走进大兴安岭

 

静中见真境、淡中识本然。离开那里才觉得很多往事是由一条线在穿着一样,上下有牵连。也像一个模糊的轨迹,最后才成为一个完整的图形。人生起起伏伏,一切就像过眼烟云。回想起当年随上山下乡大潮在大兴安岭的岁月,好像就是昨天的事情。

我的姐姐是早年从丹东卫生学院毕业后被分配到大兴安岭支边。69年,街道和知青办给我安排下乡的地方是丰宁坝上。我当时想,与其“下乡”我还不如自选“上山”,征得同意后我去了黑龙江的大兴安岭,那里的大兴安岭和内蒙的大兴安岭在地理上是连片的,只是行政管辖不同。我所在的地方是大兴安岭阴坡,伊勒呼里山北侧,再具体说就是东经124北纬53度的地方——呼中。由于地貌的影响,那里冬季温度特别低,零下40多度气温很平常。有一年气温曾经达到零下57度,铁路车站上夜晚连接车厢的联接员俗称“钩子手”,活活的冻死在车厢旁。比呼中纬度还高一点的漠河,温度反而比呼中要高一点。

 

那里原始深林茂密木材资源丰富,国家建设急需木材,恨不得早早把木材运出来,但科学家考证那里气温太低,属于“高寒禁区”人类不能生存。据说,“文革”前曾有两批人进去安营扎寨准备勘测开发,都由于自然条件实在不适合人类生存,狼狈返还,险些丢了性命。“文革”开始后,在伟大的***思想指引下,在“人定胜天”精神的鼓舞下,铁道兵部队开进去了,打山洞,架桥梁,修铁路。由东北其它老林区抽调的骨干和省里下放干部组成的地方林业开发经营班子,在禁区的边缘加格达奇(那时称加格达沁)整装待命。

 

1968年铁路修建有点模样的时候,那个班子进去了,开发大量需人,19707月我16岁,因为发育晚才1.52米的个子,作为上山下乡的知青,我先到内蒙再随其他人辗转去了那里。

 

从地名就可以看出开发的年代。火车在内蒙牙林线上走,地名很民族没有意识形态:什么牙克石、库都尔、喀喇其、银阿、莫冷阁、索图汗、吉文·····;到了黑龙江的大兴安岭地界,因为是文革开发的很意识形态:什么新天(敢叫日月换新天)、壮志(壮志凌云)、三荣岗(那个地方修铁时路牺牲了三个军人)、奋发、图强、雄关(雄关漫道真如铁)、东方红、苍山(苍山如海,残阳如血)、卫东彪(保卫*****)等等等等。

 

那个时候火车是部队管理的,还没有交给地方,仅能送人送货,还不算是真正的列车。走的很慢,铁路旁有一个当兵的招手或有事下车就可以随时停下来,就这样走走停停的经过两天的时间,半夜里把我们拉到了一个叫“卫东彪”的地方,车停下了,目的地到了。

 

领队的让大家下车,那就下吧!外面下着小雨,这还不算最糟糕的,没有站台,车梯距地面很高,只能往下跳。跳也没有什么,天黑看不清下面情况,待跳下去后才知道下面是烂泥潭,后来因为工作关系知道那学名叫“亚粘土加石块”的土质,在雨水中浸泡后,人脚陷进去后极难拔出来,好在我们陷的不算深,脚丫子可以拔出来,但鞋子就顾不得要了。

 

有几个女孩子哭了。自己也是狼狈不堪的领队招呼大家:“好了好了!自己扛着自己的行李跟我走!”我们背上行李提着袋子光着脚,在“ 亚粘土加石块”的地上深一脚浅一脚艰难的摸黑往前走,一个多小时后好不容易到了一个没有积水的路面上,天也开始蒙蒙亮了。淅淅沥沥的小雨还在下,浑身上下没有一处干的地方。到底是“高寒禁区”,7月的天气再下着雨,那感觉就是在冰水里洗澡,嘴唇发紫,牙齿不停的颤,更多的女孩子哭了,男孩子也有哭的。我没哭,只是鼻子也酸酸的。

 

那里纬度到高,夏季天特长,太阳出的早,如果是晴天,两、三点钟就可以见到太阳。我们终于熬到雨停了,天亮了,再一会太阳也出来了。哭声停止了,经过两天车上的折腾和一夜雨淋,不少人依着行李睡着了,路面上静悄悄。

 

我没有睡,我在看雨后清晨雾茫茫,看太阳一点点露出来,看周边我不熟悉的环境。我在想我们还要去什么地方?今后就是在这里“战天斗地”吗?我们干什么活?要呆多久才能出去?

