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呼天不应，叫地不灵的李庆霖向最高领袖告御状，他的信件改变了千万知青的命运。
李庆霖原是福建省莆田县城郊公社下林小学的语文教师，这位福建省莆田县城郊公社下林村小学的语文教师，31年前用朴实的语言居然敢斗胆上书党中央最高领袖*，信中直陈下乡知青的艰难困苦，哭诉知青们所遭受的苦难和“上山下乡”大潮中的一系列阴暗面，1973年4月25日，*在中南海的游泳池旁读到了这封信，流出悲凉的泪水。他在当天就给李庆霖亲笔回信道：“李庆霖同志，寄上三百元，聊补无米之炊。全国此类事甚多，容当统筹解决。”此后不久，中共中央以中发（1973）21号文件形式将*和李庆霖之间的往返信件印发全国基层公社一级，由此，李庆霖成了为“知青”鸣冤叫屈并改变其命运的先驱。与此同时，一种个人无法把握的命运降临到这个普通的小学教员身上，他身不由已地卷入政治上的漩涡……
晚年李庆霖谈及当年告御状的动机时说：当时他看到知青像鸭子般被赶到山里、乡下那么多，他的孩子也是。（李大儿子李良模在?芦公社插队）孩子们那么小，连照料自己都不行，还要去干农活，有时还吃不饱。他的孩子回家拿米、拿钱、拿物，一说话就落眼泪，他心里难受。当时他们这样有孩子在乡下的家长，一见面就唉声叹气，他相信毛主席说的话不会错：“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很有必要的，但他老人家对下面的实情肯定不完全知道。于是他就有了向上反映的念头。他花了几个晚上，把了解到的情况和自己的想法、愿望写在信上，一阵犹豫后寄给周总理，信发出后，什么动静也没有。但孩子在乡下情况越来越糟，他的忧虑更深了，看孩子一天天长大，工作没着落，将来的婚姻怎么办？孩子的种种烦恼，使他这个父亲产生一种无力保护孩子的自责、内疚。这时，却还有个别有权有势的人通过关系把子女调回城，更增加了他对自己孩子的负罪感，于是就想起给毛主席写信的念头。
这位执教20多年的乡村小学教员以一个知青家长的角度，沉重地诉说了一个父亲的困惑和悲苦，向毛主席倾诉的自己心中的不平、不甘和不安，他在信的结尾处哭诉道：“毛主席，我深知您老人家的工作是够忙的，是没有时间来处理我所说的事。可是，我在呼天天不应，叫地地不灵，的困难窘境中，只好大胆冒昧地写信来北京“告御状”了，真是不该之至。”信写了二千多字，写信的日子是1972年12月20日，是在这张竹桌子上写的，信写好后又不敢寄，经过再三推敲，删去一些他不很有把握的内容，决定多说自己孩子在乡下的实际情况，只捎带说一下干部“开后门”让子女回城的“阴暗面”，发泄一下自己的不平。信是用300格稿纸恭楷抄写的，用钢笔一格写一字，标点也占一格，他老人家一看就清楚！信封上就写“中共中央办公厅转毛主席”。开始时一直不敢寄，主要是担心信寄去了，怕被一些人卡住，回头整他。最后鼓足勇气，手抖抖地把信投入邮箱，一块石头落地，另一块石头却在心头，但覆水难收，后悔也没有用了，总不能砸了信箱把信收回。
李庆霖接着顿了顿说：“他是经过调查才写信的，主席有句名言，‘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信里都是讲实话，对领袖是不能骗的，对任何人也都是不能骗的。”
为了了解那段历史，我们把李庆霖给*的御状摘全文摘抄：
尊敬的毛主席：
首先，我向您老人家问好。
我是个农村小学教员，家住福建省莆田县城关镇，家庭成份是贫民，我的教员生涯已有二十多个寒暑了。
我有个孩子叫李良模，是个一九六八年的初中毕业生。一九六九年，他听从您老人家关于“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很有必要”的教导，毅然报名下乡。经政府分配在莆田山区----秋芦公社水办大队插队落户务农。
