军凤写知青那年那月(一)

5月份已经是草色青青了,可漫天风沙还是刮个不停。两位哥们儿背靠着牛粪垛,正在有滋有味儿地侃大岔。大个儿的牛子说:“妈的,现在面前站着一个俊妞,摆着一碗扣肉,两样随便挑,我一定要这碗肉!”说着,还吧嗒吧嗒大嘴。

小个儿的成子说:“操,你那算啥,连着吃三天大米饭炖猪肉,我死而无怨!”说是抬杠,也是实情。有道是人多没好饭,更何况那年月。知青生活苦,就苦在吃上;知青生活乐,也乐在吃上。两三个月不打牙祭,只好画饼充饥、话肉解馋了。我们牧区青年点的粮食供应,比城镇居民差些,比当地牧民好些。每月40多斤粮食,主要品种是玉米面、高粱米,少许小米、白面和食油。那食谱周而复始、简单明了:早饭高粱米,午饭玉米面,晚饭高粱米或玉米面。副食多为咸菜条,间或炖大菜。

有人珍藏一袋味精,时而拿出来拌饭吃。

当然,逢年过节或相隔十天半月,还是要改善伙食的。于是每当蒸馒头或烙大饼,大家撑得直打嗝,有的楞小子还要偷藏一点。一次,在生产队赶马车的知青发子去沙漠里拉柳条,午饭没得吃。正值青年点家里改善,给他留了80个饺子。晚上他回来后一口气狼吞虎咽、风卷残云,吃光了才问:“啥馅儿的?”同甘共苦,在我们知青家有着最真切的体现。我们大队有三个青年点,哪个点杀猪宰羊了,必定要传来消息,小伙子们便步行十几里去聚会,欢天喜地,大块吃肉,大碗喝酒。每当哪位回城探亲返回青年点,大家势必包围过去,贪婪地巴望,以期分享一点“慰问品”。有的知青姐妹尽管小气,带回几瓶熟咸菜、辣椒酱之类舍不得吃,最后还是得“共产”。

与我同一宿舍的三位赤峰市老知青,因下乡早几年,手头有点零钱。隔三差五,他们轮流坐庄,从供销社买回一包点心,到晚上烧开一壶茶,我们坐在一起享口福,那滋味那情景简直当神仙了。困苦磨难,使我们学会了过日子。春节时杀猪,舍不得全部吃掉,留下一半炼成油,装在缸里以备平时;生产队分了牛羊肉,不敢实施“三光政策”,晾起一串串肉干儿,以慢慢受用。队上分给青年点9头奶牛,夏季里每天两桶牛奶,我们也舍不得“一次性处理”,留下一些酸奶做奶豆腐、炼黄油,就连油渣子也用来拌凉菜。三十几位知青兄弟姐妹,每人轮流一个月当炊事员,都学会了贴玉米饼、蒸玉米发糕之类的手艺。青年点里不但养猪,还在草原深处开了一块菜园。收工回来,有帮忙挑水的,有烧火的,有切菜的,知青家响起一片锅碗盆瓢曲,其乐也融融。

为了打牙祭,知青哥们儿使出浑身解数,手段高超、多样。冒着大雨,我们曾顶着草帽到水洼里捉青蛙,回来烤着吃;趟着露水,我们曾在草地里捉到刺猬,回来在铁壶里煮熟吃;下套子打野鸡,下夹子逮野兔,我们都干过;骑马野游,在湖边捡到几窝野鸭蛋,我们更是狂欢不已……

自然,淘气鬼难免做出淘气事。在生产队剥花生种子,我们不时地偷偷往嘴里送。队里的玉米地、菜地、瓜园、葡萄园,我们都曾去做过“梁上君子”。一天,不知两位哥们儿从哪里牵来一条狗,把它吊在房梁上勒死,煮了半锅狗肉,竟然享用好多天。这两位的饭盒可派上了用场,曾几次用来炖小鸡,还背地里自夸是梁山好汉时迁。也实在是尴尬时做出的尴尬事。

1972年端午节,哪来的粘米粽子煮鸡蛋?用什么来祭奠忧国忧民的屈大夫?青年点里清冷寡灶,正是青黄不接时节,离公社粮站30多华里没来得及买粮食。午饭,炊事员只好煮了一锅玉米粒,大家端着大碗泡了咸盐来吃。

第二天,还是老牧民朋斯克把我与另一位知青春子叫到他家,给我们煮羊头吃。几杯老酒,几头大蒜,我们围坐在火盆旁,吃得满头大汗。尽管这些年时常能吃到所谓的美味佳肴,可总觉得没有那次清水煮羊头那么香。

 

军凤写知青那年那月(二)

