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雏 声 初 试 因为嗓子总是哑，我有时不得不请别人代行班长“职权”，诸如站队集合、起立立正之类的呼号，往往都得由别人代劳了。到了五年级，正是美国侵略越南的“高峰期”，游行越来越多，嗓子哑的次数也越来越多。当年五月，因为要迎接“六一儿童节”，我们班排练了小合唱《五好红花寄回家》，准备参加全校会演。这个节目唱的是一家子里，男孩子参军要走了，爸爸妈妈姐姐妹妹齐来相送，每人对他都有一段殷切的期望。我扮演了那位参军小伙儿，其余角色都是班里的同学。彩排了多次，大家很满意，认为很有希望夺奖。谁知，最后一次彩排，我太认真、也太紧张了，竟把嗓子唱哑了。还有两天就要正式演出，老师急死了。观察了一天，看到我的嗓子仍无好转，老师绝望了，只好让全班同学一起上，凡是我和“爸爸”的唱段，就由男同学齐唱；凡是“妈妈”、“姐姐”、“妹妹”的唱段，就由全体女同学齐唱——小合唱变成了大合唱！“关键的时候掉了链子”，让我非常懊恼而又无可奈何！ 到底是大成殿，我们的教室不仅位置高，室内的设施也是全校最好的，地板竟然是大理石的，非常光滑，扫起地来毫不费事。教室外面，是大成殿的月台，当年是祭孔时烧香摆祭坛的地方，现在成了我们的操场，一下课，我们就高高在上地在上面玩耍，其他班级都在我们眼底，让我们好不得意。 一天夜里，下了一场大雨，早上我们到校一看，东侧的汉白玉柱子倒了一根。第二节课下课，休息时间长一点，我就组织一帮男同学，想把它立起来。一阵七嘴八舌过后，好不容易让大家弯下腰，我刚刚喊了声“一”，偏巧这时上课铃响了，大家一听，扔下石柱子就跑，我措手不及，一只脚没抽出来，倒下的石柱子砸在右脚的大拇脚趾上，脚下恰好有个小坑，不然的话，我的这个脚趾就被砸烂了。我坐在地上，想抽脚出来又不能，于是大叫起来。同学们从教室里冲出来，在老师的指挥下抬起石柱，才把我扶起来。 起初，我只觉得大拇指有点涨，并没有在意。上了一会儿课，才觉得大拇指胀痛的越来越厉害，不禁哭了起来。老师也慌了，忙派两个男同学把我背回家。家里也没什么药，只好养着，休息了两、三天，觉得好一些了，才去上学。过了一个星期，大拇脚指甲发黑了，最后竟脱落了。 就在我们五年级后半学期，全国正在酝酿着一场暴风骤雨。这场风雨的前奏，就是姚文元在上海《文汇报》发表的《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接着，就开始批判“三家村”。那年月，人们买不起收音机，更不知电视机为何物，也没钱订报纸杂志。三年级的时候，有一天，父亲带着两个工人来到家里，在家里睡的炕的上方正中间挂了一个上宽下窄的广播喇叭。从那以后，唯一能听到新闻和文艺节目的，就是这个广播喇叭了。人们都管它叫“ 匣子” 。从一九六五年下半年开始，“匣子”里就天天都传出批判“ 三家村” 的声音。“ 邓拓吴晗廖默沙，他们三人是一家”已经成了我们的儿歌，但却不知道他们是谁。听得多了，才知道他们是北京市委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 ，要“复辟资本主义” 。于是,学校在上课时也开展“革命大批判”，写作文变成了写批判文章。有一天，我模仿《中国少年报》上的一篇文章，写了一篇作文，大意是不要像父亲那样，再受地主剥削，吃二遍苦，受二茬罪。作文写好后，班主 一天下午，我正在学校对面的建设局的操场上打篮球，一位同学急匆匆跑来，叫我 相关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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