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云同志能够成为新中国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开创者和奠基人之一,不是偶然,而是必然。

他在长期担任全国财政经济领导工作期间,创造性地贯彻党中央的战略部署,既解决了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一系列重大问题,又创立了适应当时中国社会主义经济发展的完整的经济思想理论体系,不是偶然,而是必然。

在中国经济建设的整个过程中陈云同志能够在每遇经济局面尴尬,每遇经济即将崩溃,每遇政治与经济发生重大冲突使经济出现“紊乱”时拿出良策、开出良方,而且卓有成效地推动着国民经济按照中国经济的特有的轨道稳步发展、前进,而每每在这个时期使中国经济进入了良性发展期,熟知中国历史的人,在中国社会生活的人都知道或者都能感觉到中国的经济是独特的,在中国独特的经济规律的一切运作中,陈云能够稳健地扭转局面,能够使一个大国的经济复苏,能够使众多人口的穷国度过危机,这绝不是偶然,而是必然——

1942年,党中央决定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组织部长陈云同志的工作“转入生产方面”。1944年3月,中共中央政治局又根据毛泽东同志的建议,决定陈云同志任西北局委员、西北财经办事处副主任兼政治部主任。实质上,当时的西北财经办事处起着党中央财经领导机构的作用,陕甘宁则是共产党人探索和建立新社会经济试验的基地。陈云在主持西北财经办事处工作过程中,既突破了马克思关于共产主义第一阶段生产资料社会占有、经济活动社会统一管理、消费资料由社会按劳分配、无商品、无货币的设想,又没有按照苏联既成的模式和做法,而是从当时经济社会的实际出发,继续实行多种经济成份共同发展,特别是支持合作社的政策,尤其是不仅根本没有做取消商品、货币的努力,而且坚定不移地发展商品交换和商品生产,在实践的基础上解决了一系列重大实际问题,形成了关于商品生产的一系列重要思想,为后来领导更大规模的建立和建设新社会经济奠定了一定的实践和思想基础。

“陕甘宁经济”是目前所有史料提供陈云第一次正式管理经济,而且第一次就与众不同,就占位很高,他的占位高,与众不同还是我们以上所说的不是偶然,是必然。其实陈云的经济思想早在1925年就显出了与众不同了,最早陈云经济思想是在上海文化企业一文阁进行了实验。

“北有一得阁,南有一文阁”,这是上个世纪二十年代广为流传的一首歌谣。

上个世纪末的世纪之交是中国的嬗变,嬗变着历史,嬗变着文化,嬗变着观念,嬗变着中国的一切……一文阁就是在大上海嬗变的漩涡中找到了自己存活的卵巢,孕育着它生命的神奇……展示着自己走出襁褓踉踉跄跄中的幼稚,展示着嬗变中的麻木、痛苦、成熟……

一文阁的成长、壮大历史耐人寻味了上个世纪末这个世纪初大上海十里洋场交媾般的阵痛;

通过一文阁的成长历史展示中国资本主义萌芽在大上海中演练的真切,展示为新中国富强而探求真理的仁人志士、共产党人,展示华人“商德”的源远流长和华人“商德”的无限魅力。正是那些活生生的人把民族实业、革命、追求、正义在中国经济史上的探索精神和开拓前所未有领域的英雄壮举留给了后人无穷无尽的思索……

一文阁为什么能够壮大?它壮大的秘诀是什么?

胡恒瑞是一文阁的第二任老板,最初仅三人,后来扩大成一百多人,最初只有上海一个总店,后发展了西安、南京两个分店,在华东、华中、西南和西北建有广阔的销售网络,其总资产达到了一亿元。瞿秋白、潘汉年、鲁迅、巴金、刘海粟、徐悲鸿、萧红、康生、赵丹、陈布雷等名流、政要,以及法国皇帝路易十六的后裔、商人路易等,都曾经是这里的主顾,或者是合作者。鲁迅先生使用的带有风景图案的铜墨盒,就是胡恒瑞亲自为他?刻的作品。

一文阁的发展的秘诀在哪里呢?这要说一说陈云与一文阁的关系。

1920年1月8日,胡恒瑞考上了商务印书馆,在发行组学徒。与先于他一个月入馆的廖怀民(陈云)相识,亦与安阳来的糊裱工魏克孚意趣相投,三人同居一室朝夕相处。在茅盾的启发下,他们还组织了有五六个人参加的读书会。同年的6月27日,陈、魏应胡恒瑞的提议,在胡恒瑞的岳父家、清末进士丁贯州的府上结拜为盟兄弟,陈为大,魏为老二,胡恒瑞次之。丁曾经为官苏州县令,因为与张之洞政见不同,辞官赋闲上海。他的改良思想对陈云产生过影响。胡恒瑞是经商世家,其父在天津开银号,在上海的河南路文化街开文具店。

