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口述卷中
亲历20世纪60年代初三年困难时期

仇承轩


1958年，我刚上小学，就在文庙西侧教授署的门口看到了大炼钢铁的小土炉子喷烟吐雾，教职员工都参加了大炼钢铁的战斗……高举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的伟大红旗！口号震天，情绪高涨，社会主义建设掀起了空前高潮。与此同时城乡建立食堂，饭随便吃，粮食随便扔，人们似乎跑步进入了“共产主义”。
这都是看到和听到的事，幼小的我却不明就里。
然而以后发生的事在我这一生中都留下了刻骨铭心的记忆
1960年，形势和1958年比就完全变了样。
我记得，那时山上一个自来水，山下一个自来水，山上山下的居民就是用这的自来水洗衣做饭，我虽然只有十岁，却也经常和奶奶去自来水那接水，一个水桶用杠子一串，抬起来就走，我十岁的稚嫩肩膀，配上奶奶那双小脚，上坡下坡着实费了好大的劲儿。
天老不下雨，自来水供不上了，挑水抬水的排起了长队。
这些日子，不知为什么，大人不时的让我去碧峰门的菜站买高价点心，一元五角一斤，这点心枣泥馅，是圆圆的小饼状，口感相当不错，可是没几天这高价点心就没有了，货架一天比一天空，副食蔬菜供应日趋紧张，几乎到了没副食可言的地步。所有市民的粮食指标由每月28斤降到了25斤，未成年人的粮食指标只有18斤，副食品供应到了最低点。从有线广播的喇叭里知道，“低指标、瓜菜代“的日子来临了。
连续的假大空，适逢连续的自然灾害，加上偿还苏联的欠账，中国的经济面临了空前的困境！
1960年8月10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全党动手、大办农业、大办粮食的指示》，要求切实计划用粮、节约用粮。口粮标准要从低、其他标准也要从低；同时，大搞瓜菜的代食品；这两个决策简称为“低标准、瓜菜代”。
空前的饥荒，空前的困境，全国人民面临着空前的饥饿考验。
“闲时吃稀，忙时吃干，平时佐以瓜菜代”——这是伟大领袖给我们留下的有关吃的唯一文字语录。
然而这些都无济于事，随着时间的推移，瓜和菜都无处可寻了，只有一个“代”字让更多的人至今还记忆犹新。
也是那时候，我的最小的弟弟出生了，没有营养品，没有鸡蛋，母亲因为营养不良，没有奶水，每天都是用铁饭勺打点白面糊糊，放一点糖，成为幼小弟弟的主食。
1960年的金秋，没有了往年的收获，因为副食蔬菜的匮乏，月全家供应的180斤粮食亏了105斤，为了弥补亏空，家里实行了定时定量，一顿只发一个小窝头，真正知道了饿是什么滋味。
当时不知哪位科学家发明了增量法，我记得是把全家人吃的玉米面放到篦子上先蒸熟，再到在下边的压锅水里，烧着火搅拌，等凉了以后再做成大窝头样，上屉再蒸，平时的二两个头有四两大，只是暂时填饱了肚子不大一会儿就饿了。
这招不灵，粮店里开始供应代食，一斤指标给1斤2两谷面，为什么叫谷面呢，因为是用谷子直接压成了面，谷糠全在里面，几顿下来，吃的全家人大便不通，有的憋得直哭，是母亲用柴棍一点一点给拨出来。于此同时粮店供应“玻了哄子”面和棒子瓤压成的粉，有人说“玻了哄子”就是柞树树叶子，紫褐色的“玻了哄子”面放上玉米面，做成的窝头苦不堪言， 牛黄解毒丸一样的味道，真是难以入口，母亲为了让我们吃下去，把每月一人供应的二两白糖发给大家，沾着窝头下咽。
