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伯达先生的书法作品中，“云汉为章”曾多次出现。老先生的字好，这四个字的字意亦好，让人浮想联翩：文章写得像天上银河一样辉煌灿烂。明知做不到，但确是努力追求的目标。

那日在一位朋友的散文新作研讨会上，谈了一些想法，其中说我有些偏爱他的几篇缺少“匠气”、而接“地气”的作品。见报时记者还特别提到。这里所说的“匠气”，我以为是当代散文在上世纪六十年以后，受当时的某种风气影响，出现了一种摸式或称“套路”，以至随后不少写作者为接近样板，变得似工匠，反反复复修理、打磨、添词造句。就好像本来明明白白的日光，清清凉凉的河水，纯纯静静的山谷，最终被搞成浓妆艳抹的贵妇，还硬赋予自然许多莫名的崇高与无限思绪……

我是写了几年随笔，又读了一些，才略有些感悟。现在看民国时期的一些名篇，多不是在词句上下太大功夫。就说朱自清的《背影》，无非是写他父亲在火车站送他，又去买水果。月台挺高，他父亲身胖，“要爬上那边月台，就不容易了。他用两手攀着上面，两脚再往上缩；他肥胖的身子向左微倾，显出努力的样子。” 其实这情景远没有我们看到和经历过的挤火车、汽车的场面激烈，但为人子，看见父亲为自己有这样的付出，眼泪就流下来。行文朴实无华，只有亲情，不求文采，结果反倒打动人。

我本来是写小说的，写得多了腻烦了，这几年就写些随笔。原以为发表了就行，哪知又屡屠被选入一些大出版社年度散文集。于是，就留心看内中文字，就发现有不少写小说的同仁都在其间，好似扔了自己的地，种了人家的田。但也说明了一点，即可能是我们这些人对散文的老 “套路”不熟谙，拿着小说的语言就写，撇了编故事写真事，如此一来，反让读者感到这里“干货”多，读来过瘾，编辑也相中。

天上有云汉，地下有文章。好文章该是生于自然发于肺腑的，不写难受，一写就如河水流淌，想拦都拦不住。肚子里没有，憋炸脑袋也没有，那就太受罪了，不如干别的。

以往讲文章是改出来的，这话有一定道理。但也要看是什么文章。《政府工作报告》，是大文章，得改多少遍才行。电影、电视剧剧本，编剧是打工的，东家花钱不能看你挣得容易，不让你改他受不了，改到最后编剧都改傻了，你说球是方的，我就说确有四棱见角的球。写一篇小说一篇散文，本来可以自主当家，偏在下笔之初，自已先为难自己，就想这遍不行，得改几遍才可以。早先用稿纸，头二遍都改得看不出个数来。结果也未见得多好，灵气早改没了，就剩下一堆缺少活力的词句。

其实很多人是有创作天赋的。但“套路”往往阻挡了他。张恨水给各报馆写连载时，坐黄包车去，拉车的在门外等着，他进去写二十分钟，出来再去另一家写。说这也太草率了吧，可给咱半天，让拉车的先回家歇着，咱就能写出来吗？

多少人年轻时当干事，写了材料后不敢马上交给上级，得等几天再交。明天用，那今天晚上交，还装着很疲倦的样子。上级看看说：不错，这回挺好，比上次认真。出来偷着乐，比上回写得还快，就是搁的时间比上次长。

有消息稿费可能要涨了。也真该涨。近代社会本可以有人凭写作生活，但前提是稿费不能太低。什么叫太低？现在不少?X物还实行的一千字五十、六十（元），这就是。写一个中篇四万字，连写带改折腾一两个月，发了，给二千多，八百以上部分缴百分之二十的税。碰上慢手，咕捣半年。靠这点稿费，日子能过得了吗？下顿馆子还得拣便宜的去。当然，涨了也不会太高，那咋办？就得长能耐，写得快还写得好，尽量少改、多发。闲来把鲁迅、茅盾等人的手稿拿来看看，就明白他们是怎么写的了。就那么一遍，多是每页略微改几个字，作品就成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