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章  北 梦 成 真

                 （一）

1976年春节过后，军里忽然接到通知，说是新编制下来了，要按新编制落实。其实，军机关除了工兵、防化两处分开外，其它单位倒没什么变动，直属队增加了炮兵指挥连。与我关系最大的是：打字室要按编制落实——司、政、后各2人。只是司令部借口工作任务重，只肯给政、后各一名打字员，自己“贪污”了政、后各一个名额。政、后无奈，只好服从。后勤部自知地位卑微，没提什么条件——“只要给我们一个兵就行。”而政治部自持管着干部，向司令部提出：政治部文件多、文件长，会议多，涉及到干部问题的文件又很敏感，一定要一个勤快、服务态度好、业务熟练的打字员。军务处黄处长笑着说：“我们只有四名打字员，你们平时都很熟悉，看着谁好就直接点名得了！”结果政治部把我点了去了。这让我们的组长小刁好不羡慕——他知道调到政治部是“近水楼台”，很有希望提干。其实，在这之前，他曾偷偷地找过处长，要求调到政治部，可是处长不放他走，说他是组长，司令部任务重，全靠他支撑。其实，后来我才听说，他可能是平时对政、后的干部总是另眼相看，比较冷淡，大家对他有点儿小看法。

   就这样，我从军司令部军务处调到了军政治部秘书处，从一楼靠北的的办公室搬到了二楼朝向正东的房间，与组织处的办公室正对门。没想到，这一调动，正是为我的命运再次转折打下了基础！

  我的办公室对面是组织处，旁边是宣传处。这两个处都是文件大处，我们私下都说他们的文件“又臭又长”，最长的竟有五、六万字甚至上十万字，那时军里没有印刷厂，全靠我们手打手印，我们一看见干事们拿着厚厚的一沓子文件底稿进来脑袋就发胀——这一个礼拜又泡汤了！特别是“批林批孔”时期，什么学习“两报一刊”、杨荣国文章的体会、经验，晦涩难懂，有的古文字字盘上根本就没有，还得用手刻。那蜡纸很娇贵，刻不好很快就会印坏了，又要重新打。只是我年轻时知道“工作为重”，责任心很强，总想把工作早点儿干完再去玩儿——主观为自己，客观为他人，没想到这样却赢得了干事、处长们的好感！

   调到政治部秘书处不久，恰逢军里筹备召开全军党员代表大会，我算是会务组的工作人员。每天白天为各处打印一般文件，到了晚上就陪着组织、宣传两个处的干事们加班准备会议材料。干事们都是我们军的笔杆子，多年从事文字工作，不说是“出口成章”，也算是“妙笔生花”。现在这些人中，有的已经是上将、中将，且仍然在职；有的当了省军区、军分区、陆军师的政委(少将或大校）退了休，有的在地方政府部门当了领导——总之，可说是人才济济。只是当时他们还是个小干事，做梦也没想到自己有一天会当上将军、大校（那时还未恢复军衔制）。

 那些天，我每天陪着他们加班，他们边讨论边写，我不用费这个脑筋，噼里啪啦，一会功夫就把一页纸打完了。然后就去会议室，边听他们讨论，边蹭他们的烟抽。有时看他们为了措辞遣句争执不下，也上去凑合两句。没想到，却引起了组织处刘副处长的注意。这位刘副处长是湖南人，平时言语不多，待人很和气，我与他并无过多交往。当时他听了我的“发言”，只是表扬了我几句，我也认为他这是客气话，没准还是含蓄地批评我呢——你一个大头兵懂什么？也在这里掺乎？（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