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略略地扫看了一眼面前端坐的三位古稀老人，微微颌首回复了他们深约45度的鞠躬。

一次跨国间的商业谈判，在三位日本老者和我们四个中国半老者之间开始了。

两个多月的隔海传真通讯，为了“强氧化离子水技术”的转让权这个可以带来很大经济效益的合作意向，在这家4星级宾馆的会议间开始了第一轮实质性接触。

佐藤君81岁，株氏会社的董事长，身材不高，精悍急健的形象后面隐露出谈吐彬彬，笑容可掬的日本式的礼貌惯性。浩山君79岁，总经理职位，身材高大，挺拔的腰杆，宽阔的肩膀，还有铿锵的语调和助语手势，都可以看得出他年轻时的彪悍余威。川木君65岁，主管技术的电器工程师，也是这项技术的权威，谦恭和气，永远用真诚的笑容和在场的任何中国人试图沟通心灵。

开场的寒暄难免，感谢光临，预祝合作成功的话，满室流彩，喋喋而无味。

亚洲人的礼仪总是显得这么烦琐亢长。

川木君站到早预备好的白板前，手持一沓讲稿，准备介绍他的技术。我在他的对面，站在白板的另一侧，作为我方的技术迎和，也作为礼貌性的点缀。双手交叉在小腹前，静静地等待日本方面的技术演展。我们请来的“通司”刘先生介绍双方的身份后，川木君不嫌多余地又冲我一鞠，瞬间，我目测到这一鞠不小于60度。

强氧化离子水是利用强大的电场，通过半透膜的离子分隔特性，造成膜两侧的电位差，赋予普通水（H2O）+200毫伏-- -900毫伏的氧化还原电位，使任何微生物的溶酶体在瞬间失活，从而达到强力消毒的效用，是近十年来消毒领域的最新技术。10年前，日本的农业学家利用强氧化的酸性水处理被海水碱化的土壤，发现处理过的土壤中，一片白垩，毫无生命迹象。这个现象被医界注意到，遂成为现今灭菌消毒领域中一改化学性消毒方法必然造成地下水环境污染的物理性消毒方式。

从原理到使用，川木君不停地讲解了很久。我听得很认真，我希望能够有机会对我四年来耗费全部家资，终于使自己一贫如洗的这个魔鬼般的“强氧化离子水技术”能有更深入的了解。

可是，我听出川木君讲错了。

也许是口误，也许是“通司”对专业词汇的生疏，半透膜所必然存在的阴膜和阳膜的物理特性，在川木君的讲解中被混淆了。而使用阳膜或是选择阴膜，却恰恰是这个技术的关键。

我静静地等待着礼貌上属于我提问的那一刻，等待着应该出现的川木君更加清晰准确地诠释。

商榷性的提问让川木君的表情有些窘了，方正而多脂的脸孔在变红，声音也不同刚才的自信，似乎有些喃喃。他的解释：我们使用的是中性膜。

一个常识性的错误，一个让我瞠目的解释。由或是阴性，或是阳性环氧树脂附在载体上形成的半透膜，一定具有阴或阳的物理特性区别，否则便不存在屏蔽阳或阴离子的功效。直到此刻我还是希望川木先生是口误，而不是认识上的浅薄。“通司”的再一次翻转过来的母语，让我在心理上放弃了礼貌掩饰下的虚伪。

这是科学，这是技术合作，这不是可以对历史都能含糊过去的另一个意义上的友邦接触。为此，我不肯忽略。

椭圆形会晤台上摆着日方带来的样机，精巧中透出的简单实用性，与很多日产品相似。我注意到这台机械与我办公室里的属于我的那台相同原理的机械，有着思路设计上的不同。

我跨前，“进入”了川木先生的主讲位置，用4年来对这个技术的理解，向我的同仁，向三位技术母国的人士，讲解我复制出的这套机械的新的实用原理。

日方的机械每分钟制造强氧化离子水1立升，我的机械每分钟制造5立升。

日方的机械每隔15分钟，人工清洗电解槽一次，历时1.5分钟，此间机械停止工作。我的机械利用导极原理，自动清洗电解槽，24小时连续工作。

日方的机械只有还原电位读数，没制备PH值读数。我的机械利用函数关系，同期读出氧化还原电位值和PH值。

日方的机械，从原理上使用的是阳膜，由于阳膜的使用某种程度上减弱了氧化还原电位的形成，用于消毒的电位水应以使用阴性膜效果为好。我的机械使用的是阴膜，可以在更小的电压下生成相同的氧化还原电位差。

我的讲解声停了，这间刚才还洋溢着亚洲礼貌的大房子里，突然出现了一种不和谐的死寂。我注意到川木先生已经坐回他的座位，斜着身子认真地听着“通司”的每一句话。我依然站在白板前，尽量使态度平和而坚定的望着三位日方人士，等着他们对谈判第一回合的反应，等着对这个我们了解掌握的更深刻的技术，和有关这个技术转让协议的相关话题。

一派僵化的氛围中，川木先生霍然起身，走到白板前，端立在我对面，讲出一连串他的母语，然后又是大于60度的一鞠。“通司”翻转过来他的话：我们对强化离子水技术的理解不如高先生深湛，我们的机械设计还不完善，请高先生指教！

