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说的出差，可不是现在的出差。现在出差，飞机高铁任意坐，既舒适又快捷，网上订票任您选，既省时又省力，在外吃饭和住宿都很方便，可以说出差是件惬意的事情。

      我出差的年代是上世纪的八九十年代。当时我在企业销售部门从事产品的销售，要经常出差，几年下来，大半个中国跑遍了，可出差的酸甜苦辣也尝够了。

      那时出差，车票难买车难坐、吃饭和住宿都很不方便。

      首先买火车票就是个难题。你说那时候旅游热还没兴起，怎么出门在外的人怎么就那么多呢？火车站售票厅内，各个窗口排着长龙，人挤着人，常常你要购买的车次没等排到窗口就没票了，逼得你举着个小纸壳，写上要乘的车次，站在显眼的地方，一副可怜巴巴的样子，去买人家的退票。十有八九会有票贩子贼兮兮地走过来，让你买高价票。那价加的，快赶上车票本身的价钱了。好在我是出公差，单位也知道这种情况，遇到急事，倒是允许我们挨宰。说句私心话，有时我还希望挨一下宰，好歹是有座的票，车上能有个座位啊。

      其次是座位问题，那车上挤得人登登的，没座位的人一点也不比有座位的人少。长途车或者夜车，想买个卧铺，简直太难了。没看过郭冬临的小品《有事您说话》吗？排一夜的长队等着第二天早晨购票。其实往往早晨刚开售票窗口，没几分钟就没卧铺票了，让你白白冻了一宿。

     常坐夜车，和同事学了一招：带上几张旧报纸，穿一身旧衣服，在三人座的座位底下，钻进去铺上报纸，枕着旅行包睡觉。不过得事先和邻座打好招呼，一是别随地泼水，二是臭脚丫子别乱晃。一般邻座都很乐意配合你，因为你在车座位底下，他可以有两个座位的权利，坐姿可以舒服些。像我这样沾枕头就容易着的，倒还能坚持，只是一夜得出来几次活动活动，你想啊，那底下能和家里舒服的床相比吗？

      个别车次也有比较舒适的，从北京到上海的往返有一趟21/22次和13/14次列车，是当时国内最快最舒适的列车。车上不仅旅客不多，而且从北京出发，沿途只在天津、济南、苏州作短暂停留，且没有旅客上车的现象，每个车厢有时才十来个人，因此可以在三人大座位上躺下来，舒舒服服地一直到上海。

      常出差，有时也会遇到蹊跷事。

      那次出差，一宿受罪的夜车后，我和一个同事到了郑州，白天办完事，接到厂子的通知，让我们立刻去成都。从郑州到成都，甭说卧铺票，连座位票也买不到，好不容易买了两张站票，我们挤上了硬座车。车上站着的人几乎是前胸贴后背。从郑州到成都，得站一夜零半天，这罪受的，就别提了。别忘了，我们昨晚已经坐夜车一夜也没睡了。到了深夜，我们这些“站客”们实在受不了了，有的席地而坐，有的趴在“坐客”的椅子背上，昏昏沉沉似睡非睡。谁要是上个厕所，迈人堆儿连下脚的地方都难找。

      到了成都，我俩精疲力尽，必须先找个旅馆好好睡上一觉。

      那年月住旅店不比坐车容易。我们当时的出差住宿标准只能住中低档旅店，而走了好几处旅馆都是人满为患。我俩拎着行李四处找旅馆，更加疲惫不堪，一咬牙，住进了当时成都的高级饭店珠峰宾馆。

      宾馆果然旅客不多，环境又好，服务又周到，就是价钱昂贵。不管那些了，办好住宿手续，乘电梯上了17层，一个红衣红帽的服务生走过来，开房间，接行李，打开水，然后客客气气地说声有事请找他，鞠个躬出去了。

