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青俱乐部 1月26日
文章来源微信公众号：平叔闲谭、老知青家园

《回家》作者：马丽萍

作者马丽萍是铁路子弟，也是成都铁中74级学生。她1974年下乡米易县五星公社一大队（当地称马槟榔沟）。
不幸的是，当我们今天读到这篇文章时，她已于本月的22日离开了人世。

2007年7月17日，手里拿着经过几番周折才拿到的成都户口准签证，我的眼睛湿润了——1974年9月10日，一纸红色的"上山下乡通知书"换来我成都户口本上的"迁出"两字。
天真的我曾以为会像“老三届”的哥哥一样，下乡三年后就可以返回成都，何曾想到，这一刻竟会让我用上生命里整整33年的光阴！



那年的9月11日晚，成都站的站台上挤满了送行的人，18岁的我被包围在家人中间。
父亲对我说，“到那儿好好劳动，和大家搞好关系，缺啥就写信，好找人给你捎去。”
母亲千叮咛万嘱咐：“你是女孩子，身上那啥来了，记住千万别沾凉水。还有睡觉前，看看门窗关好没有，记住再看看床下”。
母亲的这番话我记了一辈子，也成了我保持至今的生活习惯。
经过一天一夜的颠簸，列车终于在青杠小站停下。下车，拎着行李鱼贯尾随在接我们的农民老乡身后，来到插队的地方。
看着陌生的老乡，陌生的环境……我怯怯地问自己，“这三年我能坚持得住吗？”
下乡时正好赶上薅秧，知青不少人染上了“粪毒”。
我的脚肿得连鞋都穿不上，从脚背到大腿布满脓包，有的已经溃烂，流着脓水。下乡不到一个月，我就只有回成都治疗了。
说来也怪，回家没几天，没怎么上药，脚就好了。顾不得父母和兄弟的挽留，抹着泪我又回到了生产队。
只要熬下去，就可能拿到回家的通行证，这成了我当时生活的唯一信念。我想，咬紧牙关，三年总能过去 。
在乡下三年多期间，不但我自己度日如年，家人对我也望眼欲穿。
每次回家，父母和哥哥弟弟对我百般怜惜，每次离家，亲人们都把他们默默省下的吃的用的物品塞满我的提包。
希望离开我们被迫落脚的地方，希望日常能有普通的温饱，希望回到生我养我的地方和父母兄弟团聚……可是，这一切竟是奢望，竟是那样的遥不可及。
为了争取这点基本的生存权利，我做了种种努力。
任随生产队调配我做什么，无论有多难多苦，我都默默应承下来。
去专业队修公路，修水库，开荒，打地铺住茅草棚，吃不见一点油荤的大锅煮干邦菜，我从来都不敢有一点怨言。
但从第二年起，已经隔三岔五不断有知青返城。我无限羡慕，更觉得无限凄惶，什么时候我才可以像他们一样回到朝思暮想的故乡？
好容易挨到了第四个年头。等待中返城大招工的消息仍然十分渺茫，但焦急与无奈的情绪已经象伤寒病一样在大队知青中蔓延。
既然调回成都对大多数知青来说似乎已经遥不可及，于是大家只好退而求其次，寻找任何能离开农村的路径。
有熟人的家长都在四处奔走求爹爹告奶奶。一些人终于寻到关系，把子女调往渡口，他们的孩子们也算是脱离了苦海。
但剩下的知青们更加焦虑、惶恐了，大家像笼中的困兽头撞栏杆，更象没头的苍蝇嗡嗡乱飞，只想用任何一种方式逃出去、逃出去。
那是一种怎样的煎熬啊？失落、迷茫、绝望似乎要把每个知青和他们的家长神经都逼到崩溃。
那盼得真是好不容易啊，盼得人好累。终于，77年高考恢复了。那就是久旱的的天空降下甘霖，饥渴的大地终于迎来了春天的生机。
知青们多年的希望犹如冲出地面的笋尖发疯般地猛长起来，大家一瞬间似乎都有了希望。
然而谈何容易？在农村为了糊口，为了表现，我们何曾摸过早已丢掉的课本？很多人的头脑已经在劳累和痛苦中磨得那样迟钝，虽然临阵磨枪，拼死拼活，高考的成绩怎么能达到理想的水平？那段时间，我的心在惶恐中几乎跌到绝望的谷底。
终于知道还有到当地读书的一线希望，于是我颤抖着接下了会理师范的录取通知。
就是这一张纸片，变成了永远载满乡愁的一叶小舟，从此托着我风风雨雨在他乡日夜漂流。
在会理师范的一年半中，我们一边学习一边劳动，总学时还不足一年。
转眼到了九月，该离校了。那时没有双向选择，本着哪里来回哪去的分配原则，重返米易只能是我们唯一的出路。
就在我准备进米易文教局会议室听取毕业分配去向时，从成都赶来的哥哥突然出现在我身边，不由分说地拉着我就往火车站走。他边走边说：“咱们不参加分配了，跟我回家去！”我带着哭腔问：“那我将来怎么办？”哥说：“爸提前退休，让你顶替。”
因为拗不过才同意我去会理师范读书的父母，关键时再次让哥哥来阻拦我留在当地，当时我只以为是做父母的想让子女回到自己身边。

直到20年后，我才知道了事情的原委：在师范读书的最后一学期，我右腰部长出一颗绿豆粒大小的疙瘩，一月之内又发展到拇指样大。上次暑假在成都铁路局医院做手术切除时，被医院诊断为淋巴癌。
医生悄悄告诉了我父母，但父母死活不愿相信。他们诓着我到川医做了切片诊断，结论还是一样，他们十分悲痛，却始终对我隐瞒着病情。
后来想尽办法，父亲决定提前退休，好让我回家。他们希望能天天照顾我，让我能活得更久长一些。
就那样我回到成都，与家人一起等待。我们相信米易县文教局会因拒绝接受分配的原因将我退回农村，然后我就可以办理顶替父亲的手续。
等待期间，母亲对我说“你不是痛经吗？那趁这机会就好好治一下。”
那段时间差不多有两个月，我每天喝不少的中药，全家人对我特别地好。少不更事的我居然没发现家人都在瞒着我，他们在竭尽所能地挽救我的生命。
为我治病的中医说他的药需要两截“带有公牛与母牛鼻涕的绳子”做药引，于是我的弟弟每天一大早上学前就去五块石站在公路边等牵牛的农民路过，然后苦苦乞求他们施舍一截牛鼻绳，但好多天都是失望而归。
回忆到此我已经热泪盈眶。我特别感激我那已离开人世的弟弟。为了替我找到这个匪夷所思的药引，他餐风饮露，被人嘲笑，看人白眼，吃尽了苦头。
时间一天天过去，一直没有等到米易县文教局将我退回农村的消息。看着我身后的弟弟也即将面临下乡的境况，我再一次拗过父母，回到米易，接受分配去普威中学教书。

（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