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达受聘于阿东照相馆。都说照相馆在东交民巷，却没几个人说得清具体在什么位置。其实阿东照相馆就在现在北京医院后门那条名叫兴华路的胡同南口东交民巷派出所原建筑的地方。

细说起来，原来派出所就在胡同口的东北角，前几年，派出所鸟枪换炮，在原址北侧盖了新楼，不过老楼还在。这老楼也不是原来阿东照相馆的房子，五十年代在原址扒了重建的，只有派出所老楼的石头台阶倒还是原来阿东的旧物。

这胡同最里边拐弯那地方原先是北京医院的后门——走死人的门，后来北京医院前门太热闹了，北楼那边高干进出的大门儿前经常车满为患，不利于首长进出，就在这胡同中间又整出个大门。这个门南向，严格说不在这条胡同里，是在胡同东侧一个小岔子里，也就是派出所的北墙外。

当年东交民巷都是各国使馆，是北京洋人集中的地方，直到30多年前使馆才陆陆续续搬到了三里屯和日坛那疙瘩。阿东照相馆呆在这里自有它的道理，那时候不象现在，中国人民还认为照相是奢侈甚至神密的东西，一辈子能照张相是了不起的大事。所以阿东的顾客以洋人为主，生意好做嘛。

、以及德国公使Alfons von Mumm等人的记述和照片中看到。

海奶奶只是个平凡的人，我们可以通过史料和她的行为，推断当年她老人家的景况。不要因为海达拍摄了众多旧中国的照片，就把海达神化成圣人。

可以想象，海达作为一位身残志坚（按现在的说法）的外国女孩，因在阿东照相馆打工（也是现在的说法），飘泊在遥远的中国，能与现在的民工有多少差别？另一方面，海达曾在慕尼黑国立摄影学院受过专业训练，她对摄影艺术的热爱与追求，应该是非常投入的。因此，她在阿东打工之余，便四处溜达拍摄风情人物。她这么做的目的除了出于对摄影的热爱，更重要的是生计，或是自己出售画片、或是受人之托替别人拍摄作品而换得报酬。

这种说法并非完全是臆断，因为海达的大部分作品不只有她自己收存，多是一式两份，一份交给他人（也就是她的客户）使用，另一份自己保存留下。特别是1938年海达辞去阿东的职务后，就作为一名自由摄影师，其生活来源就完全依靠出卖作品，或是出售相册，或是替别人的著作拍插图。她身后捐献给PHM和Harvart的，就只是她自己留的啦。

另外，我们可以估算海达照片所用耗材的费用，可以想象阿东先生不会无视她耗用如此多的胶卷去拍摄与照相馆业务无关的东西吧，毕竟那不是社会主义企业。

一个多少与政治有关的话题是，海达并不倾向哪一方面。她的作品各方面的都有，有国府（海达最著名的作品就是蒋的标准相，这张PP拍得确实很不错）也有鬼子。不管东方西方乃至她的家属都不原提及她1945年的画册《南京》，其内容是汪伪政权下的南京，且由日本鬼子官方出资在上海印成大画册，关于该书还有更多的轶事，现存世只有两本半，一本在柏林一本在澳大利亚。我们不说这一段自有不说的原因，西方不说却是因她的亲属很忌讳而坚持不同意。

我们不能因为海达这种态度横加指责，也不能平白无故地文过是非掩盖历史。历史本来就应该有它真正的面目。

有关海达的丈夫阿拉斯泰尔（Alastair Morrison）国内所能见到的资料并不多。一方面海达的光辉掩盖了阿拉斯泰尔，另一方面阿拉斯泰尔的形象多少与我们的主旋律有点不协调。实际上阿拉斯泰尔的名望远在海达之上。

阿拉斯泰尔他爹就是有名的乔治·恩内斯特·莫理循（George-ErnestMorrison），上世纪初是泰晤士报驻北京记者。这老先生比儿媳妇海达更牛，不仅曾因为极大影响过中国的政局，并于1912年被袁世凯聘为政治顾问（挺热闹的吧），而且这位老爷子曾经数度行走于中国和南亚、西亚，包括溯长江而上和西出阳关，他所留下的照片和文字，远比海达更珍贵，有兴趣者可参阅他老人家的著作《An Australian in China》。

值得一提的是，这老爷子曾在北京建立了“莫理循文库”，收藏有关中国的书籍文献数万册，可惜于1917年以3.5万英镑的价款卖给了日本三菱财团奠基者岩崎弥太郎长子岩崎久弥。莫理循文库东渡后，1924年岩崎久弥在其基础上建立了东洋文库。几经扩充，今天的日本人称它是“东方学家的麦加”，而中国人却只能东渡日本去利用莫理循藏书。这段历史也因此成为中国学术的“伤心史”，成为中国学者心中的一大憾事。现在我们能在东洋文库的网站上看到这些东西的一部分。

