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三十年     胡锦涛总书记在纪念改革开放30周年的大会上提出:不动摇、不懈怠、不折腾,表达了国人推进改革开放不可逆转的巨大决心。我回顾了参与和见证改革开放30年的记者经历,回顾自己从一个精神盲目的红卫兵,转变为一个改革开放的拥护者的思想轨迹,深感只有坚持改革开放,才能完成复兴中华伟业的历史使命。     2008年的岁尾年头,我突然想起来一件事来,应该清理、检阅一下50年来写下的文字。十多天后,整理出的手稿装了12个盛过服装的大袋子,发表的各类作品剪报,涉及新闻、诗歌、小说、散文、剧本,还有来信、请柬、门票、字画等,装满了六七个书柜。加上2000年以后存在电脑里的文字,大约有600万字。整理完毕,我对着梳理完毕的书房思考着:从上世纪一九六六年代开始,在报刊上发表第一篇豆腐块稿子到现在,我写下的东西价值如何?在缭绕的烟雾里,我从我的笔下,看到了从冬天到春天的嬗变,看到了一个时代的变迁,看到了人的自由和成长……     昨天的新闻就是今天的历史,作为记者我是改革的参与者与见证者。我的笔下再现了在这个风云激荡的三十年里,已经发生在社会底层许多台前幕后的故事。我和我的同时代人,共同度过了一如狄更那句流传甚广的名言所描绘的人生年代和季节:“这是最好的时代,这是最坏的时代”,“这是希望之春,这是失望之冬”。近半个世纪以来,“老三届”经历了十年文革浩劫,参与了30年改革开放的黄金时代。我以一个记者的身份活动在无处不在的社会生活里,从播种乡间田野的农夫,写到繁华里的城市小资,从草根阶层的民工摊贩,写到村长镇长厂长县长市长省长,从小学园丁大学教授写到大本硕士博士,从军营里的战士枪王写到声名显赫的将军,从败走麦城的个体户写到著名的企业家……在这些人的身上,无不折射出时代脉动的律动——是他们汇聚而成波澜壮阔的改革开放30年!     我们这代人是从冬天走进春天里的族群。记得我在1965年的夏天,考到承德高级农业学校畜牧兽医专业。从北京转车到达承德车站,是乘一辆大马车到了大佛寺前的校园里。那时的承德是破破烂烂的,“一条马路一座楼,一个警察一个猴”的民谣,概括了承德的落后破败。2000年我从报社的家属楼搬迁到距离母校不远的万树园小区,破旧的北兴隆街,面貌已经大变。路径门口的公交车有好几路。我在去年重阳节发表的《文津阁纪胜》里慨叹:“承德旧貌,狭路独街,寂寞孤楼,乡邑封闭,处处贫寒。”30年后的承德,“九五入册,与世界名城比肩,浴火山庄八庙重现妙曼。文津之阁,《四库全书》,世界为之惊叹:东方文化金字之塔,国之文化万里长城巍峨蜿蜒。文津阁里史书虽去,文脉尚存不绝连绵。一书风云,《康熙皇帝》;一篇杰作,《热河冷艳》;一论珍贵,《大避暑山庄文化雏说》,创建八字箴言。贤士辈出,诗书影画,文坛兴盛,续写文津新篇。玉塞腾飞,玄烨立马南营新城,双河送爽嘉荫欢颜,稻菽吐金白银入库,层楼高拔夜色斑斓。”承德,的确换了人间,春色满园,满园春色关不住啊……     冬天里的故事大都发生在“最坏的年代”——那是反思中国将向何处去的年月。我在学校里度过了狂热的文革年代,在当时的《承德群众报》发表了一篇300字的稿子,得了5毛钱的稿费。空洞的革命进入高潮时,我受命进入《承德红卫兵报》,盲目地鼓吹阶级斗争理论。到1968年,我跟随第一批插队坝上的“知青”前去采访,回到承德发表了配有图片的长篇通讯。就是那次采访,我一眼看中了绿色的大滩草原,我自愿插队到距大滩镇南边20里地的骆驼沟大队三地村。