往事回眸(15)——火红的木棉花

         火红的木棉花

 

在屏边流向河口的南溪河岸边,生长着一棵棵高大挺拔的木棉树。每到34月份,它那有枝无叶的树冠上,绽开着一簇簇红花,像火一样,展示着一种秉性,燃烧着一蓬美丽。大山深处,万绿丛中,它是那么耀眼,那么神奇,那么卓尔不群,不由得使人顿生敬意。

                                   一

 

木棉树是生长在亚热带地区的落叶大乔木。因其果实成熟后会自动裂开,露出棉絮状的纤维和种子,故称为木棉树。木棉花朵有五片,总是几朵相依相偎挤在同一枝头。它花开叶落,只留下向天的枝干和攀附与树的红花(也有橙黄色的),打破了久有的“绿叶扶红花”的常理,所以,其又被称为“攀枝花”。木棉花开艳丽,清高雅致,长在枝杈四射的树头,传达给人们一种奋发向上的精神和阳刚伟岸的气度。夏季,花儿落后,绿叶重生,它又以满树的蓬勃,孕育、期待着来年的红艳。在植物群里,木棉叶与花以“叶飘落花开,花凋零叶生”的自我牺牲精神,为对方造就出灿烂与生机。正因为如此,人们把“珍惜身边的人”、“珍惜幸福”的花语作为对木棉的赞誉


                               二

 

19793月,中越边境自卫还击取得胜利后,在木棉花开的季节,我和几位战友一道,第一次走进了住在屏边县城的周学秋大姐的家中。

周学秋是天津市人,作为支边青年(与知青下乡不同,拿工资),当年18岁的她与许多风华正茂的津门学子们一道,在19662月告别亲人,到了红河州属屏边县这块热带、亚热带气候条件的“广阔天地”,一晃就是14年。

在还击战准备阶段,我部驻地“零K”供销社有两位天津“知青”。在前线见到老乡,很快就认识了在屏边工作的其他天津人。还击战作战令下达前,我第一次见到了周学秋。

与其他天津人相比,周学秋语言不多,一口地道的天津话和文静的性格,流露着温文尔雅。因为她长我4岁,她的亲切、热情让我很自然地称她为“大姐”,她也很高兴地接受了我这个“兵弟弟”。就此一见,我们姐弟之情在战前、战后的时日里,得到了不断地延续与升华。

                                        三

 

处于战争阶段,前线的每位军人的行动、安危,都牵扯着许多亲人的心。我和许多战友一样,是怀着以身许国的激情走向前线的。我的身后,既有亲人的牵情,还有认识不久的周大姐的关注。

记得我们整装待发前一个晚上,大姐把三个孩子放在家里,从县城赶来为我和战友们送行。因为我们是待命,行动时间难定,大姐是乘着夜色含着热泪与我告别的。

当我们完成所担负的任务从越南返回屏边“零K”后,周大姐和几位天津老乡在第一时间为我们几位河北兵摆酒庆贺。作为军人,在火与血的战争中,为国流血甚至献出生命是义无反顾的;当闯过硝烟和战火胜利回师时,那种庆幸与激动也是溢于言表的。在那天的聚会中,当大姐举杯向我们祝贺时,她高兴得“哽咽”了,我们几位年轻的军人“弟弟”眼里也闪动着泪花。

战争,把我与素未平生的周大姐从相识引向了相知。

周大姐是我在云南部队中所结识的唯一一位在地方工作的女性。

 

           四

 

我第一次走进大姐家是借照相机的。当时,大姐的爱人在县照相馆上班,大姐在县供销社工作。大女儿上小学,长子56岁,小儿子刚步履蹒跚。婆婆60多岁,是一位慈祥的老人。全家俩人工作,供养六口人生活,日子并不宽裕。

在还击战后的休整日子里,我用从大姐家借来的相机,给许多战友拍下了一张张可资纪念的照片。当然,胶卷和冲洗都由大姐爱人免费服务。

19794月,上级要求前线部队机要人员相对集中,我便从“零K”到了驻屏边县城的部队机关。

当时,各参战部队回撤后均分散在屏边周边,部队租住地方机关和民房,非常紧缺。因为是临时驻防,所有机构及其运转包括吃、住、医等都处在应付状态。随着边境地区形势趋于安定,主要作战部队陆续返回原建制,留驻部队保有量大为减少,我们机要科由此入住县公安局办公楼。这里,与周大姐家只一路之隔。

虽然大部队走了,可留守的部队仍有6个团级单位,军人远远超过屏边这个小县城的居民。

其时,从昆明到河口前线只有一条普通沙石路,运输线长且拥挤。加之屏边属于热带多雨地区,不适宜种植蔬菜。在这种情况下,部队供给保障就成为较大的问题。较长一段时间里,我们的生活比较艰苦。“早上土豆丝,中午土豆块,晚上土豆片”有时也被“南瓜汤、南瓜块、南瓜片”所替代(因为这些菜蔬好运、好保管),偶尔吃肉,也是冷冻的猪肉或者是羊肉。几乎每天单调的籼米饭加土豆或南瓜菜,使我们的“吃”成为很大的问题。

