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山老林的帐篷里晚间没有照明设备，如果不想借别人光，就必须有一盏自己的柴油灯。阿汪制作的油灯机关多，功能全，并且样式美观大方，唯一的缺点就是不太省油。但人们看重的是功能，并不在意它省油费油，所以大家一致对阿汪制作的柴油灯给予好评，以能得到阿汪制作的油灯为幸事。
阿汪不光有心计，手也挺巧。说他有心计，是从他在上海开往大兴安岭的知青专列上，以先下手为强的战术缠上了头号美女阿珍这件事看出来的，说他手巧，是从他会制作高配置油灯发现的。
阿汪的老爸曾是大上海一家银行的高级职员，用现在的话叫“白领阶层”，老娘是大地主家的千金小姐。父母婚后接连生了三个女儿，这让原本就是单传的老爸极为焦虑和恐慌，生怕断了香火，为了不让妻子伤心，汪老爸经常利用下班后的时间，瞒着妻子一个人偷偷去城隍庙里烧香下跪，祈求神灵赐他一子，这个举动被妻子发现后，夫妻两人索性就经常一起去城隍庙里烧香下跪。说也奇怪，也许是夫妻俩的虔诚感动了神灵，年近五十的妻子后来真的就生下一子——阿汪。
汪家老来得子，老夫妻的高兴和疼爱自不必说，就连阿汪上面三个姐姐对这个迟来的宝贵弟弟也是百般呵护，阿汪在汪家的地位就像三十亩地仅长出一棵庄稼一样珍贵。阿汪倒也对得起全家人对他的期望：聪明懂事，勤奋好学，心灵手巧，连邻里街坊的叔叔阿姨们都很喜欢他。但父母宠爱姐姐忍让的结果，也让这棵独苗养成了吃不得亏、受不得委屈的性格，虽说还没有达到惹是生非的程度，但认准理儿就坚持不回头的性格，难免让他后来在社会上三五不时的就闹出点乱子来。
卖饭口前小试牛刀。来到六连几个月后，连队领导对做事有章有法，办事又认真负责的阿汪印象不错，从一百多号人里把他挑出来委以重任——食堂管理员。阿汪上任后，连队的伙食有了明显改善，最具代表性的是他撤销了原来经常吃的“黄豆海带汤”变成了“豆腐海带汤”，不知他从哪里掏腾来一盘磨和一头驴，把黄豆变成了豆腐。从前每人每月仅有的四两豆油，还经常被领导克扣一部分，给山下机关有用的人“打溜须”用了，六亲不认的阿汪上任后杜绝了这个现象，指导员和连长再想从伙房里倒点豆油送人已经“没门”了，脱水菜做的菜汤上面油花也比从前多了。但就是这个相当于当年孙悟空的“弼马温”一样的职务，阿汪做得也不是一帆风顺，这也是天性使然。
一天中午，已到了开饭时间但饭菜还没有做好，饥肠辘辘排在卖饭口前等候开饭的众人，出现了抗议声，阿汪见状便来到卖饭口前向大家做了一个老人家在天安门接见红卫兵统的挥手动作，故作庄严的说：“同志们！不要着急！饭菜马上就会好滴~~”，一个脾气很火爆知青被阿汪这个举动激怒了，怒问阿汪：“阿拉肚皮饿死了，侬还有心开玩笑？”又顺手将手中的饭盆用力丢向阿汪。这下可就捅了马蜂窝，阿汪如何能咽下这口气？只见人高马大的他从食堂里跑出来，毫不费力地将这个人摔倒在地上又轮了几拳才罢休。管理员打人事件惊动了连队高层， 调查取证后结论为：阿汪虽然动手打人，但事出有因，是别人动手在先，最后事情不了了之。
宁死保护猪仔。一百多人的连队食堂，经常有很多剩余饭菜被白白丢掉，再加上连队里难得有猪肉吃，几乎见不到荤腥，阿汪决定到山外的农业县城买几只猪仔回来喂养。领导同意后他便与令一个知青赶到富裕县买了四只猪仔，不知从哪里得到的偏方，临上车前给这几只猪仔吃了一顿用酒浸泡过的馒头，还一着还真管用，猪仔们还没明白怎么回事，就糊里糊涂地被他们背上火车又背下火车来到了二处机关。按说到了机关就几乎等于到连队了，和猪仔们近距离接触搞得满身臭味的阿汪应该高兴才是，但阿汪可高兴不起来。
