插队第二年的冬天，同屋的四个知青，两个出民工未回，一个

回天津去了，家里只剩下我一人。 

 地里的活儿已经忙完了，我在大队里打机井。这是一个累活，虽然工分高，也很少有人愿意去，我是单身，所以队里派我去。村子离工地3、4里地，每天顶着凛冽寒风走，拖着饥饿劳累回。 

 这天，收工了，我又饿又乏，扛着锨慢慢往回走。进了村，远远地，我看见我们知青屋的烟囱冒起了袅袅炊烟。 

 咦？知青点只有我一人，这是谁呢？回津的或出民工的回来啦？ 

 我推开屋门，一个人在烧水，正要淘米下锅。我和他四目相视，互不认识。 

 一个不速之客。 

 见我发愣，不速之客边娴熟地做饭，边和我打招呼：“回来啦？不认识吧？我是... ...” 

 他说，他是大头山公社的，也是天津知青，和他队的社员一起到这里伐树拉木材，本来派住在其他社员家，听说这小山村也有天津知青，就不住派房，直接上我这来了。一看我没收工，就直接进屋（那时家家都不上锁），索性就先点火做饭，让我回来吃现成的。 

 原来是这么回事。 

 我仔细地打量这位插友：戴一顶半旧的狗皮帽子，麻绳系着有些破口的棉袄，脚穿一双毡疙瘩，身上没有一点知青的痕迹，如果不是一口天津话，纯粹是当地一个村民老乡。 

 以后的一些日子里，我的知青小屋增添了生气。我俩谁回来早谁做饭，饭后钻进早已铺好的热被窝，聊家乡聊学校聊生产队聊农活，聊到其中一人打呼噜为止。 

 伐木的活儿干完了，他该回去了。临走头一天，我特意早回来，为他做点好吃的，没想到他去了趟供销社，打了些散白酒，结果我俩都喝个酩酊大醉。 

 喝着酒时，他先哭了，说了一些话。我也哭了，也说了一些话（记不得说什么了，反正都是平时聊过的）。 

 我俩不约而同，都想给对方写点什么。我从箱子里掏出笔记本，撕了两张，一人一张，互相背着，各给对方写几句。写完，互相一交换，巧了，都是七言四句的一首短诗。 

 临睡前，两张纸在一起，都放在大柜上。第二天，他早起随本队社员回队，没惊动我悄悄走的，走时天还没亮，他把两首诗纸都拿走了。 

 我只记得俩人的各两句。他的两句是：“临别* *（我的名）莫许愁，革命友谊才开头...”；我的两句是：“...三餐共进农家饭，一寝月斜话投机。” 

 我俩从此再也没见过面。后来听说他选调在承钢，离我的企业不远，我几次到承钢找我的同学，每次都打听他，同学还帮我联系了两次，一次是他正好出差，另一次原因记不准了，当时总觉得时间有得是，早晚能见面，不料再一打听时，说他病故了。这已是十几年前的事了。 

 生活的路沟沟坎坎，路上的人踪影相逢，曾为同甘共苦的一室兄弟，难却南来北往的过客陌人。 

 尽管人的一生漫长岁月中我们仅相处数日，尽管音貌依稀脑海里记不准人的轮廓，但是这段苦难生涯中的兄弟情,却一直留在我的记忆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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