 

太阳彻底出来了,气温高一点了,路面上回复了声音,最集中的话题是肚子饿了,没有饭吃。领队也很无奈,说是一会就有车接咱们,到地方就有饭吃了。我们问去哪里,领队说那个地方叫“奋斗中队”,离这里还有7公里的路,大家要发扬“一不怕苦、二不怕死”的革命精神,再坚持一会车就来了。

 

肚子咕咕的叫,好在太阳很大,身上不冷可以坚持。到了近中午,来了两辆解放大板车(货车),一车30多人站着,分若干次,把我们200多人拉到了“奋斗中队”。

 

高粱米饭很涩,脱水白菜汤很苦,但好歹填饱了肚子。这里不是留我们的地方,我们还要去我们连队的驻地,还有4公里,但没有路了,改坐拖拉机拉的爬犁。在静静的森林里,牵引爬犁的拖拉机缓慢的走在沼泽地上,突突声音格外大,把我们拉到了驻地。

 

和以后的经历相比算是小事,多少年后似乎很少有人提起。

 

所谓“奋斗中队”,是当年筹备处的名称,后来改名叫“筑路二处”,位置在群山覆盖着大森林里的一个山川中,主要工作是筑路。领导班子有了,等待的是我们这些兵,还有比我们早一点去的,编制为一连、二连,我们是三连。我们的驻地是在森林里开出一块空地,已经搭好了帐篷,200多人分为六个排,一栋帐篷住一个排,大通铺每人80公分的领地。帐篷外空场上还有采伐后留下的树墩,大兴安岭不缺水,空场草地人走过就变成了沼泽地,帐篷里也有树墩,刚好当作放莲蓬的地方,地上淌着上坡流下来的水。通铺没有铺板,是用鸡蛋粗细的松木杆排出来的,我们把这种床铺叫“条绒”。

 

这里就是我在大兴安岭生活的开始,打眼、放炮、开山、筑路、架桥,推小车、挥铁锨、轮洋镐,紧急拉练,施工大会战,整整三年在连队里筑路。

 

连队生活

 

振作革命精神。在流水的草地上搭建的“条绒”床睡了一夜,早上起来不少人大呼小叫,为什么?有不少人鞋子和衣服找不到了。正在大家纳闷的时候,有人在帐篷外捡到了物品,众人出去一看,从床上和树墩上掉下的东西,被床下的流水冲到了外面。

 

这个时候女排帐篷里又传出了哭声,起先是一个两个最后演变成大合唱,男排帐篷虽然没有哭声但情绪明显很低沉。大家为这样的生活环境发愁,悲哀,这日子怎么过?今后会永远这样吗?连长和指导员分别到各个帐篷做工作也没有明显效果。

 

持续到下午,中队来了一个姓董的副主任,召集大家在帐篷外的草地上开会。老董口才很好极具煽动性,多少年后我还记得站在草地中央的老董讲话:同志们,国家建设需要木材,没有木材铁路就没有枕木,煤矿铁矿就没有坑木,没有坑木就没有煤炭和铁矿!就不能建设社会主义!你们是生长在***时代的青年,要头顶蓝天一顶,脚踏荒原一片,要为国家作出贡献!要为解放世界上还有三分之二受苦受难的阶级弟兄作出贡献!我们今天的苦是暂的,用不了多久,我们就可以把林区建设成美好家园。到那个时候你们想干什么就干什么,可以当医生,当司机,当老师,当售货员,表现好的还可以当领导!啊!啊!另外,大家一定要以阶级斗争为纲,防止坏人散布谣言,煽动悲观情绪,如果有,请大家立即揭发检举,要批斗他!要斗臭他!我们绝不手软!