在孩子上山下乡的头十一个月里，他的口粮是由国家供应的(每个月定量三十七斤)，生活费是国家发给的(每个月八块钱)，除了医药费和日常生活中下饭需要的菜全是由知青家长掏腰包外，这个生活待遇在当时，对维持个人在山区的最低限度的生活费用，是可以过得去的。
当国家对上山下乡知识青年的口粮供应和生活费发给断绝，孩子在山区劳动，和贫下中农一起用粮后，一连串的困难问题便产生了：
首先是分得的口粮年年不够吃，每一个年头里都要有半年或更多一些要跑回家吃黑市粮过日子。在最好的年景里，一年早晚两季总共能分到杂稻谷两百来斤，外加两三百斤鲜地瓜和十斤左右的小麦，除此之外，就别无他粮了。那两百来斤的湿杂稻谷，经晒干扬净后，只能有一百多斤，这么少的口粮要孩子在重体力劳动中细水长流地过日子，无论如何是无法办到的。况且孩子在年幼力壮时候，更是会吃没的。
在山区，孩子终年参加农业劳动，不但口粮不够吃，而且从来不见分红，没有一分钱的劳动收入。下饭的菜吃光了没有钱去再买。衣裤在劳动中磨破了，也没有钱去添制新的。病倒了，连个请医生看病的钱都没有。其他如日常生活需用的开销，更是没钱支付。从一九六九年起直迄于今，孩子在山区务农以来，他生活中的一切花费都得依靠家里支持，说来见笑，他风里来，雨里去辛勤种地，头发长了，连个理发的钱都挣不到。此外，他从上山下乡的第一天起，直到现在，一直没有房子住宿，一直是借住当地贫下中农的房子。目前，房东正准备给自己的孩子办喜事，早已露出口音，要借房住的上山下乡知识青年另找住所。看来孩子在山区，不仅生活上困难成问题，而且连个歇息的地方也成问题。
毛主席：您老人家号召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我完全拥护。叫我把孩子送到山区去务农，我没意见。可是，当孩子上山下乡后的口粮问题，生活中的吃油用菜问题，穿衣问题，疾病问题，住房问题，学习问题以及一切日常生活问题，党和国家应当给予一定的照顾，好让孩子在山区得以安心务农。
现在，如上述的许多实际困难问题，有关单位都不会过问，完全置之不理，都要由我当家长的自行解决，这怎么能行呀？有朝一日，当我见阎王去，孩子失去家庭支持后，那他将要如何活下去？我真担心!
今年冬，我的又一个孩子又将初中毕业了，如果过不了明春的升学关，是否再打发他去上山下乡呢？前车可鉴，我真不敢去想它!
在我们这里已上山下乡的知识青年中，一部分人并不好好劳动，并不认真磨练自己，并不虚心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却倚仗他们的亲友在社会上的政治势力，拉关系，走后门，都先后被招工、招生、招干招去了，完成了货真价实的下乡镀金的历史过程，有不少在我们地方上执掌大权的革命干部的子女和亲友纵使是富家庭出身，他们赶时髦上山下乡才没几天，就被“国家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发展需要”调用出去，说是革命干部的子女优先安排工作，国家早有明文规定。这么一来单剩下我这号农村小学教员的子女，在政治舞台上没有靠山，又完全举目无亲，就自然得不到“国家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发展的需要”而加以调用了。唯一的资格是在农村滚一身泥巴，干一辈子革命而已。
面对我们这里当今社会走后门成风，任人唯亲的现实，我并不怨天，也不尢人，只怪我自己不争气。我认为，我的孩子走上山下乡务农的道路是走对了。我们小城镇的孩子，平常少和农村社会接触，长大了让其到农村去经风雨和见世面，以增长做人的才干，是很有必要的。但是，当孩子在务农实践中碰到的许多个人能力解决不了的实际困难问题，我要求国家能尽快给予应有的合理解决，让孩子能有一条自食其力的路子可走，我想，该不至于无理取闹和苛刻要求吧。
毛主席：我深知您老人家的工作是够忙的，是没有时间来处理我所说的事。可是，我在呼天不应，叫地不灵的艰难窘境中，只好大胆地冒昧写信来北京“告御状”了，真是不该之至!