那时机关干部里开始陆续有人带来了家属，有家的人也想养猪，但苦于没有猪仔，自己到外地购买不仅人吃马喂的费用高，还很费时费力，见到阿汪背回四只猪仔，机关里一个姓罗的干部动了要留下一只的心思，以机关领导的架势找到阿汪商量。在一般人看来，这是难得的“打溜须”的好机会，别人想找还找不到呢！没想到遇到了不认这个理儿的阿汪，好话坏话软中带硬的话说了一大堆，阿汪就是两个字——不行！气得老罗板脸了：“好！你不给？我还不和你这个小知青说了，我和你一起到你们连队，找你们连长和指导员说去，我不信你还敢不给我！？”
终于等到了有去六连送材料的汽车，阿汪和猪仔们上车了，老罗手拿一条装猪仔用的麻袋，不用正眼看阿汪，就坐在了驾驶室里。汽车来到连队后，老罗直奔连部找到指导员和连长，先告了阿汪不懂事、不讲人情的状，然后又正色对他们说：“你们看着办吧！今天说啥我也要拿回一只猪仔，那个小知青也太猖狂了，根本就没把我放在眼里，我太没面子了！”
指导员和连长谁也不想得罪机关里那些不大不小的头头，一听老罗这么说赶紧赔不是说小话：“您别生气，阿汪这个家伙确实不懂事，不知好歹，别说您就要一只猪仔，您全拿走也不算啥呀！大不了再去买几只嘛！这个阿汪，我们饶不了他！”
说完后，连长安排人找阿汪到连部来，考虑到阿汪一定会抗争，又安排人趁阿汪来连部的时候马上给老罗抓一只猪仔，然后上车走人，阿汪再想闹也来不及了。
阿汪来到连部，指导员和连长轮番批评他不该这样对待机关干部，害得人家领导亲自来连队取猪仔，用现在的话说就是不知道“讲政治”。这边说着，外面已经把猪仔装在了麻袋里，猪仔的叫声引起了阿汪的注意，他转头向外看去，老罗手拎装猪仔的麻袋已经进了驾驶室。阿旺见状一个箭步跑出连部，不顾连长和指导员在后面喊叫，冲到汽车前拦住汽车，转身又打开车门抢下了装猪仔的麻袋。指导员和连长从后面赶来，想从阿汪手中夺回麻袋，阿汪手拎麻袋和他们兜着圈子就是不放手，嘴里高喊：“我今天就不给他猪仔！我们辛辛苦苦的买来几只猪仔容易吗？他要养猪就自己去外地去买！凭什么拿我们连队的？实在要拿我不也反对，得先问问全体知青答应不答应？！”
院子里吵闹成一片，引来众多知青围观，等大家搞明白是怎么回事后，都站在了阿汪一边，同声谴责老罗太自私，不该占连队便宜，谴责指导员和连长吃里扒外，就知道给机关领导“打溜须”！
面对几乎全连人的抗议，老罗面色羞红不再做声，连长和指导员摄于众怒，也转身回到了连部，在一片声讨声中，老罗坐在驾驶室里又羞愧又尴尬地低下了头，汽车开动了。伴着汽车走过的尘烟，全连一片欢呼：“阿汪！好样的！” 连长和指导员也从连部走出来对大家说：“阿汪做的好！你们大家做得都很好！其实啊，我们也舍不得让他拿走猪仔哪！”
对书记甩耳光。后来，闻名全国的“红色背篓商店”即二处商店需要增加新生力量，阿汪被调到商店工作。
别看阿汪是三十亩地的一颗独苗，其实什么活都能干，做的也很像样，在林区经过几年锻炼后，更加做什么像什么了。那阵子商店里经常买来生猪自己屠宰，阿汪俨然就是一个屠夫，并且是一个标准的屠夫。我曾亲眼见过他手握一把一尺多长的杀猪刀，刀尖准确从猪脖子下方插进去直捣心脏，只要位置准确，大声嚎叫的猪会浑身颤抖一下，便再也没有嚎叫和挣扎的气力。阿汪还会吹猪，用刀子在猪脚上割出一个小口，从那里插进铁棍?勘樗乐砣?恚?缓笥盟?约旱淖於宰拍歉龅犊谑咕⒌拇担?昧Υ抵淼陌⑼袈?澈煺牵?壑樽右灿行┩馔梗??人?浠??蟮氖悄强闪?乃乐恚?换峁Ψ蚓捅淮档霉龉狭镌病Ｋ婧笤俜诺娇??锿拭??缓罂?拧⑿度猓?凳斓氖址?钊嗽尢竞团宸??馐弊炖锏鹱诺蹲拥陌⑼粼缫巡皇羌绮荒艿５Ｊ植荒芴崂旱纳虾Ｖ?啵??皇嵌烂缌耍?置骶褪翘以敖嵋迩暗耐婪蛘欧桑?/SPAN>
