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20年前傅杰写的一篇千字文,能够引起从下到上的重视,那么,也许18年后,丰宁满族自治县小坝子乡的风沙不会吹到北京,时任国务院总理的朱?基,也许不会到这里来视察让人头疼的风沙造成的灾难。丰宁的风沙逼近北京城,这个县的县界距北京市怀柔区边界的直线距离只有18公里。在2000年春天,沙尘暴狂舞的日子里,有专家分析测定,如果有10粒沙子落入北京,其中就有2粒是来自丰宁的“丰宁沙”。

  2000年5月12日,朱?基同志风尘仆仆地来到这个乡的重灾区榔头沟村进行了视察。
  在上午召开的现场汇报会上,朱总理神情凝重地看着被黄沙淹埋的村庄,对陪同视察的各级官员们沉重地感叹:沙尘暴肆虐,给人以世界末日之感,触目惊心。防沙治沙刻不容缓,建设绿色屏障势在必行!丰宁是北京风沙源之一,小坝子风口距北京直线距离只有110公里,如不尽快治理,照此下去,30年后,风沙就会把北京淹没,就有迁都的可能,要加快防风治沙步伐,不能让风沙逼着我们迁都啊!
  这时,已经担任该县主管大农口工作的副县长的傅杰,就站在总理的身后。他应该有多少真话要告诉共和国的总理啊!可是,傅杰没有机会有当面向总理说清楚这里沙尘暴爆发的历史原因:从下到上的政府机构,放弃了对沙尘暴的治理!
  朱总理离开榔头沟不久,时任国务院副总理的温家宝,北京市委书记贾庆林、市长刘淇等,先后视察了小坝子和丰宁,制定了绿化治沙的对策。贾庆林代表北京市,向丰宁赠送了救灾款100万元。“丰宁沙”一时成为国内外关注的生态焦点。
  这里的沙尘暴是凭空而来的吗?
  我也是十分清楚的。我当时的第一个感受,就是要把“丰宁沙”形成的真相告诉世人,其新闻价值也许会有更大。因为央视的报道只提及了结果,而无引发结果形成的原因。这种信息的不对称,使这个大新闻本身大打了折扣,进而弱化了对受众的影响力。我的看法是,任何社会性的公共灾难的出现,都有其人祸、制度、政策方面的因素所致。
  记得1986年的10月初,我曾第二次去小坝子乡采访,发现了时任该乡党委书记的傅杰对沙尘暴研究的成果——他写出了一篇长达18页的调查报告,题目是:《从改善生态环境入手,搞好我乡综合治理》,其主旨是论述小坝子乡沙谟化的形成及其治理对策。 
  这篇文章叙述了小坝子让人震惊的生态状况:有堆积型大沙丘79个,沙化面积达3万7千多亩,不毛之地有5000多亩。文章总结出该乡生态惨遭破坏的主要原因有:盲目开荒造成水土流失,森林过量砍伐,农林牧生产结构不合理。傅杰当时就告诉过我,他曾经把这篇文章先后邮寄给过农业部、林业部、林科院,和省、市的相关部门,但无任何信息反馈。傅杰对生态危机的声声呼救,竟遭遇到了全社会的漠视! 
  回到承德,我当时的心情十分沉重。我在这个县的宣传部任新闻干事8年,我太清楚这个乡的生态变迁史了。
  记得1973年的夏季,我曾首次去小坝子采访了一位模范人物邹风祥。他是小坝子大队党支部的书记,一位因为造林绿化成绩卓著而得到民政部表彰的残疾军人。当时,我就被这里的青山绿水、秀美风光所倾倒。河床里碧水长流,两岸的沙棘、杨柳成荫,三套大马车钻进去看不见影子。那时,老百姓的生活可算安居乐业。可是到上世纪80年代我再访丰宁,却听说小坝子变成了“小西藏”,成了这个贫困县荒凉闭塞、生活艰难的代名词!
  我把傅杰的文章看了又看,一种责任感悠然而生。我把傅杰的文章易题为《综合治理,恢复植被,遏制风沙》,在1986年10月31日的《承德群众报》[即现在的《承德日报》]编发了这篇署名文章,向全社会发出了明确警示,可是依旧没有听到一点儿动静!