民国初期的上海文化街,文化用品商店有数十家,亚洲最大的文化企业云集在这里。一文阁论经营规模、资本实力,都是一个让人瞧不上眼儿的小兄弟。胡恒瑞面对的竞争对手十分强大,不仅有永安公司这样的民族资本家,还有英、法、日等外国资本的打压。在胡恒瑞未出徒的前一年他二哥死了,那时胡恒瑞的父亲和胡恒瑞的岳父就有意让胡恒瑞接管一文阁,面对这样的局面胡恒瑞向他的大师兄陈云,二师兄魏克孚讨教办法,陈云考人商务印书馆学徒后,在那里博览群书,钻研国内外的政治、经济书籍,同时他细心研究了商务印书馆这个巨大的文化企业的经营管理形态,正是胡恒瑞的讨教让他真正开始思考经济问题和在寻求民族企业发展的途径,也由此陈云的经济思想理论从萌芽状态向纵深发展。

一年后胡恒瑞正式接管一文阁,陈云为其拿出了以继承我国的儒商传统,兼收西方的工业化管理精髓的经营管理的理念和具体的经营方式,提出“经商先树人,勿忘人品,勿忘济世救人。”中华民族传统的“商德”,陈云还进一步讲:“商德”,就是诚信,言商就得说诚信。陈云和魏克孚还帮助一文阁制订了店规,陈云提出:“以德治店,任人唯贤,通过考试制度录用职工,不得使用自己的亲朋好友,坚持五湖四海”。在具体经营方式上陈云向胡恒瑞提出:“有小资本可以先作小企业,任何一个企业都是从小做起来的,只要方向正确。你首先得考虑到成千上万的学生的启蒙和教化,他们都是低消费,但是他们面广,你坚持这一方向,努力干就一定能成功。”

据此胡恒瑞定下的目标市场是:面向贫寒,兼顾高档;发展农村,送书上山。他立即发动店员,给全国各地发信征订教科书。不久,北到黑龙江,南至贵州,西到新疆的广大城乡,都有订单飞来,纷纷要求订购教科书。他们立即组织发货,首战,旗开得胜。

胡恒瑞一生把师兄陈云的话当作了自己行为的规则,也正是师兄的话使得胡恒瑞成为了一个成功的商人。从而振兴了这家文化企业。胡恒瑞的发迹,一文阁的壮大与接受陈云的早期的经济建设思想有着直接的因果关系。

2000年,笔者读到了胡恒瑞的儿子胡恒瑞东池提供的胡恒瑞日记副本,揭开并印证了陈云早期的革命和经济思想的轨迹。胡恒瑞的日记,经过了陈云的夫人于若木,及其长子陈元阅读,亦经过了国家有关部门的审阅认可。

一文阁成长、壮大的历史,可称为陈云早期经济建设思想的“试验田”。

即使我们现在回首望去,陈云在抗日战争时期,建国以后的一系列经济思想是一脉相承的,亦闪烁着强烈的现实主义的光辉。

陈云同志有一句名言:不惟书,不惟上,只惟实。他的这个富于哲理的思想理论,可以从他青少年时代的政治、经济活动中寻找到轨迹……

1925年1月14日,胡恒瑞特意以递交“国书”般的郑重,亲自给陈云、魏克孚送去邀请书,请他俩出席一文阁的治店会议,为其出谋划策。陈云和魏克孚列席了一文阁的七人会议,决策店内的重大事项。设计店徽时,股东兼会计王根深提出,“一文”两字要藏在“阁”字之内,但是他苦于没想到周边采用什么图案。魏克孚提到采用长城图案,大家认为不妥,这里不是地处北方。陈云道:“中国的农民是大多数,农民子弟占文化人中的大多数,一文阁的买卖首先是为大多数人服务的,所以用麦穗最好。”胡恒瑞采纳了陈云的这个意见,他提议大家再谈谈如何治店的主题。

