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

　　音乐是文革中学生生活的重要部分，同学们私下流传唱片，自学乐器，早就突破了八个“样板戏”的禁锢。最流行的是《外国名歌二百首》，这是文革前出版的外国歌曲集，简谱袖珍本，被大家奉为经典。第一首是国际歌。依照《外国名歌二百首》，史康成咿咿呀呀地学唱，一板一眼，比如印度的电影插曲《拉兹之歌》，走到哪儿唱到哪儿。学唱此歌的过程想必很痛苦，切分、符点、连线、装饰音俱全，有的音符下画三道横线，还有可怕的升降号。
　　史康成的音准，赵振开的小钢声，郎放的纯正音色，还有徐金波和刘志鹏的假高音（被戏称“鸡婆”）。我不唱歌——走调，别人走调听得出来，自己走调却浑然不知。是张育海救我于水火之中。有一天，他带黄其煦来找我，育海胳肢窝下夹着提琴盒，黄其煦规规矩矩提着黑管盒。黄其煦现身说法，指出吹笛子的害处及改吹黑管的好处。还告诉我个秘密：一九五八年“大跃进”，北京管乐器厂出了不少处理品，新的黑管才二十八块。于是我改学吹黑管。哥们儿中吹黑管的还有杨百朋。
　　在学校混过政治学习，结伴而行，到某人家听唱片去。骑车到叶林宗家，两个弟弟叶林江和叶林辉，都上四中，其父是师大教授，文革中改住筒子楼，楼道堆满杂物，不侧身过不去。叶林宗捧出唱片，七十八转，《天鹅湖》的“拿波里舞曲”最吸引人，那小号清澈流畅，听了一遍又一遍，如醉如痴。
　　叶林辉很活跃，他和孙沛蹭火车去广州玩，事先配好列车员用的三角钥匙，回程时钻进火车厕所的阁楼，睡到终点没下车，在车库被发现，一顿臭揍。一起听唱片时，他脸上还带着伤。
　　文艺宣传队出了不少人才，高一（四）班小提琴手刘克希，先分到六建，后考上中央广播文工团。高二（二）班赵颐庚拉手风琴近乎痴迷，不知疲倦地练习指法，一个指头动时另几个指头闲着，左手和右手配合得像两个杂技演员，甚妙。有一次在东单委托商店见到牟志京，他在等着买一台意大利手风琴，在身上不停地做分指练习，好像在寻找穴位。那天，北边柜台地上立着一架电子琴，上面用红漆写着“马国光”的繁体字。马国光受迫害，前不久被抓，他的琴竟流落此处。
　　我手上有不少唱片，都是四处“淘”来的，更多的是赵振开家劫后余生的。除了七十八转老唱片，还有四十五转、三十三转密纹的。七十八转多是古典，密纹的往往比较新。史康成父母有文化，他家的唱片有陈刚、何占豪的提琴曲《烈士日记》和《红旗颂》。振开从中央乐团的姑父那儿，借来一张帕格尼尼的第四小提琴协奏曲，是“德意志唱片公司”的三十三转密纹唱片，我们如获至宝。另一个圈子干部子女也有这么一张，后来丢了，认定是史康成偷走（有人听说他家有），于是打上门来，被警察拘留，写了检查才放人。
　　像我这种不下乡且交往杂的人，早就被四中和街道盯上了，尤其我夜里开红灯冲洗胶卷照片，被当成从事特务活动。一天下午，先是街道积极分子敲门查卫生，紧接着警察就冲进来，把抽屉柜子翻了个遍。抽屉里有个大牛皮纸公文信封，印有中国人民解放军炮兵司令部字样，警察眼睛都亮了，可惜不是军事机密，而是一张人腿骨的X光片。警察宣布没收全部唱片。我拿出《烈士日记》求情，警察怒喝道：少废话！他们命令我用自行车驮着一口袋唱片，把我押送到厂桥派出所。审讯者有“片儿警”也有西城分局的。问不出所以然，最后要我写检查。至今都不知道事情的来龙去脉，但有一点是清楚的，学校事先知情。第二天我回校汇报，分配组黄立环老师脱口而出：“他们已经去了？真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