  虽然这是一篇来自社会底层的调查报告,可它实际已触摸到人与地球的关系:即当代人对大自然无限掠夺的兴趣,远胜于对地球的关爱与保护。小坝子出现的生态危机,让我联想到一个遭到社会漠视的历史话题。从生态的角度看,5000年的中华文明史,也就是“黄色”与“绿色”的争夺史;“绿色”文明往往遭到“黄色”的威胁,甚至终止于“黄色”。据史料记载,盛唐以后的西部地区,至少有1万多个村庄先后被风沙淹没,无数的居民由于风沙危害而背井离乡。 
  观看完央视台对朱总理视察小坝子沙尘暴的报道,我强烈地感到,有一种巨大的责任感催促着我,我责任把历史的真相告诉世人:18年前,如果我们重视傅杰发出的警告,并且采取断然的政策和措施,我们就不会有“马后验尸”的教训,这里的百姓也不会沦为贫病交加的生态难民,也不会象现在这样投入巨额成本“从头再来”。当年,傅杰告诉我,他手里用于造林的资金只有自筹的4000元,而发展农牧业的资金有17万元;他提出的4条治沙措施和18年后提出的“一退双还”非常吻合。现在,仅国家投入这里的造林种草资金,已经高达两千万元!上至中央和地方的国家部门,还有德国、日本等国际社会的许多社团机构,都纷纷来援助小坝子发生的生态灾难。这是一个玩笑,是一个我们和历史开过的大玩笑吗?
  2000年9月22日,我们在承德和丰宁插过队的21名知青,自己筹资出工出力,在距离小坝子不远的坝头处,立起了三块巨大的花岗岩石碑,在主碑上?刻了两个大字:重绿。以此来纪念朱总理的历史性视察活动。这里是海内外游客进入“京北第一[丰宁]草原”的必经之路。“重绿碑”向世人昭示:记住历史教训,保护绿色,就是保护我们人类自己!
  在制碑过程中,刘奎还被崩飞的石渣伤了眼睛。小坝子的沙尘暴让我难以忘却。我觉的我还是有应该作一篇文章的强烈的冲动。我的同行们摇头说新闻已经过去了两年,你还能炒出什么花样?我想到作为一名记者,有责任把造成小坝子生态危机的真相告诉读者和全社会;尤其对危及社会生存与可持续发展的灾难性新闻,应该有勇气说出自己的真话;没有一点这样的精神,就能算一个真正的记者么?
  2002年4月9日,我第三次进入了小坝子乡。正是春风咋起时,我们从最沟脑的哈拉海沟村起,访问到朱总理视察过的榔头沟。在灰暗的天幕下,我们行走在沙砾滚滚的干沟里。狂风卷起的细沙砾,直往嘴里、脖梗子里头飘灌。许多农家的房屋,已经被沙子埋没,只露出一个屋脊。在张村长家里吃饭时,细沙子从窗棂里钻进来,散落在窗台上,炕席上,饭桌上。他感叹着说,我的两个儿子都成了“难民”,到北京打工去了,要是这样窝在家里,他们连媳妇都娶不上呀!哎,你们说说,我小时候过过的风调雨顺的好日子,还能回来吗?
  朱总理视察这里时,当场拍板给了这里西部政策,即退耕一亩地植树种草,补给农户200公斤粮食,20快零花钱。之后,省市县三级政府,部署展开了空前规模的群众性的治沙造林热潮。朱总理拍定的政策,下边落实的怎么样啊?这是我最关心的问题。
  榔头沟村的周庆荣全家有4口人,大儿子常年外出打工,小儿子在乡办中学读初中。他们夫妇俩承包耕地15.7亩,养羊30只,也就维持一个温饱生活水平。前年她给长子订亲花了6000元,简单装修了新房准备结婚。朱总理来视察这里时,曾经跟她拉家常,亲切交谈约10分钟。总理视察过后,她一家积极响应朱总理的指示精神,将放养的30只山羊低价卖掉,退耕农田11亩,只留下4亩口粮田。她和家人利用搭黑早晚的时间,在房前屋后栽植杨树近百株。然而,乡政府却坐扣了她家的220元的补贴款。这家人的生活发生了困难,欠下信用社的贷款3000元,儿媳妇和她儿子因此退了婚。
  在榔头沟村的苏奎尧家,我召开了不同年龄段的村民参加的座谈会,我们请乡亲们说说心里话、真话和实话。年高70岁的宋昌德,是这里宋氏家族的第四代传人,可称榔头沟生态变迁的历史见证者。老人家说,要是早点儿采取现在的治沙政策,咱们这里不会成这个样子!朱总理来了,说出了我们的心里话,再不治沙可就没救了啊。