 

一番讲话获得热烈鼓掌,效果自然是振作了大家的精神。随后是表决心发言,众人慷慨激昂,连眼眶还红肿着的女孩子也忽然变得坚强无比甚至激情四射。老董真是有水平!

 

当时几乎没有机械设备,筑路全靠人工,轮铁锹、挥洋镐、推独轮小车,一派热火朝天的景象,不吹休息口哨绝没有人站着。排与排班与班之间经常展开劳动竞赛,如果发现进度落后对手,吃完晚饭也要再加班加点去赶上。

 

大兴安岭进入9月份基本是深秋了,树叶开始泛黄。一个下雨天,为修一个涵洞要在地上挖一条深沟,土质就是那可怕的“亚粘土掺石块”,雨水进入亚粘土后变成了塑胶一样的物体连带石块,铁锹插不进去,即使用力的插进去挖出一锹,随后又会被周边挤过来的“亚粘土掺石块”填平,只好用手掏。我们几个人赤脚挽上裤腿,用双手抓泥向外甩,小雨中夹杂的雪粒打在脸上刺疼,冰冷的泥水冻得双脚已经发木。就在我们几个人快要坚持不住准备收工的时候,来了几个多事的人,其中带头的那女的高小才毕业,但喜欢在文学上卖弄,在板报出过一个吹捧领导的所谓诗,其中有两句是:“指导员,张制程。大会战。肚子疼。坚持工地来指挥,艰苦任务要完成! -----”后面的忘记了,头两句“指导员,张制程。大会战。肚子疼”成为我们多年来念念不忘的茶余饭后谈资。

 

今天他们现场鼓劲来了,每人手里拿着纸壳做的话筒站在沟旁向我们喊话鼓励:“***教导我们说,一不怕苦!二不怕死!下定决心,不怕牺牲,排除万难,去争取胜利!要革命就会有牺牲,死人的事是经常发生的!让我们踏着他们的足迹前进把!加油!加油!我们要向他们勇敢的精神学习!致敬!

 

围观的越来越多,来看热闹的人群里,还有人被感动得也下来抓泥。这下害惨了我们兄弟几个,本来要回去了,在围观、呼口号的盛情之下不得不又咬牙坚持了两个多小时,直到我瘫坐在烂泥里表演才算结束。我至今双腿遇凉就抽筋的毛病就是那个时候留下的病根,一到抽筋的时候我就诅咒那几个带头前来鼓劲的女同胞!据说她们后来家庭过的都不顺心——活该!

 

惨烈的七天支线大会战至今让人心有余悸。距离连队驻地20多公里有一条公路支线,每天步行上工路途太远,连长决定组织大会战。会战前全连放假一天休整,食堂改善伙食——吃馒头。第二天全连每人只带一块塑料布和工具,奔赴会战前线。天渐渐冷了,老天又偏偏和我们作对,雨加雪连绵不断。白天在雨雪中干活,虽然浑身泥水还算好过,到了夜晚,找点干燥的木材非常困难,勉强用湿木材燃起篝火也是带死不活的。几堆篝火在工地旁闪烁着,按男女分开脱下白天淋湿的衣服烘烤,烘干了穿上再披上塑料布,在篝火旁相依取暖。那个时候才真正体会了“火烤胸前暖,风吹背后寒”的意境,时不时的要转身烤火,才能在身体上搞好体温平衡。雨雪霏霏、冷风习习,浑身震颤中盼晴天,盼天亮、盼早日完工回到帐篷里住。夜不能眠,冻得浑身发抖的人早上在冰水中洗脸刷牙对意志又是一个严峻的考验,手扎在冰水中和撩在脸上有如刀子割肉,冰水含在嘴里让人牙齿酸痛难忍,刷完牙后口腔是麻木的。七天的大会战下来,男孩子还好一点,多年后听说有很多女孩子在那次会战中得了严重的妇女病一直没有好利索。

 

