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未曾发表过的阿拉斯泰尔·莫理循悼念亡妻文章之节录。作为海达的伴侣，小阿的描述细致入微，使我们知道了许多不为人知的细节。

海达去世后，小阿离开老宅搬进长老会的养老院，在此聊渡余生直至终老。

长老会教堂和养老院

小阿于2009年溘然去世，澳纽退伍军人俱乐部为他筹办了葬礼。按照他们的遗嘱，夫妻二人的骨灰撒在澳大利亚第二高峰金吉拉山（Mount Gingera)上。尘归尘，土归土，两位传奇人物回归到他们热爱的大自然。

远眺Mount Gingera，那里属原住民的领地，时不时封路不让进，比较任性。那天居然下起了雪，到山脚下还有12公里，无论如何步行是來不及了。

海达·莫理循的北京岁月：私人回想录

阿拉斯泰尔·莫理循

　　1933年夏，海达·哈默这位训练有素的资深摄影师从德国来到北京，参与到东交民巷的老字号——阿东照相馆的经营管理中。和大多数与她同龄的德国有知识的青年艺术家一样，海达对纳粹主义的蔓延深感厌恶，同时也渴望离开德国。起初，她打算去南斯拉夫工作，但是，来自北京的机会让她放弃了这个计划。这份工作需要的是一位来自德国南部且能说英语和法语的女摄影师，这样的招聘条件非海达莫属。

　　对于一位对中国毫无所知且刚开始熟悉中文的年轻欧裔女性而言，掌管一个有17名中国职员的团队并不是一件轻松的差事。团队中只有一个人能说英文，几乎所有人都比海达年长，有些人的年纪甚至大到可以当她父亲。海达学了一些基本的中文，在管理上并没遇到太多问题，阿东的这份工作虽艰苦却也趣味盎然：她从早上7点一直工作到傍晚6点，一周工作六天，在忙不过来的时候还需为自己那位女经理无偿加班。但是，她接触到来阿东冲印胶卷的当地居民、旅行者以及传教士们，他们中的很多人乐于将自己的照片给海看达并听取她的意见。尽管天生内向怕羞，但海达却因此结识了各种有意思的人，其中一些还成了她的好友。

　　初步安顿下来后，海达移居到Wagons-Lits宾馆顶层的一个小阁楼。她把周末和假期都花在游历北京以及更远的地方，其中就包括1934年和1935年访问热河。不走运的是，日本在1937年的侵略使得旅行的自由受到了极大的限制。

　　1938年，海达的合同期满，阿东照相馆业主赛克尔试图让海达返回德国。海达拒绝这一提议，约满奖金被扣押，直到她被迫做出不会开设竞争影楼的承诺，奖金才部分返还。

　　1938年，海达在接受一次大型外科手术之后远赴日本九州的别府疗养，寓居在一间日式小旅馆。在那儿，一种用热火山灰把病人埋至颈深、以治疗各种病痛的疗法让她的康复获益良多。在日本时，她仍收到在北京包住宿的工作邀请：一位名叫白波的富裕英国女士愿意付一份适中的薪水，让海达帮忙照料她的业余嗜好——用中国技巧及设计制作为欧洲人用的服装首饰和亚麻制品。一位法国外交官，同时也是一位中国专家和国画权威的杜柏秋，把他在西城南长街占用的四合院中的一个小院给海达居住，而这个四合院则是当时内迁重庆的中国著名学者温源宁的房产。还在阿东的时候，海达就与白波和杜柏秋相识。她帮白波照料的事情倒也并不费劲儿，主要是帮着采购那些白波想要修改或模仿的首饰及刺绣品，中间当然免不了要讨价还价一番，之后就是联系并安排许多珠宝匠和刺绣工来完成白波小姐的设计了。

　　此时，海达对北京的研究已经广为人知，她靠她在南长街的小暗房制作的照片也取得了很多订单。她总是颈挂禄莱福来相机、脚踏自行车在这座伟大的城市漫游，从不落下任何摄影对象。除了大范围的建筑研究，她对手工艺以及人们的日常生活尤为感兴趣。海达并不是一个优秀的语言学家，但她却能将中文口语运用得恰到好处，友好的方式让她一直所得颇丰。她曾漫步西山，有时友人相伴，有时怡然独行，遍访了那里的名刹。虽然小儿麻痹落下的残疾让她腿脚不便，她从事的各种活动却从未因此受干扰。