  我了解到,村里这两年栽了杨树、杏树各1000亩,赶上以前20年栽的多了,全乡的生态环境有了明显改观。羊只由4万只压缩到了1.6万只,马属大牲畜减少2100头(匹),发展舍饲养羊示范户27户。完成造林24000亩,种草8000亩。我据此推算,小坝子全乡类似周庆荣这样的家庭,为恢复生态做出了怎样的贡献与牺牲啊。大家在座谈会上还说,我们该退的都退了,可去年的退耕补助粮款至今没有补发。面露尴尬的赵乡长解释说,粮食部门扯皮的确没有及时发放。20元的补助款,我们是全部给扣留抵顶了提留款。这让我心里很不是滋味儿,几乎是有些愤怒了。
  我决定深挖沙尘暴背后的新闻,试图找到保护生态环境与可持续生态发展之间的辨证关系,以深化新闻的主题。我回到县城,又一次见到了傅杰县长。在我的眼里,他是解释“丰宁沙”的权威人物。谈完了朱总理视察以来,全县在“一退双还”中取得的巨大成绩,他又向我披露了丰宁坝上草原和接坝地区的沙化状况,[小坝子就属于接坝地区的范围],和当时面临的生态危机的情形。1999年的秋季,傅杰提议组织并带领丰宁县委、县政府的专门班子,对这两个地区的生态问题进行了专题调查。
  那里曾经是我插队落户的地方,上世纪七十年代,这里还是林草繁茂之地,当年,我曾经放马弛骋大草原,马镫可以擦着草尖飞。十几年来,草原日益衰退,沙漠化的范围越来越大。村民们在座谈时对傅杰说:“就是叫草灌木有一天一夜长一寸的能耐,也供不上牲口吃啊,可现在眼看草也快啃没了。”工作组随后写出了题为《超载过牧,林草植被破坏严重,压马限羊,恢复生态势在必行》的报告。但是,上边依然把生态问题舍在了肚皮之外。 
  我把13年前傅杰写的调查报告和这份报告,放在一起进行了研究,从中找到了内在的逻辑联系:生存与社会需求对生态的破坏力量极其可怕。丰宁生态失衡是由贫穷而生的副产品;而因          为这里生态恶化所酿造出的恶果,已经远远超越了它的县界,社会为此所付出的代价已非金钱可以弥补。十数年后,直至强大的沙尘暴突袭而来,人们终于听到了小坝子,和坝上草原沙尘暴发出的让亿万人惊恐的回声!社会应该从心灵里去寻找存在的“沙尘暴”啊…… 
  我决定写一篇追踪性和现在时相结合的报道,试图把规律性的东西进一步告诉全社会。傅杰很支持我的这个意见。于是,我写出了题为《请总理放心,丰宁在变》的长篇报道。在审改清样时,领导们把亏欠农民粮补、钱补的问题都给删掉了,他们说这个问题要让总理知道了“可不得了!”我在文章里,还突出描写了“清醒者”傅杰的两篇被埋没的调查报告所应该起的作用。他在看清样时却说“这可不行”,坚持把我文章里的“棱角”抹了又抹直至抹平。我问他你怕什么啊?他却笑而不答。在我即将离开丰宁时,傅杰告诉我总理办公室派人来了,要调查政策落实情况。我不知道他们是怎样汇报的。
  在朱总理视察榔头沟两周年的这天,《请总理放心,丰宁在变》发表了[见《承德日报》2000年5月12日第一版],立即在全市引起了轰动,鼓舞和促进了全市人民参与生态建设的积极性。 我把这篇稿子还给总理办公室寄去了一份,想安慰安慰朱总理焦急得心情。次年,这篇稿子获得河北省新闻奖一等奖。但是,我对这篇稿子并不是特别满意。
  今年初秋的一天,我去坝上采访,路经小坝子山口,看到了成片葱绿的落叶松林。在坝上草原的绿源宾馆,我又碰到了傅杰。他兴奋地和我说:“这回你可以放手写了。”我知道,丰宁现在的绿化成绩虽然不菲,但是依然没有超过其自然生态的绿色。每每想起我下了很大心血写出的那篇报道,总有一种言犹未尽的感觉。是什么呢?我想了想,最大的问题是:其一,社会为什么对生态环境问题那么冷漠?其二,我在报道中说出了大部分的真话,但是我迫于某种权利的压力,也向总理隐瞒了农民受克扣的部分真相;我上对不起总理,下对不起小坝子的父老乡亲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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