店员房信之说:“城厢区里的商店是低档次的茶馆、浴室、理发店、也有文具店,规模太小。我们的一文阁坐落在租界内,并且在繁荣的河南中路上,是中高档次的商店,已由胡恒瑞先生之先兄经营得初具规模。现在是如何发展的问题了。我觉得我们五个人,都比较年轻。在胡恒瑞先生的领导下,首先要同心同德。而胡恒瑞先生最喜欢用新人,要有民主作风,遇事不要急躁,要有分工,明确各人的职责,你把具体工作安排下去后,不要再硬管了,要给人家权。你要抓全面工作。我们要想办法满足低、中、高档文化人的消费要求,吸收西方资本主义的经营方式。”

陈云:“房信之说得好,‘同心同德’太对了!大家的心往一块想,劲往一处使!‘同心同德’就是团结一致的意思。我们就是在围绕着这个‘德’字上展开讨论。治店的根本是什么呢?我觉得是以‘德’为本;特别是老板,更得以‘德’严已。”

胡恒瑞:“‘德’的抽象的定义我不知道,对于我,作为一文阁的主要负责人来说,‘德’大概是清廉,俭朴,奉公守法吧!我要以德严已才行!我让大家规定几条吧!”

孟志园:“第一,要公私分明,不得以权谋私!我们四位要有监督权。”

胡恒瑞:“好!我保证‘店’与‘家’分开!不任用胡恒瑞,丁家的任何一个亲戚,以前家兄用人不当,对他们说深了不是,说浅了也不是!我当汲取经验教训。今后有亲戚来,不住一文阁一天,不吃一文阁一顿,不拿一文阁一分。”

孟志园:“好!”

薛汉岷:“我觉得你有点‘周瑜’风度,这不好!”

胡恒瑞:“改。这就是第二了,要谦虚谨慎,要从谏如流,善于听取不同意见,集思广义。”

魏克孚:“我觉得谦虚是德,刚直也是德,伦理道德水准要高尚!在俭朴上要深入思索。”

桑仲菊:“一文阁的请客制度,以前你家老二有点大手大脚,摆‘谱’比‘阔’;我不是说要特别‘抠’,要有分寸才好。”

胡恒瑞:“太对了!拜托你订一个标准吧!”

桑仲菊:“今后凡是星期六的‘周末宴会’是例行请客,外人皆知,虽然免不了有‘食客’,但是对我们的业务有关的人很多,把这些有关的人进行一下分类,比如上上,上中,上下,中上,中,中下,下上,下中,下下等,我看以他们中当天出席的那一位最高者定规格为好。”

薛汉岷:“好!客人分成等级处置,虽然麻烦一点,但省钱,我看此法使得的。平时的‘散客’,如只是一般的,在我们的‘份饭’的基础上临时添一道或俩道菜即可也。能在家吃就不要去饭店吃,非去饭店时,一要把握好人数,二是要做到每次去把吃剩下的都带回来,”

胡恒瑞:“这不变成了名副其实的‘吃不了兜着走’了吗!”

薛汉岷:“我参加过老荣家多次宴会了,他们用锅往回端,脸上还笑容满面呢!人家算上海第一大家呢!尚且如此,更何况我等乎?”

在大家的笑声中,胡恒瑞道:“我接受。”

桑仲菊:“事业的基础是什么?是钱?还是人才?”

孟志园:“我认为是人才。”

陈云:“孟志园说得好,人才是人类社会中的佼佼者,在他们身上闪耀着‘光芒’,当然这‘光芒’并不是自然形态下看得见的光芒;这是一种智慧,它能把社会中的各种相关联之事物聚集在一起,用以战胜自然和敌对势力,他们往往是成功者,即使失败了,也附带着成功的因素。人才理智的扩张把人们从各种限制中解放出来。所以拥有才能的人,他们是出类拔萃的,人才并不是天生的,而是要我们去培养。一开始薛汉岷先生所提到的,关于提高诸位的文化水平问题,现在该正式讨论了。”

胡恒瑞:“我明白了,事业的基础得人才,有了人才,一切事情就好办了,没有人才则一事无成。”

陈云:“人才思想体现在知人善任,人尽其才,财尽其用上。”

魏克孚:“我建议学学英国人的做法——企业分红制——把企业的盈亏与职工的利益结合在一起,让他们有一种为自己干活的感觉,以博取职工的真心卖力。”

胡恒瑞:“好!可以一试!”

魏克孚:“关于货物底价的暗语(编者注:当时还没有明码标价,用讨价还价进行交易。因此物价用本行人懂的字代之)。我见到布店把‘一、二、三——十’用的是太、平、春、德、福、其、花、桂、文、章代之;比如三角四,则用春德表之。基本单位是分。我们要自创一种,这样方能保密。”

薛汉岷:“我想好了,用仁、义、礼、智、信、忠、恕、鲍、叔、心。”

胡恒瑞立刻坐不住了:“我举双手赞成!”