敌情很严重要经常紧急拉练队伍。森林里时不时出现像信号弹一样的东西,就像过年燃放钻天猴似的一道光线冲天而起,按照大致方位去找从来也没有发现任何痕迹,多少年后也没有人能说清楚那是什么东西,从现代角度理解那也许是极光也说不定。但那时指导员要我们必须提高警惕,防止敌特破坏,也不知道原始森林里有什么东西值得破坏,反正要加强训练,随时迎战。劳累一天大家疲惫不堪,连队没有发电设备,一个昏暗马提灯谁也借不上光,天黑下来闲扯一会也就睡觉了。但为了加强战备提高警惕,连长和指导员一高兴就来一个夜间紧急拉练。半夜里哨子一响,五分钟内要打好背包,到外面紧急结合,然后在森林里跑一大圈。为了锻炼意志,有几次是下着小雨的时候紧急拉练,被雨浇的活脱脱就是落汤鸡的模样,行李越背越沉重,朦朦噔噔的回来再接着睡觉。据说连长觉得大家累了一天不太赞同经常紧急拉练,但指导员阶级斗争的弦绷的很紧,经常紧急拉练是必须的!

 

顶级的伙食让人终生难忘。每月54斤的定量还基本够吃,但其中只有10斤定量是细粮,其余是高粱米。没有一片新鲜蔬菜,每人每月三两豆油据说连长和指导员大多送给机关领导和干部“打进步”去了,我们几乎吃不到,食堂没有肉,我们只能在小卖店的罐头里见得到但买不起。主要蔬菜就是整箱的军用脱水菜,拆开撒到大锅里,夏天倒进水,冬天铁锹铲些冰块进去,再加上盐烧开就是汤菜了。吃一口高粱米饭,喝一口没有一点油星的,又苦又咸又涩的脱水菜汤是家常便菜,偶尔周末蒸点馒头,号称半斤一个其实最多三两而已,吃饱一顿至少要四个,不到万不得已是不能轻易动细粮的,细粮要留着招待朋友。

 

有一次山下送来了两坛腐乳,连长和指导员不许食堂公开卖,连部领导独自吃,被发现后,引起全连抗议声讨,围攻食堂,在群情激奋的形势下,连长批准每人可买一块。

 

第二年的秋天,在工地上听说山下送来几篓西红柿,让全连人心振奋,谁也没有心思干活,只盼收工回去吃到无与伦比的美味。还好,每人可买两个,大小搭配。我记得那两个西红柿我当时没有立即吃,尽管馋的要命。我把它放在床头行李下,晚上偷偷闻一闻,多闻几天再吃,吃了就闻不到了,坚持三天后,才庄重的吃下它!那时有一个奢侈的理想,等回到内地承德的时候,一定要到西红柿地头,买上若干新鲜的直到吃够为止!

 

洋葱头至今也不愿意再吃。那也是第二年的冬季,山下送来足足两爬犁的洋葱头,蔬菜?还是味道不错的好蔬菜!能久放不腐,但不能冻着吃。为了不让新鲜的蔬菜着冻,连部决定突击吃,一天三顿全是炒洋葱头。第一天三顿下来感觉真好,久违了,蔬菜!第二天三顿下来还行,味道还是不错,第三天三顿下来,感觉一般了,第四天三顿下来,有点腻了,再接着吃下去,就厌烦了,那股洋葱头味道让人生厌,再接下来,大家拉屎放屁撒尿都带着洋葱头味,厕所不用说了,连帐篷里都弥漫着挥之不去的味道。洋葱头事件留下的后遗症很严重,时至今日,我家从来不吃这个东西,在外面饭局上见到这个东西就难受,若在夏季晚上在街头碰到烧烤摊散发出烤洋葱头味,我唯恐避之不及。

 

“三九”严寒何所惧!?