我不懂日语，只是静静地听着“通司”的翻转，品味着川木先生不停出现的肢体助语意味。然后微微颌首，默许了我们彼此人格上的认可。

近午，工作餐。

佐藤君和浩山君坐在我的对面，川木先生似乎有些心不在焉地吃着他那份浇番茄汁的意大利通心粉，不时地用餐叉敲打一下磁盘的边。也许是冥冥之中的巧合，餐厅电视中正在播放日本国的选举结果，小泉再次当选总理大臣，屏幕里的日本国一片欢腾。我眼前的三个日本公民突然站立起来，满面喜庆的击掌相拥，一时间竟把屏幕里的欢腾旁若无人地引缘到这个餐桌上。很多进餐的人，更多的是我们的同胞，几乎同时把鄙夷的目光甩到我们这张桌子上。

还是亚洲的礼貌，还是亚洲的虚伪，还是带着商业行为的客套，我们也抱以微笑，向三位日本公民表示了祝贺。

佐藤君依然端面电视屏幕，身体立的笔直。浩山君已经回过身来坐下了，面带那种似乎由来已久的傲慢，突兀用汉语发问：高，你知道小丰满水电站吗？那就是我们的技术。

我还算读过几本书，知道这个日伪时期建立在吉林市内的小丰满水电站确是我国第一座大型水力发电站，由满洲国初建于1937年，1943年第一机组开始发电，当时发电规模较小，至解放前夕又遭破坏，处于瘫痪状态。建国后经大力修复并加以改建，成为东北电网的主力电厂。

骨子里的荒蛮，心理上的对抗，终于弥盖了商业矜持，我静静地却是强硬地回复：如果不是我们后期对丰满水电站设计上的根本改造，现在这个电站早该废弃了。当年的设计思路的原始，使电站的发电量极小，浩山君，对于松花江极好的水利资源，在最初设计上，是不应该这么浪费的。

浩山笑了，很不自然的笑了，我感到他的目光里潜出了一种恶毒的意味。

我也笑了，心里也潜出一种恶毒。我突然觉到他的年龄，他关心的旧日话题，还有他娴熟几近标准的汉语发音，让我想到一个名词：关东军！

午后，实质性谈判。

日方索要5000万日圆（当时大约合70万人民币），作为他们出让强氧化离子水技术的出让费。机械生产所需的一切原材料，由日方进口，产品由我方负责在我们国内销售。

我拒绝了。

我强调双方最初议定的合作原则，不是技术出让，而是商业合作。或者是说，针对现今大陆上还认可日方技术，还有市场可言，我们只是希望能利用日本国的产品商标，来催动国内市场。技术我们已经掌握，而这一点名义上的借重，是我们唯一可以利用的日方元素。

我的强硬，使浩山激动了，或是说被激怒了。他立起身来，冲着放松身体仰靠在沙发圈椅里的我发问：你认为我们的技术到底值多少钱？你有钱吗？你能买得起我们的技术吗？佐藤抬手拦住了他外露的锋芒，坐在沙发上微微欠起身体，还是那样礼貌的把身体向前摆出日本式的谦恭：

高桑，我们认同与你们合作，是把这么大的中国大陆市场让给你们，相信你们会懂得这里的商业含义。

你错了！佐藤先生。是我们想通过与贵方的合作，使最初产生于贵国的这项技术有了变成商品的机会。中国大陆市场本来就是中国的，不是你们让给我们。别忘了一个关键问题，是我们的合作可能成就了这个技术在中国的进入。

高桑，我们可以撤回我们的样机，结束我们间的合作。

请便，这种样机我的洗手间里就有一台，已经使用三年了，就是我四年前试制的那台，运行状态始终良好。

浩山猛然把一沓资料摔在桌子上，眼睛里冒出野蛮和轻蔑。我听到他用含糊的母语说出一句什么话来，语调很有些恶狠狠的。

我望着“通司”刘，等待他的翻转。刘的脸色第一次如此激动，如此为难。片刻，他向我说：高先生，这句话，我拒绝翻译！

我听不懂日语，但是我从浩山的口型上可以感到那是一句外来语：支那猪。

我知道自己的脸色已经铁青了，由来已久的野性被50岁年龄应有的冷静压抑着，我要求自己不要从沙发上站起来，不要快步冲到这个日本人面前，不要右手从上面虚晃一下，等他的脑袋下意识地向我的左侧偏过来，然后用左手钩拳将他的脸掏起来，当他被击打得不得不仰起那张日本式的脸，还有那双可能挥舞过军刀的手，已经向两旁无力地摊开时，再左腿跨进，右拳横摆，用最大的力气击出我从十四岁时就练习得很纯熟的1-2-3组合拳的最后一拳。

逼视着浩山已经开始胆怯的脸色，余光里看到佐藤和川木急急站起来的身影，我抽出纸烟，用这种下意识的动作，把自己按坐在沙发的圈扶手里。

“通司”刘先生低声说了句：哥们，别介意！别介意！

我感觉到刘的手轻轻地按在我已经向前伸出的左腿上。

在不久前曾经发生过一次的死寂中，我请“通司”刘翻转我的话：请他们自重，希望他们能够像几十年前那样，“全须全尾”地从这里归回他的岛国，不要头上擦着中国的红汞，包扎着中国的纱布回去。

第三轮谈判的可能已然消失了，任凭他们把转让费降低到2000万、1000万、500万，任凭他们百般让步，也任凭他们无论是把腰弯到45度还是60度。

我，拒绝再谈。

清晨的太阳升起的时候，我们一行人把三位外籍人士送进侯机厅。望着他们习惯的鞠躬，望着那熟悉的礼貌彬彬，我知道那并不是尊重的礼貌动作后面藏着些什么东西。

脸色已经不再铁青的我，心里不断地翻腾着“关东军”这三个滴血的汉字，还有“狗日的”这句带着仇恨的国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