阿拉斯泰尔·莫理循于1941年北京首次与海达邂逅，但其后阿拉斯泰尔前往它处，直到1946年方才回到北京与海达结婚。历来史料对阿拉斯泰尔这5年的踪迹语焉不详，事实上，阿拉斯泰尔是军情五处的人，也就是“情报人员”，当然是针对鬼子的反法西斯战士啦。

1946年后，莫理循夫妇离开中国，先去香港停留半年，然后到了沙捞月，阿拉斯泰尔后来成了英国殖民地沙捞月的官员（State Information Officer of Sarawak），直到印尼人民把英国鬼子从婆罗洲轰跑了。

莫理循妇在沙捞月一住就是20年，这段时光无疑是海达最幸福的日子，也是她摄影作品多产的阶段。因为此时她已经不必为生活和经费所困扰，她可以随心所欲地在沙捞月游荡，拍摄她喜欢的一切。

我们可以知道，阿拉斯斯泰尔·莫理循先生虽然出生在中国，但他不是亲华人士更不要说亲G，甚至成为英国殖民主义的行政官员，但他不折不扣地是反法西斯战士。而海达似乎并没有政治立场，也谈不上我们宣传意义上的热爱中国，她的作品更多出自于对艺术和唯美的追求，以及为了生活。

假如因为海达拍过日本鬼子的照片、蹭过鬼子的汽车，就指责海达与日寇有关或者是因为德日法西斯的轴心有关是不公平的。孰不知海达也拍过老蒋（非常棒的肖像，咱们就不贴了），抗战胜利后，海达因长期居住在北平被聘为向导兼摄影，给盟国人员拍过好多东西，包括赫赫有名的那组故宫太和殿受降仪式，不过其中最有意思的是跟费正清老爷子结梁子的事儿。

1945年，费老爷子随盟军的接收大员来到北平，“聘”海达拍摄故宫作为中国古建筑研究之用。海达拍了大量故宫照片，费正清拿走了所有成果，但是并没有按承诺的兑现费用，甚至连耗材成本都没给，颇有“老子抗点八年到哪里都是不花钱滴”味道。

费爷爷的事不在本话题之内，毋须废话。对老费头儿白吃白喝这件陋事，现在没人再提了，尤其是咱们更不提，也算是出于某种原因的神话吧。人家费爷爷说过咱不少好话嘛不是？

对此，海达到死都忿忿不平！也许是巧合，海奶奶和费爷爷都在1991年咣当了，也许到天国再接着算总账吧。

1947年海达居住在沙捞月后，有足够的时间和精力整理她的作品，以至她的作品得以完好的保存。1991年海达去世后，阿拉斯泰尔将她的作品捐献，现存于悉尼的Power House Museum和哈佛燕京图书馆，在这两个网站上可以看到部分海达作品的数字图像。

至于网上广为流传的“全部”捐献给哈弗，其实源于对哈弗说明的误译：“TheHarvard-Yenching Library holds some 5,000 photographs and 10,000 negatives takenby Hedda Hammer Morrison(1908–1991) while resident in Beijing from 1933 to 1946.”

网上不求甚解的抄袭导致以讹传讹，使很多人都不知道PHM还藏有海达的许多珍品。事实是，当年捐献海达作品时，第一接受人是PHM，他们面对数量如此巨大影像资料深感力不从心，只遴选其中最好的部分，其余都被哈弗一网打尽了。鬼子还是老实，要是俺们，管它有能力没能力先搂过来，哪怕卖到潘家园也能换几碗豆汁喝。

毕竟澳洲是穷乡僻壤，比不了哈佛财大气粗。PHM除了办过几次海达的展览，藏品都深藏闺中人未识。而哈弗已经将900多张海达的作品纳入虚拟信息存取（VIA）数据库，虽说未必都是海达的珍品，但工作的细致和数字化的质量非常令人称道，和东洋文库相比简直是天上地下。

海达的照片是或为散片或成影集（国内也有称为相册的）形式保存，注明时间、地点和简单的说明，总的来说拍摄顺序和照片的次序吻合，很德国人的那种严谨，兼之年代相去不算远，所以寻找起来尚不困难。但文字说明也有例外的错误，比如著名的兖州范氏坊，她老人家就和曲阜陋巷坊混作一处。