阿汪工作很出色，没有多久便被提升为商店副主任。老实说，这个官并不算大，他上面还有主任和书记，但阿汪可没感觉这个官小，什么事情都要过问，都敢负责。
有一个阿汪原来的同行——另一个连队食堂的管理员，为了结交领导，经常慷慨地把食堂的东西送人，其中也有个人占用，搞得食堂亏损很大，账目也很混乱，连队里呆不下去了。但这小伙子和商店书记是邻居，平时关系不错，遇到了难事找到书记帮忙，希望能离开那个环境调到商店工作，很讲情面的书记也就答应了。但调动一个人到商店工作也算是个不大不小的事，总要事先在班子会上说一下。没想到，在会上书记刚提到这件事，阿汪就以了解这小伙子情况为由坚决反对，搞得书记很狼狈，只好作罢。但书记总归是书记，心想“你一个破副主任，既然这么不给我面子，我还不理你了呢！” 过后书记直接找到二处领导提出要人，并开好了调令。
等那小伙子来报到的时候，阿汪才知道自己被蒙在了鼓里，阿汪这么能咽下这口气？正在上班售货的时候，阿汪找到书记要理论一番：“你说说！会上没有通过的事，你为啥私下做主就把人调来了？”
书记回答：“我是书记，是一把手，这事就这样了，你就别管了”。
阿汪：“凭啥我不管？我是副主任！”
书记：“嗨~~副主任？你上面还有主任哪！人家都不管，你还管什么？”
阿汪见书记竟然蔑视他这个堂堂的“副主任”，满脸涨红，和用力吹猪时一个模样：“我副主任这么了？副主任意见正确你就不该听吗？你书记又算个什么东西！”
这话已经够难听的了。没想到阿汪又抡起大巴掌打在了书记脸上，就这一下，书记顿时鼻口流血，捂着脸蹲在了地上，让前来购物的顾客目瞪口呆地观看了一出商店领导的武戏。这还不算完，阿汪丢下书记，又气势汹汹的来到机关找二处领导继续理论。
好在负责商店工作的主管副书记“猫头鹰”也是南方知青，再说阿汪打书记也是事出有因，结果是书记白挨了一巴掌，阿汪写了一份检查，事情又是不了了之。受害的是那个小伙子，终于没有调进商店工作。
这件事好像没有影响他和书记的关系，因为原本他们就很要好，过后好像关系更亲密了，只是有时候书记经常拿这件事骂阿汪：“你以为你是什么好东西啊！”
不安分守己的阿汪，仕途还算顺利，后来荣升为机关食堂管理员，再后来又“高就”二处后勤股长一职，可别小看了这个在当时相当于二十四级的领导干部，那可是二处的大管家呢！
领导送礼还拒收。二处于书记到区里任高职，主任“吴劳保”到筑路一处掌管工作后，二处的书记和主任都换了新人，此时的阿汪在二处已经是可以掀起风浪的人物了。
新来的书记对二处的老班底不太熟悉。适逢区“人大”要召开代表大会，按“中国特色”的惯例，基层的书记必须是“人大”代表，为此二处党总支召开各支部书记会议，要求基层支部事先做些群众工作，在走过场式的投票表演中集中投给书记。
真是江山易改本性难移，身为一个支部书记的阿汪又不服气了：“凭啥【人大】代表就一定是书记？有影响的群众就不行吗？【人民代表】就应该是人民群众才对劲！”
