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20年前傅杰写的一篇千字文，能够引起从下到上的重视，那么，也许18年后，丰宁满族自治县小坝子乡的风沙不会吹到北京。时任国务院总理的朱?基，也许不会到这里来视察让人头疼的风沙造成的灾难。丰宁的风沙逼近北京城，这个县的县界距北京市怀柔区边界的直线距离只有18公里。在2000年春天，沙尘暴狂舞的日子里，有专家分析测定，如果有10粒沙子落入北京，其中就有2粒是来自丰宁的“丰宁沙”。 2000年5月12日，朱?基同志风尘仆仆地来到这个乡的重灾区榔头沟村进行了视察。 在上午召开的现场汇报会上，一位官员给朱?基同志汇报时，依然用官场套话说在省委、省政府，市委、市政府的领导下，造林绿化工作取得了很大的成绩。。。。。。总理立即截断了他的汇报，有些恼怒地说：你还要升官啊！ 朱总理神情凝重地看着被黄沙掩埋的村庄，对陪同视察的各级官员们沉重地感叹：沙尘暴肆虐，给人以世界末日之感，触目惊心。防沙治沙刻不容缓，建设绿色屏障势在必行！丰宁是北京风沙源之一，小坝子风口距北京直线距离只有110公里，如不尽快治理，照此下去，30年后，风沙就会把北京淹没，就有迁都的可能，要加快防风治沙步伐，不能让风沙逼着我们迁都啊！ 这时，已经担任该县主管大农口工作的副县长的傅杰，就站在总理的身后。他应该有多少真话要告诉共和国的总理啊！可是，傅杰没有机会有当面向总理说清楚这里沙尘暴爆发的历史原因：从下到上的政府机构，放弃了对沙尘暴的治理！ 朱总理离开榔头沟不久，时任国务院副总理的温家宝，全国人大副委员长成思危，时任北京市委书记的贾庆林、市长刘淇等，先后视察了小坝子和丰宁，制定了绿化治沙的对策。贾庆林代表北京市，向丰宁捐赠了救灾款100万元。 “丰宁沙”一时成为国内外关注的生态危机的焦点。这里的沙尘暴是凭空而来的吗？ 我也是十分清楚的。我当时的第一个感受，就是要把“丰宁沙”形成的真相告诉世人，其新闻价值也许会有更大。因为央视的报道只提及了结果，而无引发结果形成的原因。这种信息的不对称，使这个大新闻本身大打了折扣，进而弱化了对受众的影响力。我的看法是，任何社会性的公共灾难的出现，都有其人祸、制度、政策方面的因素所致。 记得1986年的10月初，我曾第二次去小坝子乡采访，发现了时任该乡党委书记的傅杰对沙尘暴研究的成果——他写出了一篇长达18页的调查报告，题目是：《从改善生态环境入手，搞好我乡综合治理》，其主旨是论述小坝子乡沙谟化的形成及其治理对策。 这篇文章描述了小坝子让我震惊的生态现状：有堆积型大沙丘79个，沙化面积达3万7千多亩，不毛之地有5000多亩。文章总结出该乡生态惨遭破坏的主要原因有：盲目开荒造成水土流失，森林过量砍伐，农林牧生产结构不合理。傅杰当时就告诉过我，他曾经把这篇文章先后邮寄给过农业部、林业部、林科院，和省、市的相关部门，但无任何信息反馈。傅杰对生态危机的声声呼救，竟遭遇到了全社会的漠视！ 回到承德，我当时的心情十分沉重。我在这个县的宣传部任新闻干事8年，我太清楚这个乡的生态变迁史了。 记得1973年的夏季，我曾首次去小坝子采访了一位模范人物邹风祥。他是小坝子大队党支部的书记，一位因为造林绿化成绩卓著而得到民政部表彰的残疾军人。当时，我就被这里的青山绿水、秀美风光所倾倒。河床里碧水长流，两岸的沙棘、杨柳成荫，三套大马车钻进去看不见影子。那时，老百姓的生活可算安居乐业。可是到上世纪80年代我再访丰宁，却听说小坝子变成了“小西藏”，成了这个贫困县荒凉闭塞、生活艰难的代名词！ 我把傅杰的文章看了又看，一种责任感悠然而生。我把傅杰的文章易题为《综合治理，恢复植被，遏制风沙》，在1986年10月31日的《承德群众报》[即现在的《承德日报》]编发了这篇署名文章，向全社会发出了明确警示，可是依旧没有听到一点儿动静！ 虽然这是一篇来自社会底层的调查报告，可它实际已触摸到人与地球的关系：即当代人对大自然无限掠夺的兴趣，远胜于对地球的关爱与保护。