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承德高级农业学校读的是畜牧兽医专业，到农村去是个人命运的一个必然选择。1968年伟大领袖***发表知识青年到农村去的伟大号召，中国历史上不亚于“闯关东”规模的学生大迁徙事件开始发端。10年间有二千多万学子插队落户，足迹遍及天南海北。知青插队的最大收获是增加了与底层农民的感情联系，对于改变彻底翻转他们的命运所起的功绩并不大，给我们民族的才智造成的损失却是难以海量。
这年我正在《承德红卫兵报》工作，对领袖的崇拜和革命的狂热，促使我执笔写下了社论《到最广阔的农村去》，配以《***去安源》的油画发表了。现在回首从政治经济学的角度分析看来，当时的国民经济已经处于崩溃的边缘，城里的学校、工厂秩序大乱，把学生赶到农村去是一个最好的选择。因此可以这样认为，知识青年这代人是经历磨难的一代人，是为国分担国难的一代人，是不坠青云之志奋发自为的一代人；这次规模浩大的运动的负面效应，是造就了中国历史上最为罕见的“知识断代层”。这使与西方科技的接轨与竞争方面，我国又落后了几十年。
我所在的学校生源是“两条来源”，分配是“一条去路”。即由应届毕业生和公社选拔而来的往届生组成，毕业分配都去农村工作。我属于前者规定学期是四年，1965年7月入学，1968年11月选择去了丰宁骆驼沟大队的三地村落户。这年夏季，我和市工会的闫国璋随队采访承德市第一、二批插队的学生。回到承德发表了好几篇通讯，鼓吹贫下中农怎样欢迎知识青年去与他们结合。那实际上是城市对农村的无代价占领，是对农民利益的一种无补偿侵犯。当时“革命原则”高于一切，谁会去算计这场“革命的成本”呢？
我真的是被大滩草原的美丽风光，和纯朴的乡民所吸引住了。我交办了在红卫兵报的工作，拉着一箱子书籍到了丰宁坝上。那些书里有《资本论》、《***选集》，还有一大批《静静的顿河》、《被开垦的处女地》等禁书，这批书成为知青们偷吃的精神食粮。我和未婚妻杨翠珠在大滩下了大卡车，转乘队上派来的牛车，冒着夜幕里的漫天风雪来到了三地村。和我同插一队的有同学金鑫，还有来自鹰手营子中学的三个男生：候保卫。杨金明、胡守业（已去世）。数年以后，金鑫进入了公安局，候保卫参军退役进了自来水公司，杨、胡去了涝洼滩煤矿当工人。
那时的坝上奇寒无比，没有取暖设备。做好饭就把烧完的麦秸灰堆在大铁锅里散热取，一氧化碳的味道很浓。我和金鑫住在场院屋里，冰冷如寒窖。一日，我把开水灌进暖壶，早上壶里结了冰查。又一日，如席鹅毛大雪飘落数天，我头戴狗皮帽子，穿着白碴皮袄，脚蹬毡??，骑着黄骠马冲进了冰雪世界。白毛风刮的嗷嗷吼叫，雪原上无数根巨大的雪柱冲天狂舞，壮观景象至今难忘。驰骋七八里地，来到公社的办公室，“地老虎”热得撩人，我的?琅眼镜突然断裂了。
三地村只有十几户人家，他们的祖上都是来自冀鲁豫的难民。队长闫亮是孤儿出身，头脑灵活，干活利落，后来当过党支部副书记。今年已经70岁出头，年前还来找我告状呢。有四户特殊家庭：张玉亭，在宝昌县监察局犯过错误的书记，有一子一女；戴眼镜的陈明庭，犯过错误的县政府办主任，单身带着一子一女过日子；孙守常，平安堡粮食所有过失误的所长，他为人热情好客，有两子一女。年前我去丰宁，偶然见到了30多年未见的他的长子孙世杰，告诉我其父已经过世。我后院住着地主出身的王佐兄弟俩，听说他们的祖上曾经有土地千亩，骡马一群，两条光棍住在三间土屋里，悲苦凄凉。因而这里被誉为“半拉县政府”。
第二天太阳升起，我向后院看看，王佐兄弟已经扫雪回来，我们相视对望，对方只是不自然的笑一笑。我问候他们吃了没？王佐点点头，其弟摇摇头，尔后低下头去。我们做邻居一年多，以后面对的时候，多是他们弯腰鞠躬被批斗的日子。这是我在社交方面相互认识又交流最少的人。我经常去张、陈、孙家去串门，但是忌讳扯到他们“犯什么错误”的话题。多年以后我回去看望父老们，张、陈两家已平反官复原职。王佐兄弟都已去世，一生未娶，没有留下后嗣香火断绝。这四家人干活都是最卖力的，不偷粮食，不耍奸滑，比贫下中农要积极的多，但是工分记得最少，因为他们是戴帽和摘帽的“阶级敌人”。
这里以吃莜面为主食，蘸着土豆丝、羊肉丝、蘑菇肉汤吃得真叫香啊。初来咋到时，闫亮队长给我俩顾了女大师父宋秀莲，每天给她记8个工分。她40岁出头，长得眉目清秀，一说一笑，饭菜做得干净利落。她给我们服务几个月，我们学会了自己动手。赶到阴天下雨，没有备足薪柴，就硬着头皮去队长家吃蹭饭。我在那片黑土地上学会了做饭、骑马、赶车，扶犁、撒籽儿、溜粪、打草、割地收秋，打圆筛，给猪打防疫针。更多的日子，是给大队、公社写那些没完没了的总结、汇报、发言材料。如果存档的话，那批黑材料只能是一个时代悲剧的侧面记录。上级给我的回报是按天记10分工，相当于现在的稿费吧。几个月后，我充当了冬学复式班的老师，12个学生分5个年级。那些孩子天赋机灵聪明，但他们没有一个能够走出草原。多年后我发表了散文《泥屋里的冬学》，留下了和孩子们相处的记忆。到次年底，我挣得了360个工分。姜会计说再添点儿钱每个工分能分到1元钱。闫队长拍板就卖了一匹枣红马，我分得了360元。那时一斤鸡蛋、一斤猪肉、一克黄金分别是5毛钱、50元。
1970年冬季，县委政治部副主任王恩阁，力主把我调到了宣传部去当挣工分的新闻干事。部里有了七八个北大、复旦、人大毕业的老三届文科生，我玩命写稿发表的比他们多去了。1972年开始招收工农兵大学生，指标就在部里，唾手可得。我请求去北大读新闻系，闫根禄主任只对我说了一句话：“小周，这里也是大学，你就在这里好好干吧。”我无言以对。他一句话决定了我一生的命运。后来我要求入党，领导认为我“只专不红”。“四人帮”被粉碎以后，我再次要求入党，领导夸我“又红又专”准入了。1977底我调入承德日报，还是“以工代干”的身份。
插队的日子，磨砺了筋骨——不怕吃苦；锤炼了情感——惦记着还有比我们更苦的农民；懂得了集体经济——毫无活力的经济结构体制。
2008年2月20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