破旧的衣饰也增辉

我们这些下乡知识青年，大多数每人都有一件白茬羊皮大衣、一双蒙古靴。这在当时对我们来说，既是一种与贫下中牧相结合的象征，又是一种近似奢华的时尚和追崇，好像后来八九十年代人们对待西服牛仔服一般。牧区那种常见的白茬羊皮大衣，穿着十分暖和而且结实，须知在严寒的北方草原，平时劳动和生活少不得卧冰爬雪，这样的大衣最实用不过了。白天穿在身上御寒，夜间睡觉可铺可盖。倘若皮子质量毛色好，梳得洁净柔软，白生生颇显威风和美观。虽然是在牛羊产地，但当时做一件这样的大衣，也需要百八十元钱，对我们来说自然是一种并非易得的时髦了。那时我们的装束，男同学最喜欢最常见的是有一顶黄色军帽，有一件紫色或蓝色线衣，有一双军用胶鞋或农田高要胶鞋；女同学则一律的脖子上围着头巾或头纱，而头上都戴着一顶单帽，与男人一样身穿蓝色或灰色制服，虽有花衣但不常见，最明显的区别只有脚上穿的是挂带的圆口布鞋。依当今的眼光去看，自然是太寒酸太单调了，可我至今以为，那般装束显得格外朴素、健美。决不是不想穿点好一些的甚至与众不同的，爱美之心人皆有之，实在是由于环境和条件不允许罢了。

这些城里的孩子，大多数家庭并不富裕，再加之每天风里土里劳作，因而穿衣便无从讲究。应该说豆蔻年华，正是爱美之时，可是尽管去瞧吧，男知青穿上洗得发白的军衣，女知青穿上家做的对襟花褂，那就十分光彩照人了。几乎百分之百的男女知青，都有双膝上带着大补丁的蓝裤子，乃至补丁越多越显得“美”。就说我自己吧，直到后来担任了公社领导，还总穿着一件前后补丁摞补丁的裤子，那裤子的本色早已辩不清了，补丁的颜色也深浅不一，然而穿着却厚墩墩挺结实。有一次我带着一位公社干部去一位农民家里办事，也许是我的衣衫太破，或许是我的稚气未退，那位农妇惊奇地打量着我，转身悄悄地对自己的孩子说：“像个大花猫！”恐怕知道被我听见了，她说完伸了伸舌头。男知青春子挺帅气，匀称的身材、白净的面皮、整洁的牙齿、乌黑的头发。看得出他颇得那些女知青的瞩目。人靠衣裳马靠鞍，只不过这帅小伙很少有合适的衣服装扮，朴素倒是朴素，寒酸确是寒酸了。记得有一回春子回城探亲，返回青年点时穿了一件崭新的蓝色涤卡制服，那真是堂堂一表、凛凛一躯啊！引得那些女同学蜂拥门窗巴望。“哈哈，当上新郎倌儿了吧！”她们拿他取笑。春子自知穿得太扎眼，满脸涨得通红。应季换新，倒也时常有之，但大体上是比较统一的。夏季有谁买了尼龙背心尼龙丝袜，冬季有谁穿了棉杌拉或仿军式大头鞋，大家便群起而效之。更常有的还是缝缝补补、洗洗浆浆，当然大多数男女知青都有自己的针线包。与当时的牧民们相比，我们的生活境遇差不多。本来，蒙古族的服饰具有民族传统和独特风格，也是格外讲究的。蒙古长袍、花靴、腰带等等，本应彩色绸缎作料，十分华丽。然而受经济条件制约，牧民们的衣服也很破旧，粗布白褂往往一年四季不离身，纳底的条绒鞋往往张着嘴或打着掌。我们生产队的队长毛和尔一年到头总穿着肥大的免裆青布裤子，走起路来扇起一股风。男人们劳动时经常赤膊上阵，女人们的缠头丝巾也是掉了颜色的。有爱美好俏的大姑娘小伙子，也时常到我们青年点来，互相比一比衣服的花色、鞋子的样式。山青青，水碧碧，蓝天丽日，绿野花香。滚滚草浪之中，一队知识青年上工了。他们肩扛各种工具，说说笑笑，意气风发，引得身边彩蝶齐舞，头上鸟雀盘飞。在这美丽壮阔的大自然中，任你再华贵的衣裳也要失色，再破旧的衣饰也要增辉。总为审美感受不同所左右，我始终认为自然和朴素是最美的。

