10个考号。当时，离高考举行，仅余一个星期。他记得，当年每个考场是40人，而自己所在的最后一个考场显得相当空荡，只坐了不到20个考生，其中10名来自北京起重机厂。刘源他们中的7位，后来成为幸运的七七级大学生。

高考过后是招生。北京师范学院（现首都师范大学）历史系教师周兴旺当时在北京崇文门内旅馆招生。他住的房间里，床上摊满档案袋。他所能接触到的档案，都是经北京市高招办筛选过的。高招办当时掌握着一份20个典型“可教育好子女”的名单，都是被打倒的中央一级领导人的子女。高招办领导让周兴旺在刘源和薄一波的儿子薄熙来这两份档案中选一份。周兴旺想：那就选个“大”的吧。

于是，周兴旺拿了刘源这一份。尽管档案就几页纸，但拿在手里觉得沉甸甸的。周兴旺清楚，自己不能做主，必须带回学校汇报。因为怕丢失，这份档案就在他家防震棚里架高的双人床上过了一夜。

录取还是不录取考生刘源的问题，一直报到当时师院的领导机构“北京师范学院革命委员会”，并为此专门开会研究。革委会副主任崔耀先是1937年参加革命的老干部。在讨论会上，他拿着刘源的档案，说，这个学生在农村插过队，是因为肝炎被退回北京养病的。这个身体呀，能过关吗？得让他去医院复查。身体行的话，没有理由不让他上吧？

为此，一个可能被上升到政治层面的、大是大非的问题，就此降到了一个很普通的、可度量也能执行的标准上，即政治问题变成了体质问题。不久，刘源去崇文门内旅馆，找周兴旺老师体检。

周兴旺带着刘源去了同仁医院。这是一场只有一个学生的特殊体检。直到此时，刘源开始相信，上大学真的“可能有戏”。

大学时代的刘源

1978年初的一天，刘源终于收到北京师范学院历史系的录取通知书，那一刻，他有些激动。此时，距离父亲刘少奇辞世已近10年，母亲王光美还被关押在秦城监狱。刘源清楚地记得，3月8日，自己正式入学。

怀着对失去青春岁月的强烈补偿心理，带着10年动乱中留下的对中国现实和未来的无数疑问，刘源在中外历史中忘情徜徉。同学们待他平等、友好，他的身心感受到了一种十几年来从未有过的平静。

1978年，对于中国而言，意味着一场彻底改变中国命运的变革的开始；而对于前guojia主席刘少奇的后人们而言，则意味着一场持续10余年噩梦的终结。这年12月18日至22日，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在北京举行。全会开始全面、认真地纠正“文化大革命”的错误。这年12月22日，根据中共中央组织部的决定，王光美被释放出狱，随后彻底平反。

见到母亲王光美时，刘源的眼圈红了：母亲脸色苍白，眼角已经布上细细的皱纹，那曾经黑得像墨玉一样的头发已经失去光泽，几丝白发刺目地显露出来。

在和邓小平的一次会面中，王光美提及了儿子要求参加高考的信和邓的亲自批复。邓小平微微一笑，没有作答。

其实，当年刘源报考的第一志愿是北大哲学系，第二志愿才是北师院历史系。考试结果虽然超过了第一志愿的录取线，但北大当时不敢招收这个身份特殊的学生。刘少奇被平反后，北大曾经派一位老师专程找到刘源，问他：“你还想上北大吗？这是你原来报考的大学。”那位老师话说得很真诚：“当时没收，确实不对，现在也许可以补救一下吧。原来你报的哲学，现在上的历史，你愿意上哲学还是历史？”

刘源没有选择转校。对北京师范学院，他心怀感激。

母亲力促向“再生父母”报恩还情

2006年10月13日凌晨3时左右，作为20世纪中国最富传奇色彩的女性之一，王光美走完了地跌宕起伏、悲喜坎坷的一生。在北京革命烈士公墓纪念馆举行的王光美遗体告别仪式，最后几乎成了哭别仪式。当前来送别的人们看到他们爱戴敬仰的王光美老人安详如昔、安卧在鲜花丛中时，都忍不住流下了难过与不舍的泪水，亲朋好友们更是泣不成声。从小就坚强地面对大风大浪的刘源，此时此刻凝视着党旗披身的母亲，也忍不住泪流满面，迟迟不愿与母亲做最后诀别。

最后，刘源还是克制住自己的悲痛，向母亲深深敬了一个军礼后，缓缓捧起母亲遗像，走出告别厅。众儿女含泪目送载着母亲灵柩的灵车缓缓离去，心里默默喊道：“妈妈，您永远与我们在一起！”

