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0年，我在承德地区教育局教育科负责小学教育，同一个办公室里来了个叫郑杰的小伙子，负责体育教育。我看他摆弄抽屉的时候，有两个绿皮的证书，是河北师范大学的本科毕业证和学士学位证。我一个高中生，见到这个自然羡慕一番，谁知郑杰却说，这算什么？要是研究生和硕士学位吗，还有点意思！他的话使我自然更矮了几分，心想我这辈子还研究生，想都不要想了，如果上帝能给个专科也就知足了。
      1992年暑期，我任地区教委副主任半年左右，接到通知，国家教委在长春举办北方地市教委主任培训班，主要学习《义务教育法实施细则》，报到地点东北师大学术交流中心。此前我从未到过长春，东北师大更是我仰慕的师范大学，我母校凤山中学的朱启瑞校长夫妇和承德一中令我敬重的高国霖校长就毕业于此，建国前后原热河省的第一批大学生都来自于这所学校。一个多星期的时间里，我徜徉在东北师大校园，尤其是大会休息时，我走出逸夫科学馆，举目前瞻眺望，不由得感叹：我如果能够在这里读读书，该有多好！
      1996年暑期，中国教育学会中小学整体改革专业委员会吕敏老师邀我参加内蒙古会议。吕老师是我很尊敬的长者，1991年在石家庄听完他的一场学术报告后，我就请他给我们承德的教育系统开动了一次脑筋，因而成了忘年交。我们约好一起从北京同行，一天的下午六点左右，我从承德赶到北京站，吕老师招呼大家的时候，我注意到一个起码在一米七以上的清秀漂亮的女孩，吕老师介绍这是东北师大的熊梅博士，我觉得自己比她年龄大，本科还是函授的，人家已经称为博士了，望尘莫及啊！很想接近，恰好我们的卧铺挨在一起，就闲聊起来，才知道她是王逢贤老师的弟子，我在河北师大教育系读书时，教我们德育论的肖文娥老师说起王老师时极其赞扬，所以我曾拜读过王老师的书文，名不虚传。这时遇到了王先生的弟子，怎能放过？我们的话题几乎都是“教育”，当熊梅说起她的毕业论文《启发式教学》时，滔滔不绝，我觉得找到了共同语言。
      呼和浩特的会议开了三天，之后参观了昭君墓，又到大草原上骑马摔跤，我经不住诱惑和摔跤手较量了一把，开始人家让着我，在我比较得意的时候，一个仰八叉让与会人员看了笑话。晚饭和晚会的时候我和熊梅自然坐到了一起，举杯跳舞把我们的距离拉得较近。第二天晚饭后，我们又坐在宾馆庭院花池的台上聊天，我问她像我这种外语情况很不好的可不可以考研，有没有绕过外语录取的可能，她说外语必考，并说谁都是从零开始的，还给我留了一个希望：有一种单独考试，由学校命题并且还有考前辅导，虽然招生名额有限但她的大师兄柳海民就带单考生。问我：“报不报名？”一般男人的心理在熟悉的女孩面前是不会示弱的，“报！”
9月初的一天，我在办公室接了个电话，“我熊梅，还记着吗？”“当然记得了。”“研究生考试的事我给你报上名了。”我差点急出了汗“不行，我没准备！”“你这个人，你说的要报名，怎么出尔反尔？”“我外语根本不行”“不行学呗，谁生下来就会呀？”“这哪是三天两早晨就学会的，这是不可能的事！”“你还是不是个男人，有点志气吗？”这一下，我愣了半天，一咬牙：“好吧！”
      事情真的就那么巧！当天晚上，市委组织部干训科长李海健邀我一起为高俊虎送行，高俊虎是我河北师大的校友，比我晚两届毕业于地理系，回来后留在承德师专，后又调入承德市政府办公室，因为干得很优秀被评为了十大杰出青年，他考上了北京师范大学环境科学学院的研究生。饭局中，海健问我：想不想学外语？“怎么不想，有什么机会？”“学东那里与北京农业大学办外语班，专科学历，人不多，怎么样，凑个数？”张学东是承德市农业广播学校的校长，一个农广校在他的手里已经办得有声有色。我迫不及待的找到他，报了名，很快就开了学。第一课我就傻了眼，尽管有思想准备，其他同学还是比我强的多。晚上我找到了承德一中外语王华艳老师，她是我家的朋友也是我女儿的老师，一个晚上她就讲完了字母和音标。北农大的王晓冬老师给我们上了一周入门的课，返回北京的时候我恰好到兴隆县下乡，一同乘火车的路上，他对我们这个班学好外语一点都不怀疑，由此也给了我很大的信心。
      11月，我踏上了长春之路，出站后熊梅接我，安排到教师培训中心，她也看出我忧心忡忡，中午请我在楼下的小店，四个小碟，两盘水饺，两瓶啤酒，安慰我“考不上也正常，那么多人哪有一考就能录取的道理？”在东北师大的一个多月里，上午参加外语辅导，下午是教育学原理、中外教育史、教育管理学、教育经济学、教育心理学的辅导。每天一回到房间，一头扎到床上，就那么一本英语，看、背、查词典，每天都到12点以后，头昏脑胀。1996年的最后一天，长春下起了大雪，没膝盖深。柳海民老师给我打了电话，约我元旦到他家里吃饭，除了熊梅，还有范立双（现北师大发改办主任）和于伟（现东北师大农村研究所长）。