    我身体本来瘦小,在这种生活条件下体质就更显单薄。大姐为此格外分心。不知多少次,她依照北方人生活习性和我的喜好做出可口的饭菜,把我找到家里去调节伙食。虽然她家经济并不宽裕,却精心为我改善生活。包饺子,擀面条,几乎每周都都少不了。大姐知道我爱吃烙饼,每次包好饺子后都不忘为我烙上一张。吃面条时总要给我卧个荷包蛋。1979年除夕,我是在河口南溪岸边过的,那时大姐就很惦念。1980年春节前我从家乡刚度完婚假,春节期间大姐知道我想家,特地以北方风俗备了年夜饭,晚上10点多了,让女儿、儿子请我回家过年。在远离亲人的边疆,有大姐一家人的呵护,我的心里增添了深深感激和屡屡温馨。大姐一家对我长时间的关照,使我到了她家就像回到家里一样自如。

 

            五

 

姐弟情深。周大姐对我就像亲弟弟一样。

当时部队工作、生活条件不好,大姐对我操心也多。什么时候该换衣服、什么时间该洗澡,大姐都督促我。她虽然上班忙、家务事多,但也不忘关照我。19797月我到蒙自某医院休养时得了胃肠神经官能症,吃饭睡眠不好。回到屏边后,大姐看到我健康受损很是着急。她除了在饮食上照料我之外,连续领我去县医院、找医生,看我扎针灸、做治疗,非常辛苦。我在心存焦虑甚至痛苦的时日里,深切感到周大姐的一片爱心与情怀,大姐给我的慰藉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我的病痛压力和苦闷,也减少了我缠绕在心的愁绪。我从内心感到:大姐真好!

孤僻和忧虑是官能症的突出特点。为了让我心里宽敞些,大姐经常利用休息时间陪我散步。从县城去大围山林区(现为国家级风景区),要经过一座水库,那里风景挺美。大姐和其他天津老乡都陪我到哪里游玩过。

改革开放的大幕刚刚开启时,通俗歌曲也流行开来。1980年春天里,大姐家在边境地区买了一台“砖头”式录放机,漂亮的外形,放出优美的旋律,很招人喜欢。为了让我开心,大姐把这台录放机交给了我。从那时起,我知道了邓丽君,经常陶醉在她那情切切、意绵绵的甜美歌声中。

19804月前后,部队领导同意我转业地方。能早日回承德与家人团聚,是我的愿望。当我把这个消息告诉大姐时,她从内心为我高兴。记得在一个雨天的下午,大姐到机要科找我。我随她到了屏边照相馆。她爱人汤哥告诉我,你要离开部队了,我们今天专门给你照几张照片,一为纪念,二为你用。在大姐悉心指导下,汤哥花了一个多小时给我照了4张。那时我身体消瘦,一副病态。经大姐、汤哥在姿态、表情、灯光等方面的“处理”,照出的照片较为理想。其中一张免冠寸照,我用在了我的转业证上,那是我身着军装很精神的一张肖像,至今我也非常喜欢这张照片。每当我看到这张照片,就会自然联想起大姐、汤哥当时热心“调理”我时的场面,因为这里面涵着大姐和家人的一片热心。

 

           六

 

我在屏边生活近三年时间,结识周姐是我在部队最后几年里最为可贵的事情,更是我在慢慢生活之路上最值得珍视的事情。几年里,大姐的关爱,大姐家人的照料,使我的生活和精神增添了几多风景,也为我部队生活增添了新的光彩。

因为机要干部离开部队要脱离岗位一年后才能办理,到19817月我的转业命令才正式下达。当攀枝花果实成熟的时候,我从白河带回30个“棉桃”,大姐用晒开的“木棉”给我做了三个枕头。时至今日,大姐做的枕头依然枕在我的头下。在我心里,这是一种纪念,更是一种情感寄托。

在即将离开部队、离开大姐的日子里,大姐和家人对我关心有加。她多次对我说:我最看重你,你一定要好好干。我会在遥远的地方想念你的。

我离开部队后,在一段时间里与大姐去了联系。对我来说,对她的思念一直没断而且想念日深。直到1996年春节过后上班,通过我秦皇岛的战友在屏边的朋友,终于与大姐恢复了联系。当我手握电话,听到隔绝了10年后的大姐那甜甜的声音时,我已激动的泣不成声。大姐告诉我,我离开屏边后,她调动了几个单位,现在县纪委任副书记,工作繁忙,连夜间在婆婆住院陪床时还要处理公务。她感到最踏实的,就是孝敬婆婆,直到把老人送走。我真的对大姐的操劳、孝道、慈爱而由衷的敬慕。

 

            七

 

因为敬重,所以美丽。

在我心里,大姐是最值得我敬重的,大姐真的很美。多少年来,她把青春乃至今生都奉献给了云南边疆。在艰苦的境地里,在事业的进程中,在家人、朋友的眼睛里,她是那么坚韧、朴实、温和,心里总是充满着一种爱;她总以娴静、善意的态度和满腔的热情对待工作和他人,自己没有所求、所取;她总把利益送给大家,无形中把信任留给了自己。在我心中,大姐就像春天里盛开的木棉花,不需要叶的陪衬和点缀,任凭骄阳和风雨,直将美丽发挥到极致,绽放着生命的全部。

啊!大姐,我祝福你!

      啊!木棉花,我赞美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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