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往事如风》第二部《北梦南寻》 第四章《北梦成真》（四） 就这样，日子在我的犹犹豫豫之中很快就滑过去了。十月底，野营回到驻地；十一月初，我参军后第一次探家。路过广州时，我去看望从承德市里直接入伍到广州军区机关的老乡们，并把我想提干的事跟他们说了说。没想到，他们一致反对我提干：“我们在广州市都不愿提干，你在大山沟里提什么？广东这个鬼地方，天又热，语言不通。咱老家多好，回去又有工作，还不赶紧要求退伍回老家？”并且告诉我：谁谁也是被领导找去谈话，想把他们提干，可都被拒绝了。“咱承德人恋家，还是早点儿回老家吧！”一番话说的我没了主意。 那时地球还未变暖，虽然才是十一月初，刚刚立冬，老家却已是天寒地冻，人们还生活在地震的恐惧之中，很多人家仍然住在地震棚里。父母听我说完要提干的事，很干脆地表了态：“老家被地震闹得人心惶惶，说不定什么时候又要震，你还是留在部队吧！况且，即便是退伍回来有了工作，当个小工人，每月四五十块钱，也没什么大出息；能留在部队提干，将来就是转业回来也是干部，比当工人强一些。”母亲也说：“家里的事儿你不用管，我们身体都好，有你妹妹弟弟照顾，不用担心。”父亲怕我听不进，还把承德军分区政治部张主任请来做我的工作。张主任来了，又对我讲了半天在部队提干的好处，见我明确表了态，才放心地走了。就在我探家期间，天津静海县又发生了一次余震，承德的震感也很强，我亲眼见到了家乡人心惶惶的情景，终于下决心提干了。 可是，鬼使神差地，我回到部队，竟然没有马上找潘处长表态，处长见了我也不提此事。直到三个月后，1977年的春节过完了，处长才又问起我提干的事，我这才表态说“父母同意了”。至于此事被拖延的原因，从组织上来说，主要是没找到合适的兵来接我的班，处长想等等再说；我自己则是觉得当官儿的事，组织、领导不提，自己不好启齿，否则，被别人说成“伸手要官儿做”名声不好听……。总之，这个事儿被拖了三个月。年轻的时候，一是拿命不当回事儿（这在后来的对越自卫反击战打响后我深有体会）；二是拿当官儿不当回事儿——盖因那时年轻，总觉得时间有的是，机遇有的是，干什么都来得及，根本没有只争朝夕的精神……。及至后来调级时划线，我才知道：就是这三个月，而且是跨了年度的三个月，影响了我一次调级，也因此丧失了一次重要的机会——此是后话。 1977年5月，过完“五.一节”，杨干事告诉我：这一两天就要开会讨论你提干的事儿。我惊讶地说：“提了干去哪？我的工作还没人接班呢？”他说：“你想去哪？是去师里连队当排长，还是留在军直属队？你自己定好，我们好讨论。”我明确表态：留在军直属队吧，去师里不熟悉，怕跟不上。他说：“部里也是这个意见，留在眼前，以后也好关照你。我去跟直工处说说，看看有没有合适的地方。”我听了很受感动。 直工处属军司令部管，那时鹿处长已经转业，接班的李处长是唐山老乡，副处长就是在大操场点名分新兵的丁副处长，天津武清县人。那时我与他们已经混得很熟了，由于都是河北老乡（天津过去是河北省省会），有时到周末还到他们家包饺子、喝酒。丁副处长是军里有名的“笑星”、“乐天派”，每天嘴里的笑话不断，我们一见到他就想笑。他的家属是军服务社的售货员。大家“编排”他，说他们两口子每天睡觉前，一定要酝酿好一、两个笑话留着第二天给大家讲，然后才熄灯睡觉。我提干的事，他们早就知道，现在干部处来征求意见，他俩一口应承下来：“没问题，我们来安排。”军司令部分管直属队的副参谋长姓高，也是河北老乡，******的老革命，早就认识我，直工处请示到他那里，他也很痛快地点了头。 走完酝酿过程，1977年“五.一”后，军政治部党委讨论了我提干之事，明确命令下到军直属工兵营营部任书记员，正排级，行政二十三级。这个职务等级是部队军官中最低一级——与排长同级；而这个职位又是部队中最轻松的职位——不需带兵，不用出操，主要职责就是负责营部的文件管理、会议安排等等。杨干事把命令草稿交给我，说：“也不用瞒你，你自己打印吧！”而且，还特别交代：“命令上写的时间是4月份，知道为什么吗？”我摇摇头。“大家都说你表现不错，把日期提前，就是让你多领一个月的工资！”我一听，千恩万谢。那时候，排级干部每月的工资为55元，而五年的义务兵每月的津贴费只有15元。我领了四、五月两个月的工资，但要退回四月份义务兵的15元津贴费，这样一次就领了95元工资，觉得好像是发了一笔小财！（未完，待续） 相关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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