　　或许遗憾的是，她没有给那些很有意思的旅京欧洲人留下影像记录，但瑞典探险家斯文·赫定是唯一的例外。可是当时胶片稀缺，海达摄影也另有她的侧重，这就是当时还残存的老北京，以及那里熙熙攘攘的生活。除了一张反映东交民巷一个入口的照片外，她再也没有给这片外国使馆坐落所在的戒备森严的欧洲海外领地拍摄任何相片。

　　海达的摄影是用一个艺术家的视角来创作，它们构图仔细，海达也努力挖掘其中的庄严、魅力和画质，来表现各个个体、日常活动以及北京建筑的宏大华美。在当时电子闪光还没有问世的时代，她却善于将许多摄影对象的造型保持其自然姿态，而过分的人工雕琢则深为她所不屑。她拍摄时相当迅速，对瞬间的感觉和把握堪称一流。

　　1940年，海达遇到了她的丈夫阿拉斯泰尔·莫理循——泰晤士报著名记者乔治·厄内斯特·莫理循的次子——白波小姐踏上她的美国之旅后一去不返，阿拉斯泰尔便租下了白波在北河沿的屋子；是年晚些时候，他供职于英国驻华使馆。海达让阿拉斯泰尔开始了解北京这个他在此出生、却在年幼时离开的城市，而他们俩也开始彼此深入了解对方。虽然海达为阿拉斯泰尔的上司希尔上尉所熟识，但她的德国背景则决定了两人在关系发展上的谨小慎微。

　　太平洋战争爆发后，阿拉斯泰尔搬到位于东城的中国学院的语言学校，他也因此仍能在市区范围活动。这种状态维持到1942年8月，直到澳大利亚和英国的使馆人员被日本人驱逐为止。

　　战争年代对海达来说是艰难的。白波小姐留给她的资金被用完，她的摄影器材储备也使用殆尽。杜柏秋一家在日本人占领印度支那之后转移到法国大使馆。在南长街这诺大的四合院里，除了一位勤杂工兼守门人，只有海达独自勉力维持着生活。尽管一贫如洗，她却还有个屋顶遮风蔽雨和免费用电，且那时司空见惯的停电从未发生过。后来她才发现，是那位看守门人把电线偷接到一墙之隔的日本高级官员府上，这位高官当然从不会有断电的困扰。

　　二战结束初期，北京在国民党军队到来前为美国海军陆战队所占领，同时也成了美军的休整驻地。因为海达对当地的熟识，她被美国红十字会聘用。

　　海达和阿拉斯泰尔从未讨论过婚事。海达知晓他已经回到中国（时驻重庆，1944年），而且会设法回到北京。战争末期，阿拉斯泰尔在马来亚和第136军团一起；其时，这支英国部队同马来亚人民抗日军这个共产主义抵抗组织合作。后来他果真回到了北京，1946年，他和海达在英国使馆小教堂结婚；保险起见，他们在英国领馆又举办了一次婚礼。阿拉斯泰尔回英国复员前，他们在香港度过了那年的冬天。1947年到1967年，在婆罗洲的沙捞越（马来西亚）这一与之前迥异的环境里，海达的摄影创作从未停止，并且之后在澳大利亚也一直继续。

　　海达会因她对老北京最后岁月的影像记录而被人铭记。历年来，她的摄影作品出现在许多出版物中；但是，《一位摄影师在老北京》——这部她最重要的作品一直到一九八五年才得以出版。该作品的原始草稿拟于1946年，但却和稍后的一份草稿在著名的英国出版商手中不翼而飞。最终，这部作品在香港牛津大学出版社出版成书。紧接着，《中国摄影之旅，1933—1946在中国的摄影之旅》一书也付梓，其中收录了1934年和1935年海达在热河的一组照片。除了她在澳大利亚保存的展览作品和一个涵盖她摄影生涯中得意之作的私人收藏，海达把她对中国的档案记录都捐献给了哈佛燕京图书馆。她这么做，是希望这能够为她对一个城市、以及那里她深爱的人们的映像提供一个永久的家。她时常提到北京——这个她真正引以为家的地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