      房间不愧是高间儿，室内设施真不错。我俩放好洗澡水，轮流进去舒舒服服洗个澡，又简单吃了点路上带的食物，准备睡上一觉，两宿没睡好觉，实在是太困乏了。

      睡意刚涌上来，门铃响了，服务生进来说，有个记者要来采访你们。

我们很诧异，记者？哪家的记者，为什么要采访我们？

      一个和我年龄相仿的男人走了进来，先掏出记者证给我们看，是中国《工人日报》的记者证，记者坐下来，和我们攀谈。

      他说，他在做一个调查：住在这里的客人除了政府够级别的官员和够职称的知识分子，就是刚发家暴富的个体户，全宾馆只有你们俩是来自国家企业的一般工作人员，想了解一下你们企业执行的出差住宿标准和补贴等情况。

     我实话实说地告诉他，我们企业的出差标准不但不高于国家的标准，而且还有些偏低。但企业有一条不成文的规定，如果到某地的第一天，在旅馆实在难以找到的情况下，允许超一些标准，但有两条，一是仅限于第一天，二是仅限于销售人员。我们坐了两夜夜车，又找不到标准内的旅馆，只好“忍痛”住高级点的宾馆。

      记者认真做了记录，又问如果上报并点出你们企业的名字，不介意吧。

      我有些担心和不安，怕真的给企业上了报纸，对企业和我们都不好，但已经说了，泼出去的水无法再收回，只好强调企业的特殊规定。

      第一次住好一点的宾馆就遇到记者盘问，又是困意朦胧的，有些不痛快，就甩出一句不冷不热的话：你随便吧。又唠了会儿嗑，记者走了。

躺下，困意又涌了上来，刚要睡着，讨厌的门铃又响了，这回进来的是宾馆经理。

      我没好气地问:你们还让人睡觉吗？经理却是一脸灿烂的笑容，原来他是想打听刚才记者都说了些什么。

      同事比我脑筋转得快，正没好气呢，于是说：“这是《工人日报》记者，知道《工人日报》吗？国家级的，人家记者就是想了解你们宾馆对客人的服务情况，我俩是旅客中唯一的工人，和《工人日报》一家人，所以记者让我们注意观察，把宾馆服务的情况反映给他。”

      我也反应过来了，也插了句话：“记者不让告诉你们，你们得装作不知道，明早记者还得来，你们好好注意服务质量吧。”

经理忙不迭地应声是是是好好好，客气地走了。

      等我俩睡醒了，服务生送来了饮料、西瓜，还说经理中午请我们到小餐厅用餐，已经安排好了，经理怕我们拘束，就不作陪了。

呵呵，意外收获！我俩商量了一下，形成共识：不辜负经理的一片苦心，坦然地狠狠地吃它一顿。

      以后的好多天我都注意《工人日报》，没看到采访的消息披露，总算安了心。

      还有一次出差，一不留神险些挨了把宰，一波三折竟因祸得福，得了50元奖金。

      那是在大都市的上海，我要乘14次列车回北京，车是下午3点多开车，我提前到了车站。时间还早，想买份报纸看看，兜里只有百元的钞票，于是先进了站旁的商店，顺便买点儿车上吃的，再换些零钱。

     售货员面带微笑，很热情。我买了十几元的零食，刚想走，售货员喊住了我:“同志，请等一下，少找您10元钱。”我把手里找回的钱又递回售货员，售货员数了数后又递还给我：“哦，不少，对不起啊。”

      我在商场门前的报摊掏钱买报纸时，发现找回的钱少了10元钱，转身回到商场柜台说明情况。售货员接回钱又数了数，从柜台里拿出10元补给我，歉意地说：“这回真对不起了。”

      我还是挺感动的，毕竟人家认账，补给了我。

      待我回到报摊再次掏钱买报纸时，发现怎么又少了30元？我生气地回到商店柜台，售货员没等我质问，脸上堆起动人的笑容：“对不起哦，30元掉柜台下面了。喊你没听见。”

      我顿时对售货员产生了不信任感，觉得这样的售货员，她所售出的东西也很有可能是缺斤短两的。

      商场内设有商场管理办公室，我径直走了进去，向管理员述说了刚才找钱的经历和对所购物品缺斤短两的疑虑。管理员问清了单价和数量，将东西一过称，果然多收了近一半的钱。

      管理员随我来到柜台，先用我听不懂的上海话向售货员吼了一通，然后又用普通话向我道歉：“对不起哦，这是我们的工作不到位，100元退还给您，东西也归您，再奖励您50元。感谢您对我们的工作支持。”