1980年，王光美和儿子刘源在长江三峡西陵峡留影

刘源说，母亲身上几乎具备了东方女性所有的传统美德。不论以什么身份出现，她总是力求做到最好。在她为国家元首夫人时，她默默地尽心辅助和照顾父亲；在风暴袭来时，她勇敢地站在父亲前面，承受着狂涛般的侮辱诽谤，无怨无悔；在经历12年单人牢房囚、身心遭受极大摧残时，她从不动摇对父亲、对人民的信任；在晚年，在几乎已经不属于她的时代，她仍然以病弱之躯为中国贫困母亲们奔走呼吁…… “作为母亲，她从不对孩子发脾气，但却很有原则，从不放松要求。在我年纪尚小还不能当兵的时候，每到假期里，母亲就会让父亲叫我去和哨兵一起站岗，学习解放军吃苦耐劳、严守纪律的作风。”

刘源记得，1982年自己大学毕业临近时，正值而立之年，在生命中有一半是在大起大落的境遇中度过的他，开始认真地思考毕业后去向，实际也是在选择自己的人生道路。当时是母亲给予自己以极大的理解与支持。

学校表示可以照顾他留在北京，教授们也愿意收他为研究生继续深造，出国留学也不成问题，给领导同志当秘书也是触手可及的事。刘源却都婉言谢绝了，要求到最艰苦的地方去干一番事业。他想得更多的，是黄土地上的人们，是仍然贫困的农民。

父亲的教导犹在耳畔，白坊村农民的贫困生活和动人心魄的送别情景历历在目。他下决心兑现诺言，重返农村，到中国的最基层去，向农民还情还愿，为老百姓实实在在做些事情。

2008年10月2日刘源回到白坊探望乡亲们

最后，他主动要求到河南农村工作，他要到父亲曾经战斗、蒙难过的地方去，在父亲身边工作，他会更有力量。作为儿子，他也希望以此告慰父亲的在天之灵。

刘源在后来给中学老师的一封信中，这样叙述着他当时的动机和想法：“在大学的4年里，我经历了所谓‘个人命运’的天翻地覆的变化，从‘最黑的’变为‘中国头号高干子弟’（都是别人的话），而我的精神上也经历了一段极为剧烈的痛苦时期。我冲出逆境之时，才发现在我和周围人们之间隔了一道无形的墙，我曾努力去推倒这墙，可是自己的力量那么微小、单薄，过去许多事情上也失去了群众的同情、理解和支持。我曾努力去做，证明我同大家没什么两样，是个极普通的人，但枉然。……经过近1年的思索，我明白了，我不能强求任何人理解我，只能以自己的行动来赢得人民的信任，以几年、几十年的不懈努力来拆除那道墙。”

主意一定，刘源如释重负，可一看到正沉浸在天伦之乐和平反喜悦之中的母亲，心又猛地痛缩起来。母亲被关押在单人监狱之中苦度12个春秋，现在多么需要亲人的陪伴和安抚，再一次离她而去，未免太残酷了……

母亲感到了儿子的不安，在他终于道出全部原委之后，王光美表现出超人的理智和冷静，极力支持刘源实现志向，力促孩子向再生父母报恩还情，甚至找到了北京市领导，为他能出北京到农村而“说情”。王光美从不为自己和家人的利益讲什么话，而对走这一次罕见的“后门”是无悔的。

1982年，刘源只身一人来到了河南新乡县七里营公社。那时，基层刚为许多老干部落实政策，许多同志才复职，刘源在公社党委、管委17个正副书记主任中，当了个“忝陪末座”的副主任，先是包一个大队分管一个区，后又分管社队企业。

刘源的从政经验在公社副主任这个位置上积累起来的。早年的插队生活培养了刘源跟基层群众打交道的习惯。

刚开始，人们不知道这个北京分来的大学生是什么人，公社领导又多，谁也没有注意到他这个“第17把手”。后来，当人们知道了新来的刘主任就是前guojia主席刘少奇的儿子后，眼光和表情立刻变得复杂起来，以各种不同的心理打量着他。不过，人们渐渐感觉到他的正直、务实，便一致竖起大拇指来。

1983年4月，经新乡县人大常委会讨论，全票选举刘源担任副县长，主抓全县的多种经营和工业。一年以后，正逢干部队伍“四化”（革命化、年轻化、知识化、专业化）。由于成绩显著，他又被县人代会全票选举为县长。

1985年初，刘源调任郑州市副市长，分管城建、计划、工交。当时，市里正在争取天然气工程立项，工作难度很大。上任伊始，市长就把这块“硬骨头”交给了他。

回忆在北京跑项目的那些日子，用刘源自己的话来说，就像个“上访户”。凭着为人民造福的愿望，利用在北京人际关系熟的条件，他在国家计委和石油部之间穿梭似的来回跑。一年后，当地群众翘首以盼的天然气终于引到了郑州，市民结束了用煤火烧饭的年代。当诸事就绪后，刘源本来就十分单薄的身体又瘦了一圈。