魏克孚:“说到信,就联想到诚。孔子说,‘人而无信,不知其可!’”

陈云:“王安石有‘自古驱民在信诚,一言为重百金轻’。诚信是每一个公民无论职务高低,无论何种职业所必须守的基本道德规范。我们说与做必须一致才行。”

胡恒瑞立即制定了店规,十六个字:和颜悦色、礼貌待客、热情接待、尽心服务。他马上提笔写好,悬挂在了店堂的明显处。

陈云集中了大家的智慧,帮助胡恒瑞制订了资产所有制制度,具体的发展方针,经营理念、范围、方向和方式,内部管理的制度和店规的内容,总括如是:明确产权,实行股份制经营,实行平等的劳资关系;用人制度必须任人唯贤,通过考试制度录用职工,坚持五湖四海,不得任用个人的亲属好友;以德治店,诚信为本;要建立生产、采购、销售一条龙的经营方式,以经营中小学教科书和名墨、墨盒、名画、纸张为主,兼顾高档的文化用品;到商务印书馆、中华书局、大东书局没有去过的地方进行市场开发工作,把送书到中小城市和乡镇,销售网

点要放在广大山区;在请客吃饭方,面要有严格的制度;经商富了以后不忘穷人。

胡恒瑞一一实践陈的企业文化建设思想,一文阁揭开了新的持续发展的序幕。

股份制的坚持施行,工资和红利的合理分配,凝聚了店员们的团结力量,平衡了他们的仇富心理。1925年,五卅惨案爆发,陈云在商务印书馆成立了工会和纠察队,劳资双方极端对立,王云五曾经让胡恒瑞充当他的说客,胡恒瑞当然说服不了他的大师兄。为此,王云五迁怒于胡恒瑞,撕毁了与胡恒瑞签定的代销教科书的协议,不得已胡恒瑞求助于中华书局的陆费逵老板。

一文阁的普通店员,享受着当时文化街最高的工资和福利待遇,虽然风暴也刮进了这里,也成立了工会组织,但是劳资关系和谐,丝毫没有影响到经营的运转。在其后的军阀混战、“一二八”抗战、日本占领上海期间,上海的许多民族企业纷纷败落或者倒闭,而胡恒瑞的企业却在稳步发展,且得到了极大的扩张。胡恒瑞先后在南京、西安建立了分店,西安的利润居然超过了上海的总店。显然,胡恒瑞的利益合理均沾的分配制度,起到了核心的凝聚力量。我们也可以看到,资本、技术、经营创意与分配制度,在一个企业里的结构里的极端重要性。如果胡恒瑞缺失了义利观,图谋一夜暴富,他的企业绝对不会度过如此难关,创造出如此出色的经济奇迹。当然,也不是没有人得红眼病。他的一个名店员,看见胡恒瑞分得了大把的真金白银,炒了胡恒瑞的鱿鱼。他借用胡恒瑞的创意和人脉,跳槽去了天津独资经营字画。日军占领天津以后,他的画廊破产,胡恒瑞又收留他重新入股,委派他去了西安的分店,做得十分出色。

胡恒瑞的二哥经营一文阁时,采取的是典型的家族式体制,劳动分配是大锅饭式的,店员的积极性受到压抑,缺乏活力,难以得到发展。胡恒瑞的嫂子参与经营,积攒了许多私房钱。应该在市场上流动的资本,在私囊中沉淀了,窒息了资本的增殖功能,也无从谈起扩大经营。那时,陈云经常去胡恒瑞的店里,看出了它存在的种种弊端。陈云提出的对症下药的改革良方,产生了起死回生的效应。胡恒瑞接手后,硬着心肠把她嫂子请出店铺供养了起来。她曾经怒骂小叔子无情无义,可是后来企业的向上的变化,化解了她的怨恨。规模扩大以后,胡恒瑞在用人上坚持了考试录用制,起用了一大批高素质的人才。1926年,胡恒瑞结婚时房东的女儿周素娟前来应试,考分与录取线相差十几分,胡恒瑞与股东们的意见保持一致,坚持没有录取。这在人情大于王法的中国,实在是难能可贵。胡恒瑞在日记里连连感叹对不起周家,作为老板,他的公平、公正的姿态,对得起了股东和全体员工,保持了企业利益高于一切的原则。