这话很快就传到了书记那里，书记找来二把手——主任，紧急磋商，最后一致认为：阿汪这个家伙太不听话，专门和咱们作对，但这个家伙在二处说话很有影响力，当下必须先把他安抚住，投票才能不出差错。但怎么安抚他，又是一个让人头疼的问题，来硬的肯定不行，这家伙不吃那一套。这回咱们来软的罢。最后商定，由主任出面买了一大堆好酒和紧俏商品，派主任的妻子把礼品送到了阿汪家，见阿汪的爱人阿珍一个人在家，先聊了一会生活话题，再转到工作上来，并暗示：“得饶人处且饶人”。
下级给领导送礼很正常，谁都不觉得奇怪，领导给下级送礼就稀奇了。按理说，阿汪应该知道领导的用心，体谅领导的苦衷，自己也该偷着乐才是。没想到阿汪回家后发现这么多礼品好生奇怪，听阿珍细说才明白过来，阿汪不但不窃喜，仍旧还是不服这个劲，也不领领导这个情：“凭啥书记一定就是人大代表！？”拎起礼品径直走向主任妻子的工作单位——房建连，把礼品放在办公桌上二话不说转身就走。
书记预感到麻烦大了，一个基层的书记如果不能当选“人大”代表，那会是什么影响？后果是非常严重的，但事已至此，也只能听天由命了。
阿汪的个人意见在二处广为流传，并在相当范围内取得共识。投票的日子终于到了，阿汪对投票很负责任，进会场前特意准备了大量的圆珠笔，分发给群众，并公开宣告：谁不会写字尽管来找我，我免费替大家划票！坐在主席台上的书记和主任知道事情已无可挽回，只好任其发展了。
结果基本没有什么悬念。投票结果出来了，书记落选，卫生所人缘极好，人称“何姐”的老护士当选了。但阿汪发动的这场阳谋，让书记威信扫地，不久就离开了二处。
曲线返沪。知青返城还没有正式开始，多数人还没有动作的时候，阿汪就为返回上海动了脑筋。阿汪提出退休，这让很多人不理解，在林区已经有了一片天地的阿汪，难道真的就舍弃工作舍弃收入回上海吗？但他还是义无反顾的退休了。接下来大家才看清他的招数——阿汪退休回到上海后，以解决两地分居的名义，将妻子阿珍以干部身份调回上海，阿汪继而又想回大兴安岭复职，再以两地分居的理由把他自己再调回上海，不过这招被上海有关部门及时识破，阿汪的计划才没有进一步得逞。
虽然曲线返沪的计划成功了一半，但阿汪坦然面对现实，在一家房地产公司打工，凭着务实、敬业的精神，估计应该没有再闹事，因为他又闯出了一片天地足以证明这一点。阿珍按国家公务员安排在街道工作，后升为科级干部负责计划生育工作，收入不菲。具体有多少家私不好说，但知道他目前楼房有三处，女儿住一处，出租一处，二百四十多平米的大楼房自己住着。
典型的上海男人。从阿汪的事例来看，他似乎应该是一个鲁莽、霸道、不讲道理的人，其实不尽然。阿汪对朋友很够意思，不管是南方人还是北方人，对他来说都是一样的。和他同去的兄弟韩彦文长眠大兴安岭，阿汪每逢清明节或春节都会前去烧纸送钱，在上海还经常去看望韩彦文的老父亲。二处的北方人到上海办事或看病，有事找阿汪算是惯例。
依阿汪的性格，应该容不得阿珍的弟弟阿忠对他耍脾气，但阿汪在这个小舅子身上一味的忍让，体现了高姿态。至于对妻子阿珍嘛，这里不太好说，只记得他家还在林区的时候我去他家和阿珍聊天，从外面回来的阿汪没有发现我，以为阿珍一个人在家，在外房间里一声轻轻的“阿珍……”称呼，让我这个俗人、粗人在接下来的几天里，一想起这声温柔、多情的呼唤就浑身麻酥酥的。
阿汪在外面很能干，也敢干，回家里对妻子又很温柔很体贴，这应该是时下公认的正宗的“上海男人”吧？总而言之，阿汪还算是个不错的人，就如同他做的柴油灯，美观实用，但绝不是一个省油的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