小坝子出现的生态危机，让我联想到一个遭到社会漠视的历史话题。从生态的角度看，5000年的中华文明史，也就是“黄色”与“绿色”的争夺史；“绿色”文明往往遭到“黄色”的威胁，甚至终止于“黄色”。据史料记载，盛唐以后的西部地区，至少有1万多个村庄先后被风沙淹没，无数的居民由于风沙危害而背井离乡。 观看完央视台对朱总理视察小坝子沙尘暴的报道，我强烈地感到，有一种巨大的责任感催促着我，我有责任把历史的真相告诉世人：18年前，如果我们重视傅杰发出的警告，并且采取断然的政策和措施，我们就不会有“马后验尸”的教训，这里的百姓也不会沦为贫病交加的生态难民，也不会像现在这样投入巨额成本“从头再来”。当年，傅杰告诉我，他手里用于造林的资金只有自筹的4000元，而发展农牧业的资金有17万元；他提出的4条治沙措施和18年后提出的“一退双还”非常吻合。现在，仅国家投入这里的造林种草资金，已经高达两千万元！上至中央和地方的国家部门，还有德国、日本等国际社会的许多社团机构，都纷纷来援助小坝子发生的生态灾难。 这是一个玩笑，是一个我们和历史开过的大玩笑吗？ 2000年7月22日，我们在承德和丰宁插过队的21名知青，自己筹资出工出力，在距离小坝子不远的坝头处，立起了三块巨大的花岗岩石碑，在主碑上?刻了两个大字：重绿。以此来纪念朱总理的历史性视察活动。这里是海内外游客进入“京北第一[丰宁]草原”的必经之路。“重绿碑”向世人昭示：记住历史教训，保护绿色，就是保护我们人类自己！ 在制碑过程中，刘奎还被崩飞的石渣伤了眼睛。小坝子的沙尘暴让我难以忘却。我觉的我还是有应该作一篇文章的强烈的冲动。我的同行们摇头说新闻已经过去了两年，你还能炒出什么花样？我想到作为一名记者，有责任把造成小坝子生态危机的真相告诉读者和全社会；尤其对危及社会生存与可持续发展的灾难性新闻，应该有勇气说出自己的真话；没有一点这样的精神，就能算一个真正的记者么？ 2002年4月9日，我第三次进入了小坝子乡。正是春暖花开时，我们从紧沟里的海在子沟村起，访问到朱总理视察过的榔头沟。在灰暗的天幕下，我们行走在沙砾滚滚的干河沟里。狂风卷起的细沙砾，直往嘴里、脖梗子里头飘灌。许多农家的房屋，已经被沙子埋没，只露出一个屋脊。在张村长家里吃饭时，细沙子从窗棂里钻进来，散落在窗台上，炕席上，饭桌上。他感叹着说，我的两个儿子都成了“难民”，到北京打工去了，要是这样窝在家里，他们连媳妇都娶不上呀！哎，你们说说，我小时候过过的风调雨顺的好日子，还能回来吗？ 朱总理视察这里时，当场拍板给了这里西部政策，即退耕一亩地植树种草，补给农户200公斤粮食，20快零花钱。之后，省市县三级政府，部署展开了空前规模的群众性的治沙造林热潮。 朱总理拍定的政策，下边落实的怎么样啊？这是我最关心的问题。 榔头沟村的周庆荣全家有4口人，大儿子常年外出打工，小儿子在乡办中学读初中。他们夫妇俩承包耕地15.7亩，养羊30只，也就维持一个温饱生活水平。前年她给长子订亲花了6000元，简单装修了新房准备结婚。朱总理来视察这里时，曾经跟她拉家常，亲切交谈约10分钟。总理视察过后，她一家积极响应朱总理的指示精神，将放养的30只山羊低价卖掉，退耕农田11亩，只留下4亩口粮田。她和家人抓住搭黑早晚的时间，在房前屋后栽植杨树近百株。然而，乡政府却坐扣了她家的220元的补贴款。这家人的生活发生了困难，欠下信用社的贷款3000元，儿媳妇和她儿子因此退了婚。 在榔头沟村的苏奎尧家，我召开了不同年龄段的村民参加的座谈会，我们请乡亲们说说心里话、真话和实话。年高70岁的宋昌德，是这里宋氏家族的第四代传人，可称榔头沟生态变迁的历史见证者。老人家说，要是早点儿采取现在的治沙政策，咱们这里不会成这个样子！朱总理来了，说出了我们的心里话，再不治沙可就没救了啊。 我了解到，村里这两年栽了杨树、杏树各1000亩，赶上以前20年栽的多了，全乡的生态环境有了明显改观。