日军占领东北以后,胡恒瑞收留了一个流亡的白俄罗斯贵族后裔阿辽沙。他在沈阳读大学物理专业,恨透了日本的狼子野心,逃亡来到了上海滩。胡恒瑞给他取了个中国名字沈健生,并为他缴纳学费到了一个电料行去学徒。一文阁扩建时,胡恒瑞启用他为监工,建起了五层大楼。胡恒瑞在后来开发西北市场时,沈键生应西北大学的要求,成功发明了“内外摆线规”,胡恒瑞就地建厂进行了批量生产。这个教学用具成本不高,但精确度很高。其原理是在一种极坐标系下的规范图形,大学纯数学系的学生才能够使用。有此仪器后,就象使用圆规一样快捷地画出所需要的曲线。胡恒瑞又在莲湖建厂投产,满足了京、津、沪、浙江与西安几家大学和科研机构的需求。它的名声传播到了国外,英、美几所理工大学也要求订货。这个器械的价格是成本的15倍,销往国外价格更高。胡恒瑞为此大赚了一把。特别给沈键生月加薪50大洋,他和舞女戚海英结婚时,胡恒瑞全部出资给他成了家。胡恒瑞还说服股东,安排卖笑为生的戚海英当了店里的出纳。给特殊人才以特别奖赏,激发了企业的无限活力。

陈云提出的经营方针,表现出了企业竞争的战略远见。1932年底,胡恒瑞护送身处危境的陈云离开了上海,依依一别16个春秋。胡恒瑞依靠文化街信息密集、产品丰富的资源优势,避开了商务印书馆、永安公司这样财大气粗的公司的锋芒,去开发他们鞭长莫及的市场,积累资本实力,回头再行挑战。他践行陈云制定的经营思路,亲去江、浙、赣、皖一带的城乡搞市场调查。他考察、引进了徽墨和湖州善琏村的毛笔,宣州的宣纸。在南方六省建起了教科书销售点,送教科书到用户。他普及文化的举动,大受老师、学生和家长的欢迎。“九一八‘事变之后,胡恒瑞把目光投向了西北,首站进入西安,和市里的一家中学的龙校长签了合作协议,成立了一文阁西安分店,房信之出任经理。渐次开发了整个大西北,至1938年,那里的收益已经超过了上海总店的1.5倍。胡恒瑞此行西进至甘肃武威,西南至成都、重庆,华中的商丘、开封,湖北的许多城乡。胡恒瑞甚至把文教用品送到了一些乡村的中小学校,和许多的城乡学校的校长、老秀才交上了朋友。

为富不仁,富而忘贫,富而缺德,富国欺压贫国,大概是富商、富国们的通病。这是导致社会不稳定、世界不安宁的根源之一。

上世纪初的上海滩,非但是外国冒险家和资本家的乐园,也是本国富豪们花天酒地、纸醉金迷、寻欢作乐的天堂。胡恒瑞的二哥,虽然还没有成为大富翁,已经堕落为一个吃喝嫖赌抽的花花公子,结果英年早逝。胡恒瑞牢记陈云的告诫,他和他的股东们,才没有得上这种难以治愈的富贵病。因而,胡恒瑞治理下的企业,内部团结和谐,外部形象良好。胡恒瑞在华东、华中、西南、西北等省区建立了销售网络以后,他供应的教科书都能够及时发货,从不敢耽误学童们的学习时间。在军阀混战、日本侵略中国期间,他先后在昆明、西安建立了印刷厂,印制教科书。他冒着硝烟炮火亲自押货,送货到客户。如有耽搁,立即赔礼道歉,取得客户的谅解。一次,胡恒瑞和助手在贵州山区送货,遇上了空袭的日机,差一点因此丧命。胡恒瑞发财后,立即高薪聘请教师,开办了义校,讲授国文、英语、数学等课程,免费吸收文化街上各个店铺的学徒工入校学习。他们毕业以后,有的成为高素质的职员,有的参加了抗战。

胡恒瑞对文化和文化人的敬重,和对革命者的支持,体现了一个民族资本家的大德。

据胡恒瑞1931年1月5日的日记记载,一位戴眼镜自称杨之华(瞿秋白)的先生来买稿纸,却没有银两可付。他说自己正在翻译普希金的诗作。胡恒瑞要看他的作品,瞿秋白掏出了普希金的诗歌《玫瑰》。胡恒瑞为解脱他的窘境,他用稿纸与他进行了以物易物的交换。胡恒瑞得到瞿秋白用蝇头小楷书写的《玫瑰》以后,回到家和妻子进行了朗诵。