谨此敬颂大安!
福建省莆田县城郊公社下林村小学
李庆霖 敬上
一九七二年十二月二十日
给毛主席写信的李庆霖惴惴不安，据李庆霖学生讲，那时李庆霖出了许多反常现象：
在那些年月，他敢于犯上，敢于“谏诤国君”敢于讲真话，实为惊世骇俗。他自己也没有料到这一举动会对其后半生产生重大影响。
1973年5月1日，从新华社来了个叫赖玉章的记者，向他了解知青的情况和他写信的经过，还要他拿出信的原稿，他说没有留原稿，赖走后，他惴惴不安。
5月6日，邮递员送来一封信，他心里格登一下，只觉这一定是自己那封信的回音了。看信封是“中共中央办公厅”寄的，一面故作镇静，一面又抑制不住兴奋，拿剪刀开信封，抖抖索索地把信纸掏出展开，短短一封信他是读了一遍又一遍，还有些怀疑，这真是毛主席的亲笔信？
很快，毛主席汇给他的钱也收到了，和家里人商量，都说这钱不能用。他就把它存入衙后街的莆田县中行，这些钱至今尚在，只每年去取一次利息。
毛主席的复信，使莆田人感到惊喜，下乡知青及其家长们奔走相告。邻里们跑到李家抚摸毛主席寄来的人民币，深情地叮嘱：“不要花了这些钱，这是毛主席的钱，要用线纸包起来，留给子孙后代。”
*廖廖数语的回信，改变了李庆霖一生的命运，他由默默无闻的教书匠，一夜之间变为当时政治舞台上的风云人物。
1973年5月3日福建省委派人采访李庆霖一家人的记录最能说明当时的心声：
就在*给李庆霖复信的第2天，周总理在人民大会堂福建厅召开中央高层会议，传达*对李庆霖的复信，并听取了国家计委劳动局负责人的汇报，研究了有关统筹解决知青上山下乡工作中存在的问题，并组成了13个调查组，分赴全国各地13个省区调查知青情况。6月22日至8月7日，国务院在北京前门饭店召开了全国知青上山下乡工作会议，贯彻执行中央提出的<关于当前知青上山下乡工作中几个问题的解决意见>。全面调整了知青上山下乡的政策。
关于李庆霖如何把信送到*手里，民间有各种版本流传，为此，笔者曾去信向曾任国务院知青办副主任的顾洪章先生询问，顾先生曾为此事采访过把李庆霖“御状”交给*主席的王海蓉女士，下面把此信公布出来。
翁志军同志：
近日收到来信，读了“走”文感到翁君文笔不错，且颇有史料价值。
问及的事，当时我们很想把有关情节搞细一些，准确一些，故经过周折见到了王海蓉同志，她当时先在国务院参事室任职。据她回忆，记起的就是书中所说的，同时提到，李信在她手里放些日子，就是想方设法能让主席看到，当时生怕落到江青手里，怕她借此做别的文章。
至于李信她怎么收到的，她实在记不起来了。
我记得，当时新华社记者及我们国务院知青办的同志都去莆田访问过他（知青办这个同志已去逝了），那时就有种种说法，其中也传说是通过福建一运动员捎到北京交给王海蓉的。
我为此事见过王海蓉，恐怕即使你再见到她也难以再挖出更细的情节了。看来，就得罪你就地找有关知情人回忆了。
许多往事就是因为错失时机而难以保持其原貌，实为历史憾事。
期盼读到你的大作，谨致敬意！
顾洪章
5/8（2002）
李庆霖自然出了名，他也因此成为社会敬佩的敢为民请命的一代英雄。
从此，李庆霖成为广大知青心目中的“知青救星”。1998年2月20日，武汉知青作家刘晓航写给李庆霖的信这样写道：“李庆霖先生，您是全国老知青最敬重的人，知青一代是*留给中国的宝贵财富。”2000年3月，武汉女知青高志远更是这样写道：“为中国知青的出路，您是唯一上书之人，是千万知青心目中的英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