      心里像揣了个兔子一样的迎来了一月中旬的考试，第一科就是外语，尽管有了点信心，但一看卷子还是傻了眼，填空、判断、选择、作文，几乎都是懵着答，最害怕的一个上午终于熬过去了，下午的教育学原理就成了我的强项，第二天的教育心理学和综合卷（教育史、教育管理、教育经济）一扫外语的煎熬，顺心顺手。考完试我在内弟纪利强家吃的饭，两杯酒下去，感到对不起爱人，心里不好受落了泪，至今都成了兄弟媳妇的笑料。赶到火车站，才给柳老师打了个电话。“考得怎么样，秉中？”“不行，肯定考不上，外语太差了！”“那怎么办？”“我今晚就回承德了，明年我还来，还要当你的学生！”上了火车安顿下来后，眼中的第一件和最后一件事，都是“英语”考试的那本书。
      北农大在承德办的“业余班”有三十几名同学，学习热情很高，人文学院英语系派出了最好的老师，用的教材开始是《许国璋英语》，后来来了个老师叫游秀红，启用了一套以听说为主的《SBS新英语教程》。上课大家在听和说的练习中学习语法，增强了兴趣也增加了词汇量。
      我爱人纪莉雅，是我高中的同班同学，这些年的读书每一次都获得她的全力支持。念专科时她一个人在家带孩子上班维持整个家，念函授本科时我下班后和星期假日常常到五烈河边的树林里看书，她做好饭再喊我回来。为了让北农大的老师给我吃小灶，凡是来承德的，都必到家里吃上一餐她亲手调治的饭菜。农广校校长张学东也是我们这个班的同学，每次陪同都有点不好意思，所以到我家还带上一点小礼物。
      一个人的精力是有限的，我在单位上的工作就有点“混”了。同志们也理解我，每次和我下乡上了车看我掏出来单词本，立刻“鸦雀！”每个县里也有一个外语教师，吃过晚饭县里的朋友就陪我到一个场合，二话不说老师开始辅导。承德二中外语教师计政欣，几乎成了我的专职老师，记得几个大雪纷飞的晚上，都是我们两个借用双桥区教育局某个办公室，他给我针对性的讲解东北师大考试的那本书。
      1997年的11月，我赶到长春第二次参加考前辅导，还是那个高老师，还是那本书，当然我就比上一年要好得多。1998年1月，两天考下来，心里有了底。这一年的7月，东北师大教师继续教育中心主任张老师来承德开会，虽然此前知道已被录取，但当他递给我录取通知书的时候，泪花中还是有点酸酸甜甜。
      接下来我做出了一个一生中重大的选择：脱产读书。我征求了老科长分管市长于树茂、教委主任我小学时老师宁家一的意见，也获得了他们的支持，但当我正式向市委组织部王部长提出来时，遇到了一个绕不开的结，带职务脱产读书没有这个先例。在王部长的家里，我在职务与读研（鱼和熊掌）两者间，选择了后者。
2000年7月，得知我已修完40个学分时，就和海民老师商量，想到北师大再修两门课，获得了他的支持，并通过肖川老师介绍结识了北师大教育系主任劳凯声教授，他交待系里安排我到研究生院递交了联系函，开始想选劳凯声、谢维和两位老师的课，无奈他们都是白天上课，恰好我很想学的裴娣娜、庞丽娟两位老师是晚上的课，如了愿。其实我之所以要到北京学习，骨子里是想进入新东方学外语，这还得感谢农广校和北农大办的外语班，这时北农大外语系主任白勇已到新东方就职，不但给我考虑了具有很强针对性的考研班，还帮助我联系到清华大学租了青年舍的一个床位。我每天上午到中关村新东方本部参加考研班学习，下午和晚上自学，周二和周五晚上骑着我的自行车从清华到北师大，参加两个老师的课，周日参加北师大组织的学术沙龙。半年时间，真的很美！
      2000年12月，我完成了硕士论文《全人化教育论》答辩，第二天我就问柳海民老师，能否考他的博士？柳老师告诉我应该考王逢贤老师的，我吓了一跳，这怎么可能？柳老师说试试，我战战兢兢地给王老师打了电话，先生很干脆：“你当你的官算了，念什么书啊？”放下电话我很沮丧，不由得走到了张亚萍（硕士同学）的办公室，向她诉说，她一拍手“我刚给王老师买完火车票，他今晚60次火车去北京，你何不陪他一起去？”天助我也！卧铺就别想了，买了个硬席。晚六点不到我就等在王老师家楼下，柳海民老师从车上下来看到我，“你怎么在这？”“我也正好是今晚去北京，”王老师从楼上下来看到我，同样是一脸诧异，“你不是承德的吗，怎么走北京啊？”我说：“承德走北京才顺当，走沈阳还要倒车。”听了我的解释他也就欣然了。一同吃过柳老师的送行宴，我陪着王老师上了火车，送他到卧铺安顿好了，才回到我的那节硬席车厢。