那时商店里唯一不缺的是酱油，很多人因为实在没什么可吃的，到商店里买酱油冲水喝，弄个水饱，时间久了，很多人得了浮肿病，
那腿肿的锃亮，一摁一个坑儿。得了浮肿，到医院开张诊断书，到商店便可享受一定数量的营养待遇。
天气越来越冷了，能下肚果腹的东西几乎都下了肚子，那时，我们去喇嘛寺菜地捡白菜帮子，萝卜缨子、葱胡子、红薯秧子、甚至蒜辫子都没舍得扔，把它粉碎了掺上玉米面做成窝头，虽然嚼不烂，但是有蒜香味还是让我们有了胃口。农村的亲戚给我们拿来了杏树叶子，说泡透剁碎了揣玉米面不难吃，吃了几次，果然好于“玻了哄子”面，起码不苦，没有药味儿。我二哥本来在承德一中高中上学，因饥饿难忍辍学了，这成为他后来终生的遗憾。
我们家本来是全家十七口在一起过，因为日子艰难，在一起无法为继，就分家另过了。
这年冬天，我八十岁的爷爷患脑出血失语，且生活不能自理，爸爸只好负起了照顾的责任，生活就更加艰难。我们这些“半大小子，吃死老子”的年龄，让大人有多少为难之处，就无法形容了。四十天后，我的爷爷去世了，出殡那天，家里预备了一个窝头，预备送葬的人进家门不空口用的，谁知，送葬的队伍刚走，一位不速之客进屋掀开锅盖，拿起这个窝头落荒而去，至今也不知道这人姓甚名谁。
这时我们听说某某副食门市进去小偷了，撬门之后坐在特供商品的饼干箱子前大吃特吃，人们抓他也不跑，只顾一个劲的往嘴里塞饼干，审讯他时，他说口渴，要喝水，给他拿来水喝下之后，却因饼干吃得过多，经水一泡，把小偷撑死了，当时我们还想，这小子，这年头还做个撑死鬼！
多少窃贼伸手只为弄点吃的，想想令人悲哀。
那时盼过年，是真盼啊，标准不高，年三十晚上，能让我们随便吃饱就成!在日思夜想的期盼中，大年三十这天终于来到了。
父亲说，“今天晚上的饭，放开量吃！”
麦麸子面的馒头，吃了一个又一个，七个下肚，明明肚子已经圆起来了，可还是觉得没吃饱。母亲怕我们吃多撑坏了，说，明天再吃吧，还管够。我们这才依依不舍得放下了筷子。
转年，春天来了，野菜露了头，树也见了新绿。那些苦麻菜、曲麻菜、人荇菜、灰灰菜 、扫帚菜，车轱辘菜、马齿笕……没等长大，就被人们一掠而空。榆钱没有了，继而榆树叶也没了，甚至把榆树皮也揭下来回去吃了，据说榆皮面是历朝历代平民百姓度荒的绝佳食品，可做饺子，面条等多种食品，但是我却没能享到这个口服，因为榆树是当年的抢手货，去晚了啥也捞不着。实在没处可弄了，武列河畔的“酸巴溜”，山野边上的“小鬼叉”，都成了果腹的材料。
这年的初夏，满山的刺槐让我们看到了生机，高庙后山，头道沟、二道沟，漫山遍野的刺槐成为我们取之不尽的生活源泉。我那时上小学五年级，最初只和我的奶奶到高庙一带连给我爷爷上坟，捎带着捋槐树叶子，回去后用开水焯过，在大盆里泡着，剁碎后掺上棒子面，做成团子，虽然不好吃，还是可以下咽。
以后，我每天下学都要到头道沟二道沟一带捋回一袋槐树叶供全家人果腹，星期天就更甭提了。最辛苦的时候也有一些快乐，那就是槐树花开的时候，满山清香宜人，饿了，捋一把槐树花放到嘴里，甜甜的，香香的，既解饿还解馋，有时捋一袋槐花回去，那可是不亚于过年了。然而好景不长，槐花时节很快就过去了，槐树叶变得越来越老，但我们始终坚持着，这是维持全家生存的源泉啊。那墨绿色的窝头伴随了我们整整的一夏一秋，这东西嚼到嘴里虽无怪味却也扎拉拉的难受，时间长了，那脸色都成绿的了。老亲旧临来家串门，话题离不开一个吃字，说的最多的是什么时候吃一个纯棒子面，就上一个熟咸菜就好了。十几岁的年龄，正是长身体的时候，年仅四十岁的母亲看在眼里疼在心上，但又无可奈何。上有公婆，又要照顾好丈夫，还要管好6个孩子，难度可想而知。母亲看我年纪小受了不少累，蒸了一个小小的净面窝头，对我说，快拿到后院去吃了，窝头吃在嘴里，甜甜的，香香的，我敢说，这是我今生吃到的最好的食品，今生今世难以忘怀。
