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

　　留在北京的压力越来越大，学校、街道、父母单位，甚至与公安部门相结合共同管理我们，批斗会、下厂劳动、政治学习都是必须参加的，再加上一波波的下乡动员。我告病躲到清华大学亲戚家，陪伴孤老太太，实在寂寞。有一天被召进城，原来是我母亲的机关让她动员我上山下乡，办不成就别上班。没辙，我和母亲拉着手，来到学校报名去内蒙古兵团，她一路安慰我，只要妈还有工资，一定会支援你。内蒙古兵团负责招工的头头儿，拖长声调打官腔：叫什么名字，为什么没走，愿不愿去啊？“不愿意”，我坦言道。他一下愣住了：你不愿意，我们还不愿收你呢！
　　四中安排我参加了三次下厂劳动。头一次是第三轧钢厂，分在仓库。第一天上班怕迟到，进了厂门猛跑，被工人师傅拽回来。原来厂门口立着毛主席画像，必须先鞠躬，敬祝万寿无疆。仓库也按军事编制，开工前对着仓库里的毛主席像“早请示”：“敬爱的伟大领袖毛主席，三轧钢某连某排向您请示，今天我们的任务是……”每人每天的工作安排，在说给毛主席的同时，我们也就听见了。晚上下班时“晚汇报”，表扬谁批评谁都是冲着毛主席说的。
　　一旦中央电台播出毛主席最新指示，工人们当晚就得赶到工厂，连夜敲锣打鼓上街庆贺，我们没跟着去。第二天“早请示”，每个人背诵最新指示，轮到我们四中同学，张口结舌。
　　第二次是到朝阳区汽缸垫厂干活。工序很简单，两层铜箔夹着石棉，下片套上片，用木槌砸扁就成。这是个典型的街道工厂，一个小院三间平房，远比不上“三轧钢”，人家号称产业工人，毛主席还送了芒果，泡在装有福尔马林的瓶子里。而这里静悄悄的，只有女工们聊天，家长里短。
　　最后一次是发配到北京灯泡厂，佟玉馥老师负责，带队是高（六）班吴泽林，一起参加劳动的还有六九届“泡”下来不走的孩子们。北京灯泡厂在关东店，满街的京字牌灯泡就出自这里。有个吹高压汞灯泡车间，大火喷燃，师傅手持一人多高的金属管，蘸上玻璃熔料，对着火边吹边转，像吹泡泡糖，再放在模子里边转边吹，最后成型。师傅们不停行走，交错站位，数根金属管一边旋转一边随着身体摆动，犹如舞蹈一般，煞是好看。白炽灯车间最壮观，每条生产线都有几十米长，灯头密密排列，很像纺织厂。排列的灯头在火焰中旋转，远远看去是一排排火球，再加煤气、压缩空气和氧气发出啸声，令人震惊。
　　我和几个六九届的孩子被分到设备维修车间，我当上了管工，很得意。第一课就是锯管子，从六分、一英才开始，张师傅示范，上锯条，拧紧，两三下就把钢管锯开。我刚上手锯条就断了，张师傅说：“再来！”在他充满信任的目光下，我拉开弓箭步，把身体重量转移在锯上，双手前后移动划出弧线，终于成功了。接着学套扣，就是在管口套上螺纹。再往下是缠麻刀、抹油灰、接管子。我学得用心，张师傅对我很满意，连接煤气管这样的活也放手让我干。有时，我爬到大车间房顶维修，四下张望，黄色是氮气，蓝色是氧气，红色是煤气，还有压缩空气和惰性气体，各种颜色的巨龙般粗管子到处延伸，加上火球飞舞的绵延不绝的灯泡生产线，蔚为壮观。手上是沉甸甸的管钳，不由心旷神怡，宠辱皆忘，很久很久没这么痛快舒畅了。
　　好景不长，我惹了麻烦。有一天学《毛选》，有几个六九届的孩子打瞌睡，我替他们辩护了两句，说管工在户外干活儿冷，进屋暖和犯困是正常生理现象，结果被汇报到学校，上纲上线说我扬言学《毛选》犯困是正常生理现象；还有一次闯祸与波兰有关。瓦文萨闹罢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大意是苏联坦克压不垮波兰人民，我就顺着为波兰人民说了两句，又犯大忌。批判会在维修车间举行，带队的同学立场坚定，佟玉馥老师也来参加，工人师傅们坐在另一边观看。学生逐一发言，我曾为之打抱不平的男孩是贫民子弟，为人仗义，死活就是不发言。我越是解释，就有越多的质问，而沉默又是对抗。只见张师傅突然起身，走向锻床，用大钳子夹住烧红的生铁，用气锤狂打，伴着一声声巨响，火星四溅。他大声吼道：“干活了，干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