      第二天早晨抵达北京站，我赶紧跑过去拿过王老师的包，一同出站。中央教科所的詹万生老师来接他，詹老师恰好也是我的熟人，安排好了宾馆我们又一同吃中餐，饭间王老师还在和我讨论“官员”为什么最好不要读博士的问题，一会儿，他突然说“不好，我的围脖丢在火车上了！”我愕然，想想确实昨晚看到老师围了一条米黄色的围巾，我太粗心了，没照顾好老师还丢了东西。詹老师安慰王老师，先生解释这是他心爱的女儿给买的，纪念意义不说而且他还非常喜欢，丢了确实遗憾。饭后，我告诉两位老师，我就不陪了还要转一转买买东西，王老师嘱咐我应该给家人买点什么。北京城乡贸易中心环公主坟立交桥西北，我有意识地在楼上楼下的转，突然，我的眼前一亮——这不就是王老师的那条围巾吗！
      等我回到宾馆，轻轻地敲门没声音，等了等听到里边传来鼾声，我叫来服务员解释了原因，她给我打开门，王老师鼾声大作。我坐在写字台前，用信签写下了几行字，大意是：我粗心没照顾好老师，心爱有意义的围巾扔在车上，很内疚。去买东西恰好碰到这个式样的围巾，权且略作一个补偿。我在河北师大时就曾拜读过王老师的文章，不管先生让不让考，我还是想要报名，即使考不上，我也要拜先生为师。临回承德，先生入睡不便打扰，留笔祝老师安好！
      回到家的三天后，我在办公室接了个电话，让我惊喜的是王老师的声音，“秉中啊，你这个小伙子真是个有心人，怎么就能买到一模一样的围巾哪！你想要报考，这是你的权利我支持，但是报的人多，我只能招一个，一不可能给你辅导，二分数出来之前不可能见面，凭你的本事吧！”我千恩万谢。
      2001年3月初，我第三次踏上了长春考研之路，不同的是这一次参加博士考前外语辅导。我了解到报考王逢贤老师的共12人，只能招一个计划内，另招一个计划外，内外的区别是一个是国家拿钱一个是单位或个人拿钱。我心想，不管咋地，只要考到前三四名，能不能找找人增加个计划外什么的。4月14日一天15日上午，三科考完，惟有教育学原理我答得最为理想，似乎这张卷子就是给我出的一样，中外教育史答得很糟糕，其中“明代官学制度”和“卢梭与杜威的教育思想之联系”出乎许多人预料，我把唐代的官学制度给移植了，两个外国教育家思想答得也不是很理想，英语答得也是稀里糊涂，但我真正地体验到了“新东方”应试教育之神灵！
      2001年5月，一天晚上柳老师把电话打到了家里，让我猜猜考第几名？我大着胆子猜第三，不是！第四第五都不是，我心里凉了半截，完了，没戏了！柳老师哈哈一笑：“你考第一！”“别逗我，老师你是从不开玩笑的。”“没错，我刚从研究生处出来，分已经出来了，你总分排在第一，英语51分，也过了分数线！”5月末，通知我去长春面试，那天东北师大教科院共计面试11名，录取7名。我抽签第九个进入教科院会议室，对面坐了五位教授，正中是王逢贤老师，柳海民等四位教授问完后，王老师给我的题目是：在你所读过的教育学著作中，举出两本来，简述其内容。我问：“是否中外各一本？”“可以这样理解。”我想了想：“中国的是《学记》，外国的是《教育过程》。”王老师眼神立刻来了精神，“那么你说说主要内容。”“《学记》我可以背下来！”我接下来背了两段，王老师立刻说“行了，你再说说《教育过程》吧。”我把教育过程的起草、主旨，以及在美国及世界教育的影响力，简略地陈述。
      晚上，柳海民老师把我们硕士的几个弟子叫着吃了个饭，他非常高兴，说今天王老师更是兴奋，“没想到，年龄最大的记忆力最好，居然能把《学记》背下来。”
      就这样，我成了王先生的学生，并且我的硕士导师柳海民老师、教我硕士课程的袁桂林、熊梅、曲铁华、陈旭远等人成了师兄，2003年王老师在他74岁高龄时来贵阳专程为我授课，十天时间讲授了《当代教育理论重大前沿问题》，刘鸿庥副省长（现任省政协副主席时任贵州师大副校长）、贵州师大心理学教授王洪礼与我一同听课。2004年7月中旬至10月中旬，我请假三个月，在东北师大完成了了毕业论文《教育均衡发展的制度化研究》，12月通过了论文答辩。
如今，王逢贤老师为我讲授的课程也成了我从2006年开始为贵州师大教科院研究生一年级所开的选修课。
      我之所以幸运的考研、读研，引路人——熊梅，几年前她已在日本完成了博士后，回到东北师大，至今是博士生导师、东北师大附小校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