三年困难时期，地广人稀的坝上也同样不能幸免。坝上的老百姓说，别处大旱，坝上粮食连年丰收，可是生产队所有粮食都要上缴国家，社员吃的是国家返销回来的粮食，每天每人只能吃到三两粮食，守着大丰收的庄稼，老百姓把胡麻糠、荞麦花等平日里喂牛喂羊的粗饲料变成了自己的代食品，能留下一点的只有一部分土豆。
坝上组织忆苦思甜大会，老贫农站起来诉苦，听会者觉得不对劲，原来没有文化知识的老贫农把三年困难时期当苦忆了。1968年我上山下乡到坝上插队，每当说起当年低指标的日子，大家有说不完的话题，言谈话语中处处体现着心有余悸。
有一天，我的一位同学要我到他家帮他复习几道算术题，晚饭邀请我在他家吃饭，吃的是榨油以后的豆饼熬的稀饭，正常年景，这豆饼是牲畜饲料，即使这样，那也是我当年的一顿改善了。我当时好羡慕人家，他家居然能吃到豆饼！
“低指标、瓜菜代”的时代。有人统计过吃过的代食品：
野菜树叶类 包含：苦菜、灰菜、猪毛菜、反枝苋、车前草、魁蓟，榆树叶、柳树叶、杨树叶和丁香叶，用开水烫过，冷水浸泡数日，加少许粮食混合成菜团。或做成稀菜粥，以它为主食，就变了一种味：苦、涩，烧心，浑身瘫软无力。
淀粉。不是土豆粉、红薯粉，而是将包裹玉米穗的皮加食用碱长时间水煮，可以提取少量糊状的东西，掺入粮食做成窝头为顶尖级的代食品，可惜资源有限，且含量甚低。掺的粮食少，一样不好吃。
荞麦花，不是荞麦的白色花朵，而是打完荞麦，收过种子后剩余的枯叶和茎尖，用碾子磨碎后掺入少许粮食做成窝头，色黑褐，颇苦涩。
榆树皮、椴树皮，包括小叶椴和糠椴的内皮，制法是：砍树—剥皮—晒干或焙干—碾子磨碎—筛下碎末——掺入粮食少许做成卷子或烙饼，粗糙，还有滑、粘的感觉，味道就像老子所说的”道”，“道可道，非常道”，没法形容，一说出来就变味。
麦麸子是最好的代食品、掺到白面玉米面中均属上等。谷糠、玉米轴，是玉米穗搓下玉米粒剩余的部分，也称棒子瓤，是生炉子很好的引火柴，但是晒干、碾碎也能磨下少许碎屑，掺入粮食做窝头，虽无邪味，但是排泄极困难，非常痛苦，常常带血丝，且需要别人帮助。
形势越来越严峻，死人的事也时有发生。
1961年1月14日－18日 中国共产党八届九中全会在北京举行。会议听取和讨论李富春《关于1960年国民经济计划执行情况和1961年国民经济计划主要指标的报告》，鉴于“大跃进”所造成的国民经济比例严重失调和带来的严重困难局面，会议强调贯彻执行国民经济以农业为基础的方针，全党全民大办农业、大办粮食，适当缩短基本建设战线和降低重工业发展速度。会议正式通过对整个国民经济实行“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八字方针，并决定在农村深入贯彻《十二条》，进行整风整社。全会还批准上年9月中央政治局关于成立六个中央局的决定。在会上，毛泽东号召全党大兴调查研究之风。这次会议，标志着党的指导思想的重要转变，表明“大跃进”的方针实际上已经停止，国民经济转入调整的轨道。