胡恒瑞给鲁迅先生送墨盒时,结识了瞿秋白夫妇。现在我们知道,瞿秋白被解职以后,生活是很艰难的,他是依靠鲁迅接济的。1927年,顾顺章叛变革命,陈云让胡恒瑞出面组织力量,安全地把瞿秋白护送离开了上海。1927年,巴金刚刚从法国回到上海,带回了在那里写完的处女作《灭亡》。索非告诉胡恒瑞,巴金想让叶圣陶看看稿子。胡恒瑞把他作品送给了叶,第三天叶给胡恒瑞打电话,称赞巴金的作品很有才气,不久即在《小说月报》上给予发表。

巴金在构思长篇小说《家》时,曾经和胡恒瑞讲起了自己的家庭,和其大哥的悲惨境遇。

萧红与胡恒瑞的结识,也是缘于买稿纸。她写完《生死场》后,鲁迅先生为其作了序言,却没有银两出书。胡恒瑞借给她500大洋,得以出版发行,萧红一举成名。胡恒瑞卖给鲁迅等文化名流的文房四宝,都给予八五折的优惠待遇。

上海著名企业女家汤蒂因,去重庆经商失败回来,要建立绿宝牌金笔厂,缺乏资金。胡恒瑞不要她的家产抵押,借给她5000大洋启动投产,胡恒瑞还代理销售她的产品。解放后,汤蒂因积极响应公私合营政策,受到毛泽东的接见,称她为“金笔汤”。

1931年,党中央命令陈云撤离上海。胡恒瑞把他化装成“患者”离开了一文阁,护送进了仁济医院。胡恒瑞又把陈云化装成“尸首”,护送他到码头,陈云从海路离沪。1934年,胡恒瑞从《立报》上获得信息,得知朱毛红军在湘江之战中死伤七万将士。不久从陈云的联络员黄慕兰口里得到传闻,听说陈云已经“病死”。他在哀痛中在一文阁的三楼为陈云供奉了灵牌之位,并作祭文:“今,一在天之涯,一在地之角。生而影——与我等形相依;死成魂——与我等梦幻相接。呜呼哀哉!彼苍者天,曷其有极?呜呼!”

陈云和胡恒瑞之间关系的变化,最有戏剧性的一幕发生在建国前夕。陈云成为党的领导人,而胡恒瑞则是革命的对象——民族资本家。

1949年8月初,陈云为了平抑上海日益膨胀的物价,回到了阔别16年的故乡。这天,他先到了商务印书馆的发行所,看望了自己的老领导和故旧。10日上午十点,陈云带着一个卫士,奇迹般地出现在一文阁门口。胡恒瑞这才知道,他现在的名字叫陈云,非但没有病死,而且成了共产党的领袖人物。王根深连忙给魏克孚打去电话,他马上赶了回来。魏克孚和夏衍已经接管了上海电影局。三兄弟见面,陈云没有任何官架子。胡恒瑞领着两位师兄到了三楼,让陈云看了为他设摆了多年的牌位和祭文。陈云念了一遍,沉思良久说,“不过我还活着!不打倒国民党,我是不能去见马克思的!”大家哈哈大笑。

中午大家一起吃了便饭,陈云还是吃得很少。胡恒瑞问道:“廖兄,你还是只吃五粒花生米?当了官不吃点好的?”陈云:“我们共产党的官就是人民的勤务员,是公仆。你还记得我们学徒时讨论过林肯罢?我们共产党人是为人民服务的,在新社会里,人民要真正当家作主。我们要尽快地稳定物价。”

胡恒瑞道:“现在的物价比6月初强多了,当时我还真以为共产党镇不住奸商们。”

陈云:“我们在党中央的领导下,从全国各地调来物资,与奸商们斗智。”

胡恒瑞道:“你在离开商务发行所时,对我说过,你此去一不做官,二不要钱,三不妥协。”

陈云:“我后来找到了共产党,到了延安后才真正地学习马克思主义,才真地和敌人作不妥协的斗争。在我最困难的时候你帮助过我,今天是来致谢的。”

胡恒瑞道:“当年我们还小,三结义的形式不过是暂时的,人各有志,不能强勉。你、我走的路不一样。如今你成了上级领导,我成了一个资本家。唉!浮云一别后,流水二十六年。你我成了两个不同阵营里的人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