 

大兴安岭“十一”前后必有一场大雪,进入10月份气温就急剧下降,随后便是漫长的冬季。落叶松落了叶子后变得很凄凉,只有少量的樟子松给视觉留下一点生机,远看大森林是灰蒙蒙一片,进去后才感觉到那是真正的林海雪原。林子里一般没有风,空气仿佛凝固死一般沉静,偶尔传来清脆的树木冻裂炸声和一两声凄惨的乌鸦叫声,让人心惊肉跳。 高寒禁区的冬季令人生畏。当看到户外白蒙蒙一片的时候,不用问就知道温度大致是零下40度左右了,那是大气中水分全部结晶的结果,这样的天气是经常的。

回到承德后经常有人问我,据说在那边冬季特冷,撒尿出来就是冰棍,要用棍子敲断才行吗?哈哈,那是太夸张了。

我所知道的真相是,撒尿可以不避人。如果你在户外撒尿的时候,尿水落在地上噼啪作响,那是零上三十多度的液体和零下四、五十度的冰雪地面相遇后引发地面炸裂的声音,随后从地上升腾起白茫茫的蒸汽会把你包围住,别人是看不清楚真相的,但要没尿出之前是不保险的!

如果没有戴帽子去其它帐篷或后来的到个房间走动串门,即使距离很短也经常会有耳朵或鼻子被蚊子叮了一口感觉,会轻轻的刺痒一下,那就是冻伤了,接下来几天的肿胀疼痛要有思想准备了。

在室外解大便要快速解决,尤其是男人,由于恋战让小弟弟脱皮水肿一点也不稀奇。

我的一个上海朋友,没戴手套从外面抓一根车轴回到帐篷,双手竟不能张开,用水浇下来后,两个手掌严重冻伤,拔掉几层皮,半年后才治好,差点残废。

一个上海女知青,坐在解放翻斗车金属斗子里,没有发现屁股下面有一片柴油,下面大面积冻伤腐烂,得了一个外号叫“烂屁股”(恕我不敬啊)。

一个傻冒汽车助手,手拿抹布伸进油箱里沾汽油,仅是瞬间五个手指全部变成白色,残了。

我的门牙有一条炸缝,那是在室内喝完茶水后到户外猛吸一口气造成的,当时只感觉嘴里有一下清脆的嚼冰糖声音。

为了御寒,帐篷里大油桶改造的炉子昼夜不停的燃烧,笔直粗大的松木有的是,新鲜的木材好锯好劈,但燃烧不旺盛。要想暖和一些,就要到远一点的地方找已经死亡但还站着的松树——“站杆”,但运“站杆”很费力,数量也不多,大多时候使用的还是新鲜松木。大铁炉子烟火不断,但帐篷里一米以下仍然是寒气逼人,为了取暖,到冬季后大家都把床铺升高,为的是获得热气。

床铺下面是各人的冰库,用麻袋把冰块从河里背回来,放在冰库里备用,如果自己的冰块用没了,可以暂时借用别人的,记着有时间多背些回来还给人家就是了。

晚间临睡前,把脸盆装满冰块后,放在高处利用温度加热,早上就变成一盆水。这盆水从早上刷牙洗脸,到白天饮用,晚上洗脚要计划使用。

如果住的是新帐篷温度就高一点,因为新帐篷下面还没有烂掉,有足够的长度可以在下面培上雪,再浇上水冻上,不太透风。搬几次家的老旧帐篷就不同了,越用越短,帐篷也越搭越矮,下面培雪的长度不够,住这样的帐篷就遭罪了。

1971年冬季,我们住的是一个旧帐篷,下面培不上雪,里外透风,白天任务忙没有时间找“站杆”,鲜木材炉火不旺,冻得大家蜷在被子里当“团长”。实在熬不下去了,有人提议派一个人出去取点炸药试试烧不烧,有谁愿意出去?最后通过手心手背的办法竞争,抓到一个倒霉鬼到附近炸药库扛回一箱炸药。成管的炸药投放在炉子里,炸药遇火变成液体冒出蓝蓝的火焰,炉膛里呼呼作响,铁皮烟囱都红了一大节,温度立刻提高。以后每逢冻得难忍的时候,大家就用这个办法取暖,可惜好景不长,被别人检举差一点被当做浪费公物的“现行犯”揪出来,以后再也不敢了。

没有炸药烧温度上不来怎么办?我们采取两个人一个被窝,下面两个褥子上面两个被子,相互颠倒为对方脚丫子取暖,头上一定要盖上皮大衣,不然耳朵和鼻子会冻伤。由于呼吸的哈气凝结,早上起床,盖在头上的大衣经常会变成坦克罩一样的硬壳,被子上覆盖着一层霜雪。半夜里没有人有勇气出去解手,最便捷的办法是临睡前找一个罐头瓶放在床边,以备不时之需。