在郑州，被人们传为美谈的还有一件事，那就是刘源让他们住上了新房。一个数字很能说明问题，郑州市人均住房面积由原来的3.3平方米提高到6.3平方米！这个数字对于当时市区拥有80多万居民的郑州来说，的确不是个小事情。在旧城改造期间拆旧民房时，群众一时不理解，曾纷纷围住刘源评理。一人难辩众口，他开车就跑，大家都在背后取笑他。然而1年后，当这些评理者搬进新居时，便不再笑他，而是炫耀地对别人说：“我还跟刘市长说过话呢！”

从副省长到解放军上将

有人说他是“坐飞机”上来的，但是新乡县、郑州市，从领导到炊事员都说他是“扛大个、卖苦力”上来的。在郑州市副市长任上，青工楼、火车站广场、旧城改造……刘源干了一件又一件实事。有目共睹的实绩，使刘源在老百姓中获得了众口一词的赞誉。1988年1月，河南省七届人代会爆出一条轰动全国的大新闻：36岁的刘源经人民代表直接提名为候选人，并当选为副省长。100多名代表在推荐理由中说：“我们推荐刘源为候选人，并不是因为他是刘少奇同志的儿子，而是因为他谦虚谨慎，工作敢想敢干而又任劳任怨，有突出的政绩。”

刘源不会忘记那一天，河南人民大会堂里掌声四起，从代表席到主席台的6级台阶，他两步跳了上去，向台下800多名代表，也向全省人民表示感谢。此时，台下再次爆发雷鸣般的掌声。

此时的刘源百感交集，泪眼模糊，耳边又响起父亲语重心长的话语：“对一个人来说，最大的幸福是得到人民的信任，取得人民的信任是不容易的。”

当时，他分管的是工业、交通和安全工作。上任后的第一项差事，就是星夜赴三门峡，处理死亡40多人的特大翻车事故。几年里，哪里遭了灾，他就马不停蹄地赶到哪里；哪里出了事故，他很快就出现在现场。灾民的窝棚里，总有他忙碌的身影；医院伤病员眼前，总有他充满同情的面容。

河南是个农业大省，工业基础比较薄弱，为了让河南的工业交通有个较快的发展，他简直是玩命地工作，就连他年轻的秘书和司机都常常感到招架不住。人们都说老百姓办事难，其实省长们办事也并非都那么容易。就说这跑项目跑资金的事，几乎件件都是跑断了腿，磨破了嘴。刘源后来自己也调侃说：“有时碰到那些关键人物，我这个省长也像个孙子似的，不过好在咱们一来年轻，二来又不是给自己办事，当当孙子也不觉得丢人！”

在担任副省长的4年半中，刘源领导建设了多座大型电厂和全国最大的50万伏直流超高压变电站，使全省电力装机容量翻了近一番；全国投资最大的制药厂中原药厂等几家药企的兴建，使全省医药产值跃居全国先进行列；利用外资引进电话设备，使全省程控电话增加了五六倍；拥有世界上最先进的三套设备之一的中原化肥厂的投产，为农民解决了急需的尿素供应问题；还有全国最大的周口味精厂、安阳玻壳厂以及黄河上的5座公路桥等等。每一项工程中，都倾注了他的心血和汗水。

在一个拥有8800万人口的大省担任副省长，他十分清楚自己肩上担子的分量。4年半的时间里，他丝毫也不敢懈怠。不论环境如何，他在力所能及的范围里总是全力推进各项改革。企业股份制改革试点，党政领导“一肩挑”等重大问题上的举措，河南在全国都是搞得较早较好的，多次受到国家体改委的肯定。

有人说，刘源是借着父亲的名气才得到重用和提升的，好像他是个离了父亲就干不了事的人。的确，刘源的身份是特殊一些，对此，他说过：“我们这种出身的人，干好事干坏事都有条件，并且特别引人注目。人们在想像中和传说中，又给我们涂油抹彩，附加了很多的东西。做一点好事，要夸大一些，做了什么坏事，都会立刻满城风雨，传来传去，就变了样子。现在大家都反对特权，我也反对。如果说我是在利用特权，我只能保证：我只用它为人民做好事，决不用它做坏事，不用它谋私利！”

1992年，刘源调任中国人民武装警察部队水电指挥部第二政委兼副主任，后任政委，由此进入军界。同年晋升武警少将警衔。1998年，刘源任武警总部副政委。2000年晋升武警中将警衔。2002年，任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后勤部副政委。

文章原载《党史纵览》2010年03期 来源人民网-中国共产党新闻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