这年散了食堂，还允许开小片荒，扩大了自留地。群众中蕴藏着极大的积极性，社员们起早贪黑的开荒，好像延安的大生产运动。我上板城的一位亲戚和我说，那年他小小年纪，也加入了开荒大军，他和父亲找一片杂草稀疏的地方开荒，土层薄，刨的浅，以至于耪地时一锄下去，碰到了硬地，但就是这样，庄稼还居然出土，结穗、产粮，人民群众就像路边的野草，给点阳光就灿烂，给点雨水就成活。
1962年，我工作在承钢的父亲在承钢厂区的空地，获准二分地的开荒权利。那年，我正在上小学，和学校撒谎请了病假，和我大哥一起揣着两个玉米面窝头，带着铁锨镐头到承钢开挖这二分地。从早挖到晚，总算开完了这片荒。第二天，我们又去用镐头搂开垄，种上了高粱，外行种地，地开的粗糙，当时就有人笑话我们，你们这样种行吗？夏锄除草定苗也仅去了一次，奇怪的是，我家的高粱长得分外的好，看着硕大的高粱穗，畅想着收获后就可吃上香喷喷的纯梁饭了，心里别提有多高兴了，那活干着也来劲。秋天来了，我们哥几个去承钢收秋，把高粱穗割下来捆成捆。那时承钢有简易火车发往市区，我们就是在这简易火车上把高粱穗拉回承德。顺便种点窝瓜也丰收了。
手头有粮心里不慌，看着收获颇丰的高粱穗，我的奶奶高兴的不得了，她教我们用两块砖头搓下高粱米粒，我们用自己种出的高粱熬出了第一锅高粱米粥，洋溢出的高粱米香沁人心扉，我们吃到了久违的纯梁，不再吃代食了，那心情真是没法说。
后来我听说，这年是丰收年，不管天南海北，种啥长啥，种啥啥丰收，老天爷真是开眼了。正好从这时起，自由市场开放，花钱可以买到一些高价食品，我清楚地记得，那年在自由市场买一个萝卜要一元钱，那会的一元钱和这会是两码事啊，那会一个月工资几十元钱，现在的工资是几千块钱。不管怎样，市场开放，人们拿钱能买到东西吃了。在生活的绝境中让人们看到了希望，也就从那时起，人们才逐渐摆脱了大饥荒带给人们的无奈，日子起死回生，并开始好转。
事情过去54年了，三年自然灾害这样的事情让经历者刻骨铭心。它应该时刻提醒我们，坚持实事求是，坚持走群众路线，少一点官僚主义，少一点形式主义，就能少一点危害，即使有天灾，我们也能抵御过去，决不能让三年自然灾害的历史重演。

沉重的代价！真实的回忆。

一代人永远难以忘怀的一段不堪回首的往事。

从农村抽调回城后，一直在蔬菜公司，有一个原因就是1961年初春，正当低指标瓜菜代困难时期，蔬菜公司从武汉调拨几个车皮青罗卜，虽然冻了，但每家都分配了30-60斤不等的数量，可谓雪里送炭。记得当年供应时路上还都是雪，我和弟弟拉着冰车到北综合现在的商厦去取，求划本的售货员还真买了80斤，哥两个高兴极了，我在前面拉，弟弟扶着麻袋推，磕磕碰碰回了家。所以很明白保障供给，满足供应的重要，改革开放前后我真的跑南撞北，调蔬菜、水果和水产品，连朝阳、赤峰都长期依赖承德供应。按当时冬春的菜蔬供应，北方城市中除哈尔滨、沈阳外承德市是最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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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时过境迁，却历历在目，难以忘怀....

记录历史，留与后人。

一项非常有意义的工作。

那个年代，那些事情，我们都刻骨铭心，不会忘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