 

与严寒斗争印象最深的是一次“建点”的经历。所谓建点,是一个路段任务完成后,全连队向森林更深处搬迁,搬迁前要组织少数有经验的人赶到未来的驻地,搭好帐篷架子,盘好灶台等前期工作,为大队人马搬迁先建好“点”。新“点”是没有路的,一般情况下是利用呼玛河冬季结冰变成了冰道后前进。

 

1971年冬季,连队要从7公里处向37公里搬迁,选了10人组成建点队伍,我有幸成为其中一员。用一辆解放牌汽车装了帐篷、炉子、烟囱、铁锅和工具,空隙总再搭载用皮大衣、大头鞋包裹的严严实实的我们十个人,这辆车的司机是一个刚从部队复员分配来的司机,对高寒地区冬季驾驶缺乏经验,这就让我们吃了大苦头。

 

汽车沿宽敞明亮的冰道前进,在转弯处司机轻点了一下刹车,我们乘坐的汽车竟像陀螺一样在冰面上旋转起来,我们在车上不明白发生了什么,只感觉天旋地转,河道两边的树木在眼前急速横扫,好在河道很宽,没有撞上河道旁的树木,汽车最后慢慢的停了下来。

 

心惊肉跳之后汽车继续前进。原本为了避风朝后面坐着的我们因为不放心开车的这个家伙,改为朝前方迎风站立了。汽车又行驶了一会后,我们已经观察到前面冰面有裂缝,冰面有些塌陷并渗出了河水,我们的车辆竟没有拐弯径直的冲向那里,毫无意外的事情发生了,汽车掉进了水里,河水漫过汽车大箱板,浸湿了我们的双腿。这也怪不得开车的那个家伙,这次在冰道上他不敢再刹车或急转弯了。

 

我们从水中爬出后,立即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首先不能前进了,这次建点已经失败了。如果回去,被河水浸湿的棉裤很沉重,一会就会结冰,还能不能走回去?商量的结果是无论如何也要走回去,留在原地就意味着死亡,往回走也许还能保命。

 

此时已经是中午,离开原驻地大约有20多公里,我们立即沿冰道往回返。开始时仅是浸水后沉重的棉裤拖累着我们,这要消耗大量的体力。但时间一长,棉裤开始结冰,感觉棉裤腿在慢慢的收缩,像铁壳一样挤压着双腿,只有不断运动的膝盖处还能活动,但里面掺杂着冰晶走起来嘎嘎作响。

 

能吃的食品都掉在了河水里,没有食品补充能量,几个小时后,大家的体力都差不多消耗殆尽了,但大家都明白这个时候谁都不能休息,休息就意味着放弃生命。体力好一点的在前面,稍差的落在了后面,队伍开始分散,这也是不得已的事情,至少有早些赶回去的人可以报信,连队会来人救援。

 

大兴安岭的冬季白天特别短,才到下午三点左右天色就暗了下来,我和上海知青王仪忠落在了最后面,仪忠是上海知青里和我岁数最紧接的,仅比我大一岁,平时我们很要好。仪忠心理状态似乎没有我这个北方人好,随着天色灰暗,仪忠很恐惧,连声说再也见不到“亚娘”(上海话---爷娘)了,这回一定是“惜特勒”(死了),我鼓励他说:“现在离连队应该还有十来公里,前面的人或许快到连队了,我们即使现在走不动冻僵了,来人把我们救回去至多是冻掉胳膊和腿,人应该不会死的,不要怕!”

 

口渴了还好说,抓一把雪填进嘴里就可以,最难受的是大量消耗体力后饥肠辘辘,我们靠求生的欲望艰难的前进着。午夜时分,我们几乎在用尽了生命的最后一点能量的时候,走到了距离连队还有两公里的地方,终于发现前面有救援的人来了。我还基本能走,仪忠已经完全瘫软了,来人轮番背着仪忠,搀扶着我回到了连队帐篷里,像处理前面回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