      这件事发生得突然，转变得也快，我一时还真适应不过来，茫然地随管理员回到商场管理办公室，在一张纸上签了个字。

      我有些百感交集，既有被坑害者的不满，更有消费者权益得到补偿的惊喜。您瞧，平时总体会“上帝”苦的一面，这回真的当了把上帝，竟感动好几天。

      回家后，我给上海的《新民晚报》写了封信，感谢上海的工商管理人员在保护消费者权益方面的工作，连外地消费者的权益也能得到充分保障。

       那一次出差经历，让我也很难忘记。

      那是从重庆去岳阳的船上。船至三峡的巫山，停靠在岸边，忘记什么原因了，船上通知需停靠6小时。

      有了一个下午的空闲时间，不能总憋在船上，我和同事上了岸，在巫山县城闲遛起来。

      县城很小。一两条主要的街道还是沿着山势弯弯曲曲，上下坡挺多。没多长时间，就逛完了主要城区。

      一家商店门前围了一拢人，我俩凑了过去。

      地上一个大纸盒，里面平躺着一个婴儿。婴儿用崭新的小棉被包裹着，戴着一顶粉色的小帽子，粉嘟嘟的小脸蛋儿，闭着小眼睛，小嘴儿不时地张合，仿佛在吸吮。小棉被的一侧塞着一个奶瓶，旁边是一袋奶粉。小棉被上缝着一个布条，上面写着某月某日，估计是孩子的出生日。应该是弃婴。

      一群人在议论着，有说孩子可怜的，有说大人狠心的，还有人从纸箱里拿出奶瓶摸摸，说奶还是温热的，大人准没走远。有人问孩子的性别，马上就有人回答说是个女婴，说这年头男孩子谁舍得扔啊；还有人说这孩子准是残疾，一个大嫂象是知底似地马上解释，不会，孩子保证是健全的。

       我历来喜欢女孩儿，很可怜这个这么小就被爸爸妈妈丢弃的婴儿。

      突然，同事却和我开了个不大不小的玩笑，他煞有介事地大声和我说：“老董，你不是正准备抱养一个女孩儿吗？多好的机会啊！”然后，又“一本正经”地向旁边的人询问：“我们能抱走孩子吗？”

      这下可惹祸了。旁边人纷纷把我围住，撺掇我把孩子抱走。我赶忙解释说不能抱。他们一听我说的普通话，更不放我走了。这个说孩子真没有毛病，那个说孩子跟你走算是享福去了，有说你积了一份大德的，有说孩子长大后会报答你的。

      刚才的那个大嫂拽着我的衣角把我拉出人群，神秘而认真地悄悄告诉我：“你晓得吧，娃子的妈妈就在墙角站着看呢，她就喜欢你这样的外地人抱走她娃子。”

      我回头看了看墙角，果然有一个少妇正在紧张地往这里瞅，见我回头，把脸突然扭向别处。

      看这位少妇的衣着也不算十分穷困，是孩子残疾？是婚外情？我不得而知。

      尽管喜欢和同情这个孩子，我当然是不能抱的：严格的计划生育政策及后果且不说，向爱人交代、向同事和邻居解释都是事。况且一路上还要颠簸好几天，带着孩子去客户单位，简直开玩笑嘛！

      我越解释人们越缠我。和他们急吧，人家是一脸的真诚和热心；不急吧，真脱不了身。

      同事开始躲在一旁偷笑，后来看真有些麻烦了，才过来给我解围。他冲进人群，一手拉住我，一手拨拉着人群，躲躲闪闪、连跑带颠地拉着我狼狈而逃。

      回到船上，我好个埋怨同事，玩笑开大了。他只是不好意思地抿嘴乐。

      船在夜色的江中慢慢行驶着，我站在后甲板上，望着月色中被船舵搅起的浪花，脑子里总是浮现婴儿那粉嘟嘟的小脸。我在揣测，这神女峰下可怜又可爱的小姑娘，将归于谁家，神女会保佑她吗？又是什么样的命运在等待着她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