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梁晓声编剧的电视剧《知青》一播出，就引起老知青们的极大关注。我和老伴都插过队，看了头两集，感觉这戏主要还是写“兵团”。再上网看全剧简介，知道后面还有在陕北插队的内容。“插队”，终归是当年知青上山下乡的主要形式。

我是“老初二”。1968年夏天，天津老三届中的高三、初三去黑龙江兵团，发皮帽子，还有去内蒙古的。走时火车站红旗飘锣鼓响还有人慷慨发言，火车开远了，才有个别母亲姐妹忍不住流泪，还得赶紧抹了，怕人发现。年前，他们回来，野气裹着怨气，不见了先前的豪气。过了年，就轮到老高二老初二了。我们也想去兵团，好歹集体生活起码吃食堂。但不行，必须去河北农村。 我们走时，车站什么都没有，只有一片哭声，不少母女捶胸顿足。

我体会，所谓“插队”，就是把你或几个人很孤单地硬插到生产队里去，跟排队加塞似的，人家并不情愿，但不欢迎还不行。况且，还把教育知青的活派在人家头上。老何我和同学们的经历，就是典型的硬插进去：

1969年3月，正月，早上，贼冷。在公社念名字，我们6男4女分到一个村。一辆大车拉行李，人步行八里地进村，男女老少嘻笑围观指指点点。大队部内，5个队长当我们面抓阉，一队俩。抓着女的笑，抓着男的愁。愁啥？日后问，队长说：本来口粮就少，又来两个争饭碗的。笑的：队里不少光棍子，兴许给谁做了媳妇。这可不是臆想，当时谁也想不到后来还有选调、返城，一开始连我们带社员都认定这辈子就落这了。

往下就是“落户”和给予“再教育”。两队女同学待遇较好，房东家是瓦房。两个男队，连房东都没有，一个对面屋是库房，一个是下不了炕五保户。我二人还不错，有房东，但房子很差，旧草房。住西屋，窗下是猪圈，晚上和猪隔着一层纸小合奏，气味属人畜混和型（闻一阵就习惯了）。当然，房东对我们很好，日后如同一家人。几月后，队里把村边库房收拾出两间房，就搬了过去单过。进沟里砍柴讨口水喝，一大娘问：“家里几口人？”我说两口。老人说：“噢，公母俩呗？”旁人笑：“两公的。”

说起来，从到队里第二天开始下地挑粪，挣工分，就和社员没什么不一样了。唯一的待遇，是头一年从公社粮站买粮，到十月，彻底归位，上场院跟着分粮（一年360斤毛粮，即连皮计算），分啥吃啥。年底结算，一天十分价值三毛六。至于穿呀戴呀，除非赶集串门才穿得干净些。下地没好活，泥头巴脑，男知青又不会缝补，破破烂烂，多教还赶不上村里日子略好的社员。

那年月讲要进行 “脱胎?Q骨”的改造，其实并不难：把你一两个人撂在一个生产队，就是起早贪黑的下地，干活、收工、做饭、吃饭、睡觉、起来再下地再干活再什么，甭多了，两个月，保证你见生人就眼珠子发直，一看这人真的全变了。我第一次探家，从山里出来，一见城市，晃得直眯眼，心想，过节了？咋这亮堂。你想，半年了，点油灯，谁家屋里又都熏得漆黑……

至于过日子，就别提了，人家社员下地回来，吃好吃赖有口热饭。我们不行，再累也得烧火，柴少柴湿，沤得满屋烟，好不容易吃上，下地的钟声都响了。男知青如果三四个以上在一起，常为做饭挑水烧火一些小事闹意见，以至后来多数都一个人单过。我和同伴关系一直很好，但有很长时间他抽到贫宣队去，我就一个人守着仓房住在村边，四下都是庄稼地。若是女知青，根本不敢住。

苦点累点倒也没啥，最可怕的，是开始村里个别人认定我们是在城里犯了错误才下来的。就因为一句话，说这地方喝稀粥，斗地主时就把我们一个男同学也拉上去；公社开大会，又把另一个跟社员打架的知青拉上台斗，一时间知青人人自危。情况到1970年夏天有了变化，中央下了一个26号文件，要求重视知青工作。很快有工作组来检查，我们一开始还不敢说实情。但往下县里开知青会，地区也开，村里学文件也让我们参加，有的知青还当了民办教师，还干些写材料的活等，国家又保证知青每人每年口粮吃到514斤，（去粮站买不足部分），渐渐的知青境遇就发生了变化，社员对知青也开始高看一眼厚爱一层，彼此关系愈发亲密了。等到出现了“选调”，有人到工厂、商业当工人当职工，我们的“插队”的生活从此就有了盼头。但盼的年头可不短呢，我五年，还有七年八年十年的。以至后来多少年里还时不时做这样梦---还在村里耪地，心里急，怎么还轮不到我出去？

醒了，长出一口气，自言自语，多亏是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