羊只由4万只压缩到了1.6万只，马属大牲畜减少2100头（匹），发展舍饲养羊示范户27户。完成造林24000亩，种草8000亩。我据此推算，小坝子全乡类似周庆荣这样的家庭，为恢复生态做出了怎样的贡献与牺牲啊。大家在座谈会上还说，我们该退的都退了，可去年的退耕补助粮款至今没有补发。面露尴尬的赵乡长解释说，粮食部门扯皮的确没有及时发放。20元的补助款，我们是全部给扣留抵顶了提留款。这让我心里很不是滋味儿，几乎是有些愤怒了。 我决定深挖沙尘暴背后的新闻，试图找到保护生态环境与可持续生态发展之间的辨证关系，以深化新闻的主题。我回到县城，又一次见到了傅杰县长。在我的眼里，他是解释“丰宁沙”的权威人物。谈完了朱总理视察以来，全县在“一退双还”中取得的巨大成绩，他又向我披露了丰宁坝上草原和接坝地区的沙化状况，[小坝子就属于接坝地区的范围]，和当时面临的生态危机的情形。 1999年的秋季，傅杰提议组织并带领丰宁县委、县政府的专门班子，对这两个地区的生态问题进行了专题调查。 上世纪六十年代末，我在坝上的大滩草原插队时，还是林草繁茂之地。我曾经放马弛骋大草原，马镫可以擦着草尖飞，悠长的羊肠河里可捞鱼。由于过度发展农牧业，二十年来草原日益衰退，沙漠化的范围越来越大。村民们在座谈时对傅杰说：“就是叫草灌木有一天一夜长一寸的能耐，也供不上牲口吃啊，可现在眼看草也快啃没了。”工作组随后写出了题为《超载过牧，林草植被破坏严重，压马限羊，恢复生态势在必行》的报告。但是，上边依然把生态问题舍在了肚皮之外。我每年都去几次可爱的坝上，昔日的美景已经远去；春秋两季大刮黑色沙尘暴，白天要在屋里点油灯啊。 我把13年前傅杰写的调查报告和这份报告，放在一起进行了研究，从中找到了内在的逻辑联系：生存与社会需求对生态的破坏力量极其可怕。丰宁生态失衡是由贫穷而生的副产品；而因为这里生态恶化所酿造出的恶果，已经远远超越了它的县界，社会为此所付出的代价已非金钱可以弥补。十数年后，直至强大的沙尘暴突袭而来，人们终于听到了小坝子，和坝上草原沙尘暴发出的让亿万人惊恐的回声！社会应该从心灵里去寻找存在的“沙尘暴”啊…… 我决定写一篇追踪性和现在时相结合的报道，试图把规律性的东西进一步告诉全社会。傅杰很支持我的这个意见。于是，我写出了题为《请总理放心，丰宁在变》的长篇报道。在审改清样时，领导们把亏欠农民粮补、钱补的问题都给删掉了，他们说这个问题要让总理知道了“可不得了！”我在文章里，还突出描写了“清醒者”傅杰的两篇被埋没的调查报告所应该起的作用。他在看清样时却说“这可不行”，坚持把我文章里的“棱角”抹了又抹直至抹平。我问他你怕什么啊？他却笑而不答。在我即将离开丰宁县城时，傅杰告诉我总理办公室派人来了，要调查政策落实情况。我不知道他们是怎样汇报的。 在朱总理视察榔头沟两周年的这天，《请总理放心，丰宁在变》发表了[见《承德日报》2000年5月12日第一版]，立即在全市引起了轰动，鼓舞和促进了全市人民参与生态建设的积极性。 我把这篇稿子还给总理办公室寄去了一份，想安慰安慰朱总理焦急得心情。次年，这篇稿子获得河北省新闻奖一等奖。但是，我对这篇稿子并不是特别满意。 今年初秋的一天，我去坝上草原采访，路经小坝子山口，看到了成片葱绿的落叶松林。在坝上的绿源宾馆，我又碰到了傅杰。他兴奋地和我说：“这回你可以放手写了。”我知道，丰宁现在的绿化成绩虽然不菲，但是依然没有超过其原生态的绿色。每每想起我下了很大心血写出的那篇报道，总有一种言犹未尽的感觉。是什么呢？我想了想，最大的问题是：其一，社会为什么对生态环境问题那么冷漠？其二，我在报道中说出了大部分的真话，但是我迫于某种权利的压力，也向总理隐瞒了农民受克扣的部分真相；我上对不起总理，下对不起小坝子的父老乡亲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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