军凤写知青《那年那月》(五）

夏秋时节的黄昏时刻，是我们青年点颇为辉煌、潇洒的黄金时间。大家收了工，吃完饭，梳洗干净，开始享受那无以伦比的轻松愉快。

“来一段？”春子问。

“来一段！”成子答。

当时正是所谓的革命现代京剧样板戏风靡全国之时，电影里、收音机里、图书报刊里，触目触耳皆是样板戏。耳熏目染，我们能把那八个剧目大段大段演唱出来，以至于再唱“临行喝妈一碗酒”、“朝霞映在阳澄湖上”，觉得太一般化、业余化了。后来，我们经常变换角色，整段成折地演唱《沙家浜》中“智斗”一场，《智取威虎山》中“打虎上山”一场。吼着嗓子演杨子荣的，勒着嗓子演阿庆嫂的，格外地投入、卖力，把一天的疲劳和愁苦抛到了九霄云外。

知青中不乏带有“艺术细胞”的人才。男知青春子吹得一口好笛子，宝子拉得一手好胡琴；女知青半吨、熏风都有一副天生的好嗓子。实在没有艺术专长的，就敲着盆盆罐罐跟着凑热闹，或喊着“冬不隆冬呛崩呛”进行口头伴奏。我们常常撒欢尽兴到深夜。于是，青年点的文化生活并不显得单调乏味，全是憋出来的穷欢乐。而且，大多数内容可以称得上雅俗共赏。比如，几乎所有的知青自然而然都有了绰号，当然每个绰号都有其特定的起因，含义贴切，叫得响亮。男同学中，有根据姓名或性格而起的“猴子”、“发子”；女同学杨某因每逢劳作时呼哧呼哧喘大气，大家便称她为“风箱”；丁某因身材高大肥胖，于是就有了“半吨”的称号。惟有我的绰号感觉有些牵强，却也别具民族特色，叫做“毛合陶力高”，蒙语的，翻译过来是“秃头”的意思。只因我下乡第一年的夏天便剃了个光头，以图凉快省事，可是我并不是秃头啊。

在我们青年点，我算是大家公认的“秀才”之一，只因我坚持做日记、写个发言稿之类比较顺手罢了。一次，面对衣帽不整的知青们，我口占一首快板诗：“防修服，身上穿，三分之二挂心间；防修鞋，脚下踏，阶级敌人踩脚下；防修帽，头上戴……”“把我光头来遮盖！”

没等我说完，春子接了这样一句，惹得一番哄堂大笑。女同学何某，家庭经济条件好，平时很讲究穿衣打扮。就是在这荒僻的牧区下乡期间，每天也要坚持擦胭抹粉，着意梳妆。为此青年点在“斗私批修小整风”活动中，有的女知青直言不讳地批评她“有资产阶级小姐作风”；男同学背地议论说，从她身边走过，那香气能熏你摔个跟头。“熏风”的雅号便由此而来。不过，熏风好学上进，较有才华，加上春子，我们三人曾成立宣传报道组，负责知青点的壁报和生产队的板报等方面的宣传事宜。有一次旗文化馆出演唱专集，竟然选中了我们创作的对口词。面对飘着墨香的铅字，我们飘飘然，自以为分明是真正的“色格腾扎劳”了（蒙语：有知识的青年）。

其实，最令我称羡的，是一名绰号为“阴天”的哥们儿。他的哥哥在城里是文教局的干部，经常给他捎来一些书籍，诸如《中国古代文学史》、《唐诗三百首》等等。那年月，那些书，对我们来说，简直像天外来客一般稀罕。“阴天”读书多，记忆力又好，常常摇头晃脑吟诵几句什么；说起话来则引经据典、刀枪舌箭、振振有辞；有时候陆游苏轼辛弃疾啦，巴尔扎克契科夫啦，搞得大家张口结舌。哥们儿们自知在这方面不是他的对手，心怀几分嫉妒，背地里说人家是“阴天种豆子——潮种”，“阴天”之绰号由此得来。

还有知青点的指导员、颇具理论家风采的“猴子”；写得一手漂亮的毛笔字、文质彬彬的“赵眼镜”；能歌善舞的女知青华子……谁说我们不是人才济济呢？谁说我们的文化生活不是丰富多采呢？

一张《参考消息》读得希巴烂；在大门口搭一根树条就可以跳高；遇到水泡子就冲进去游泳……青年人就是这样，浪漫时忘乎所以，挫折时怨天恨地，天真烂漫，无所遮掩。终归是十七八岁的大孩子，艰难困苦中，时常想家啊！欢喜时或郁闷时，我们大碗喝酒。有一天晚上小男子汉们个个喝得酩酊大醉，有的在院子里爬着哭着喊妈妈，有的把酒碗一摔就要徒步回城看奶奶，有的唱着“八年前风雪夜”。如今看来，这种情形倒是更具“知青文化”特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