乡间试笔

我下乡第二年，当了报社和电台的通讯员，公社和县有关部门隔些时也抽我去写材料。开全县知青讲用大会，我当材料组长，带几个人没黑没白的写。说来也怪，有人一沾材料就怵头，我则一见稿纸就亲切。但几个会开下来，看着一堆稿子，没有一个署我名字，心里也不平衡，暗想，都为别人做了嫁衣裳，啥时也为自己写一把。

去县文化馆故事创作组，小屋整洁，一桌一床，朋友在静静的写。好个羡慕。朋友说你也来写。我问行吗？说太行了，你那么能讲故事，还写不了。我就动心。在那之前，我们知青还有老大学生中兴起讲故事的风。在乡下是收工后，几个队的知青聚一块听谁讲诸如“一双绣花鞋”那类的故事。在县城，已分配工作老大学生们晚上也凑到一块讲。在大家公认的几大“讲手”里，我地占有一席。日后想来都不好意思，一屋炕上炕十来人，不乏北大清华的高材生，却都聚精会神地听我一个小初中生白话。归根到底还是文化生匮乏，又都是单身汉，只当是饭后消遣吧。但这也就锻炼了我的嘴和手，嘴是能讲，手是能写。以我的感觉，嘴是源，手是流。只有嘴能或大声或小声或自言自语，甚至不出声在心里念过，手才能写出来。

然后就参加县文化馆组织的革命故事创作培训.班。那时不许提小说、散文，认为那都是资产阶级的东西。可几天下来，连文化馆的老师私下里都跟我说：故事创作与小说创作区别不大，我给你找几本早先的小说看，提高的快。

我看了些小说，很感兴奋，很快就写了一篇，名字叫《渠水长流》，三千多字，写的是乡村搞小水电建设的。这种生活我有，大冬天下水里挖沟。但内容必须有阶级斗争，还是让我很伤脑筋。因为在干活中凡是成份不好的本人或子女，都不偷懒，也不敢偷懒。初稿拿给公社文教助理看，他说你这里没有阶级敌人搞破坏，这就是没有阶级斗争观念。没办法，我就编了一个地主搞点小破坏。拿到县文化馆，朋友说一看那段阶级斗争就是瞎编的。我说要不就抹了去，他赞成，我就又改了回去，他看了又说：搁早先，你还真是块写小说的材料。

然后我就留下帮着出“某某县文艺”第一期。不是铅印，是打字，我负责校对和印刷，用当手摇印刷机，再装订。那是那个县有始以来出的一第本文艺刋物。也是我第一次署上自己名字的的第一篇文学作品。时间是1972年。

顺其自然

1973年实行“考试入学”〔因出“白卷先生”转年不考了〕，我考全县第一，被河北大学中文系录取，1976年毕业，因承德是贫困山区，又被分配回来成了干部，随后就在这儿成家。

和我一起插队的同学都回天津了，我也想回，但很难。1990年我参加全国业余文艺创作者座谈会，才进丰台宾馆报到，中国文联一位中层领导就笑：你来的正好，大会闭幕报告还没人写呢！在那之前，我当了六年承德地区文化局长，与中国文联多有往来。结果，被抓差，开会到晚上，别人聊天我干活。和我同房间的是省文联带队的，发现后说：像你这样的，又能写小说又能写报告，咱省文联正缺呀。会议结束后，省文联就协商调我，但承德这边不同意，说这是人才，不放。

当时我任地委宣传部常务副部长，中篇小说已发表不少，又改成电视剧影响不少。1992年春天，我回津探亲，一时心动，来到天津市委宣传部，表示想调回。人家一听，非常欢迎，一位副部长亲自接见，当即表示，眼下文艺处长的位子空着，你来干，另外再给你个偏单。把我乐够呛。回来却出了差头，我爱人是承德本地人，她和她娘家人不愿意，后提出去也行，因她是电力局职工，必须进天津电力局。这可难了。为此拖延了几个月，我老母亲病故；此时我的两部电视剧又开机。一通忙乱，加之也有点舍不得离开写乡村小说的环境，竟然把调动这事给冲淡，乃至不了了之。

后来我的小说发多了，进入作家行列。可我与其他人又不同，我还能行政工作。有一阵，河北省委宣传部、中国作协都曾有意调我过去。当然，过去就写不成小说了。但那样我也想去。说实话，那时我还没想这辈就搞写作。再者，我是1984年的正处级，列入地级后备队，省委党校青年班都去过两次，同班同学差不多都提拔了，对此我也不是没有想法。

真就邪了门了，我曾特别想的回天津，调省里，进北京，职务提升，都不成。可这期间，我没怎么想的，我的小说却屡屡获奖，直至获了首届“鲁迅文学奖”。到1998年夏天，我想通了，这大概就是我的命，顺其自然吧，正赶上要写部长篇，借机会我找上级辞去了行政职务，那年我47岁，然后就回家写作到现在。

那时，我是承德日报社社长。辞了职务后，有工资，别的都没了。出门骑自行车，来朋友自已掏钱请吃饭、买进避暑山庄的门票。现在看很正常，可当时，一个正处级的干部，像我那样的，绝对没有。

2016年5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