安得土房遮风寒

我们知青家,也同样受到住房以及相关问题的困扰。在草原牧区,“逐水草而居”的情况不多见了。牧民们虽然早已定居,但是住房十分简陋,无力讲究也无法讲究。一是由于下阴地春夏翻浆盖房不牢固,二是缺乏砖瓦沙石木材之类的造房原料。因此,大多数房屋是用草坯搭垒而成,甚至还有少数房屋是用柳条编成、外面糊一层牛粪的“崩崩房”。

知识青年点有国家拨给的专项建房资金,以至把木料也统一下拨,总应该住上像样一点的房子。我们青年点先后盖起两处共9间房子,一律的石头根基、土打墙、正经的檩木柁材,挺立在艾里(村子)当中,有点像鹤立鸡群。虽然如此,由于当地的沙土不宜盖房,经不住风吹雨淋,我们的房子逢雨必漏。大雨来临,我们便纷纷把塑料布扯出来,搭梯上房,盖满房顶;屋内大盆小盆、炕上地下接雨。天晴了,晚间我们躺在炕上,从房顶漏雨的窟窿里,看天上的星星。

更令我们担惊受怕的是,屋内墙壁裂开的缝隙里,爬满了臭虫。尽管满屋撒下六六粉,可那些臭虫毫不畏惧,在我们的身上、被褥里横行无阻、自由来往。我们被咬得无法入睡,于是经常起来挑灯夜战,用针一串串扎臭虫,在墙上扑捉臭虫,一股血腥气扑鼻而来,格外难闻。身上咬起的疙瘩无以计数,瘙痒难忍。还有大量的恶狠讨厌的蚊虫,常常向我们发起顽强猛烈的袭击。有矛便有盾,我们自有对付的办法:睡前干脆不点灯、点燃艾蒿绳。这两样主要措施还是颇见效果的,个把蚊子,叮出我们身上个把疙瘩,也就不在乎了。再就是老鼠于屋内乱窜,蛤蟆在屋内乱跳,也是习以为常了。

至于每铺炕上睡五六个人,拥挤不堪,我们只能看作是乐趣了。大家的褥子互相迭压,却尽量不睡“火烧边”;谁若想翻身先喊口令,哥几个一起翻,免得互相碰撞。熟睡时打呼噜的、咬牙的、说梦话的等等,形成“交响乐”,天亮醒来便有了互相调侃笑谈的资料。

未雨绸缪,每年春季,我们都要给房舍抹一层泥巴,准备迎接雨季。那时我们都成了泥瓦匠,有和泥当小工的,有抹泥当师傅的。有道是“和泥打墙,累死阎王”,虽然累得喊爹叫娘,却是心中宽慰——因为这时保证要改善伙食的。这就是苦中有乐。

我们知青点以及整个村落背靠一座敖包山。山不算高,每天清晨或傍晚,几个人如果勃发兴致,便一起登上山顶,看日出日落,看近处的袅袅炊烟,看远处的滚滚牛羊,听隐隐牧歌,听瑟瑟风响。于是,艰苦的生活中增添了几分浪漫色彩,画画的、吟诗的、作文的,哥们儿姐妹儿尽管读书不多,“一瓶子不满半瓶子晃”,此时却号称知识青年,俨然变成了文学艺术家。

还有一个问题尤其令我们头疼,迫使我们跑细了腿。那就是厕所问题。都说城市里公厕问题成问题,殊知在草原牧区根本就见不到厕所。知青点都是青年男女,没有厕所终然是极不方便。时间长了,于是约定俗成,男女知青划定了“势力范围”。男知青大小便,向后边的敖包山进发,总有两千米之远,躲在山沟里、沙包后大行方便。

久而久之,哥们儿之间形成了“黑话”,大小便分别称之曰“大进山、小进山”。青年点前边不远有一片小树林,那是女知青的“领地”。枝繁叶茂林密,天然屏障,小伙子们谁也不敢前去冒犯。然而,实在出于无可奈何,那片树林偏偏是我们上工收工的必经之路。为了避免尴尬,男知青一旦跨入树林时,总是故意大声说话,或是亮上几嗓,意在让女知青们及时回避。久而久之,树林里遍地都是卫生纸,男知青们称之为“公害区”。村中当时只有一眼水井,在敖包山下老远的地方。中间好长一段沙窝窝路,挑着水上坡真是两步退一步,十分吃力。知青点30多人吃水,两口大缸总得几十桶才能灌满。于是大家常常争着去挑水,特别是男知青们,总要显示男子汉的风度,任凭收工回来已经疲惫不堪,也要抄起扁担去挑水。女知青们心中不忍,就常常为男子汉们洗衣服,以显示“半边天”的身份。平等、互助、友爱,在这个大家庭里就是如此形成的。一个锅里抡马勺,那真是同甘共苦。当今社会上有所谓关系最紧密、感情最真挚的“四大铁”之说,其中就有一起同过窗的、一起下过乡的。这个我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