1933年至1937年，对于华北地区的人民来说是动荡的时代。那个时代以国军用血肉之躯在平北平东长城一线殊死抵抗鬼子为始，到七七事变为止，人民无时不刻处在恐慌不安之中。长城抗战没有赢家，鬼子华北驻屯军已成强弩之末无力再进一步，国军平北南天门失守北平已无险可守，于是局势就在这不战不和之中又过了4年。

我们不应忘记，长城抗战之前，鬼子已经占领了热河（现承德），此后四年中，鬼子以“华北五省自治”步步进逼，终至爆发芦沟桥事变。我们也不应忽视国府步步退让自有内外交困窘态的原因，乃至张自忠将军不明不白地几乎成了汉奸，最终不得不以生命证明自己的清白。

1934年和1935年，海达两次饶有兴趣地前往承德，遍游昔日皇帝的离宫，并为我们留下了302张照片。从史料的角度来说，她这批作品对今天保护承德文物有重要的作用。

现在去承德很容易，200余公里的高速公路飞也似地就到了。当年却决非这般容易，那时的公路基本沿着古御道基址，从安定门一路北去，经顺义、怀柔、密云、石匣、南天门、古北口、巴克什营再折向东。如今古御道早已风光不再，除北京至密云段还多少与之合拍，其它路段多已沦为乡间公路，其中穆家峪至不老屯段干脆就沉入密云水库。当时所谓公路也与当今不可同日而语，只不过是泥泞不堪的大车道而已，还远不及皇上老儿的御道。所以海达一行第一天只走了50多公里，当晚留宿军营，睡的是炕，初来中国的海达竟以为炕就是Camp的意思。

如今从北京到承德除了收费站要留下买路钱之外再无障碍。而海达前往承德意义上却有天壤之别：那是出国！

海达两次前往承德的“签证”，分别为1935和1936。由此可知哈佛燕京称热河相册拍摄时间为1934和1935是错的！

其时热河已被鬼子占领，隶属为满洲国热河省。行经古北口须“签证”放行，有点象现在的落地签。

如前所说，海达天生的气质是艺术，并无政治观念。尽管海达去热河乘坐鬼子的汽车，沿途有鬼子兵和王揖唐的警察跟班，我们并不能就此说她亲日。不要忽略了她此行也曾有国军相助，如上文所说夜宿兵营，那可是国军提供的方便，位置当在不老屯以北一带。

历史终归是历史，即使它经常会被任意涂抹，却总是只能有唯一的真实。

大凡老妖精和准老妖精都听说过李安东和山口隆一阴谋炮击TAM案，当年那可是个大事。这俩丫的立即被拉出午门斩首，还有同案的若干人被收进局子，其中之一就是哲立（Quirino Victor Lucy Gerli）。

“19510818中国人民解放军北京市军事管制委员会军法处判决

一九五一年度军判字第一一四六号

公诉人：北京市人民检察署检察长罗瑞卿

被告

……

哲立（Quirino Victor Lucy Gerli），男，五十六岁，意大利人，住北京市第五区南池子官豆腐房十五号，现在押。

……

被告哲立一九二一年来北京，一九三○年在天津海关任一等帮办，一九三八年任职秦皇岛税务司，一九四三年起，为日本宪兵作谍报工作。

该被告自一九四五年与美国政府间谍机关发生关系后，即借经商或教书为掩护，搜集有关我国政治、经济、军事等情报，供给前美国驻华大使馆驻北平武官处上校武官包瑞德等。

被告哲立对上述犯罪事实已供认不讳，有其笔录附卷可稽。兹依中华人民共和国惩治反革命条例第二条，第六条第一款，第七条第一、四两款，第二十条各规定，判处徒刑六年。”

大概就是这么个事情吧，这些与本文并无太大关系。有关系的是海达与哲立一直私交甚好，以至于她本人和后来的丈夫阿来斯泰尔都对此诲莫如深，我们当无必要去探究人家的隐私。

及至海达出版画册《北京》的时候，屝页上的题赠既是：献给Quirino Victor Lucy Gerli ~~~

我相信她对Gerli的友情是真挚的，当海达把这本画册献给他时，哲立正蹲在大牢里。于是八角帽走红的年代并没有让海达走红，也就不足为怪了。

大凡人不说我不说的事，各家都有难言之隐。不过可笑的是，前不久被热炒一番的《洋镜头中的老北京》就是直接翻译自海达的相册《北京》，尤其可笑的是扉页上居然用原文赫然写着：Present to……，不知道译者董建中教授和出版商不明白Gerli是谁，还是装傻，我宁愿相信审查的人才真是个大SB。

难怪八角帽成为圣像的年代，作为第一洗印和修版人的海达仍然默默无闻，这傻丫头一直没长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