我带着已经通读一遍的马克思主义的经典论著《资本论》和《共产党宣言》,《***选集》,禁书《静静的顿河》《被开垦的处女地》等整整一箱子名著,冒着漫天风雪到那里去安家落户了。插队一年多,我给公社、大队写了许多的革命大批判材料。1970年冬季,我被调进丰宁县委宣传部当挣工分的新闻干事。我走遍了全县的306个大队,看到了农村的普遍的贫困状态。而在那个集体失语的极左年代,我笔下的新闻稿,依然在唱革命的高调;美丽的坝上,可爱的丰宁依然贫困。十几年后,改革开放的春风浩荡在草原上,1995年夏天,我的老领导,原丰宁交通局长丛培植,引资150万元,在大滩草原开办了第一个度假村,我和国际台的记者景联华从这里发出了第一篇报道,祝贺草原百花齐放的季节。此后,“京北第一草原”度假区,成为一块名闻海内外的旅游金字招牌。眼下这里的投资规模已经达到数亿元,草原上升起了不落的太阳……     1973年冬季,我参加了县委组织的批林批孔工作组,在凤山镇东关村搞“批判资本主义商品经济”试点经验,砍掉了一切集体的所有工副业,连卖秧棵也作为“资本主义的苗”进行严厉批判取缔。读过《资本论》和《共产党宣言》的我,对自己的所做有些怀疑,但是不敢对抗。在县委组织的全县经验交流会上,大力推销“革命就是解放生产力”的论调;可怜这个原可获得温饱的菜田队一贫如洗。30多年后我从时光隧道里发现了这份厚厚的“经验总结”,小心翼翼地作为一个极左年代的记载保留了下来;那里的每一页似乎都沾满了农民的血泪。这期间我开始反思“革命”的目的——社会主义不可以过好日子吗?改革的启蒙始于1974年,邓小平复出提出“三项指示为纲”,国民经济开始复苏,一年后邓公再次被打倒。记得在参加地委召开的一个批邓大会上,一位后来被称为教授的人物,把邓公批得鲜血淋漓,后来我就没有再写过一篇批邓公的文章。我的入党请求被屡次搁浅,我得到的评语是“只专不红”。两年后“四人帮”倒台,邓公再次复出,解冻的中国迎来了复苏的曙光。     1977年10月,在全国科学大会召开前夕,我先后在《承德日报》、《河北日报》、《光明日报》发表了长篇报告文学《智慧之光》、《木秀于林》,散文《护林屋》等,着力讴歌“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的主题,呼应邓公关于“知识分子是工人阶级一部分”的论断。两位主人公孙丰华、杨玉柱脱颖而出,出席了当年召开的全国科学大会。如今,孙丰华成为京城大款,杨玉柱已经光荣退休。1984年的11月,我和《冶金报》记者郭巨忠合作的长篇通讯《山的儿子》,同时在《承德日报》和《冶金报》发表,弘扬了514地质队地主家庭出身的工程师孙时杰为找矿产而奉献的敬业精神,不少读者为他的献身精神泪洒襟怀。文章发表不久,中共承德市委追认他为共产党员。这篇作品为《承德日报》捧回了第一篇省部级新闻奖一等奖和特别奖。而今,孙时杰参与发现的丰宁新源钼矿已经开发数年,建成为该县支柱产业之一的钼矿工业园区,投资人每天有100万元的收益。30年以来,还有读者记得这几篇作品,可见改革开放深得人心。邓公设计的改革开放蓝图得到了举国的支持,那位教授又在一次报告会上歌颂邓公的伟绩,我为这样的“墙头草”而惋惜,立即退出了会场。     1978年召开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开启了改革开放的伟大时代。改革的大幕首先从农村开始。此前一年的冬季,我随从承德行署副专员杨柏年去围场采访慰问贫下中农的活动。在姜家湾公社的一个大队,我看到孩子们赤脚在村街里跑着玩耍,就问他们说怎么不穿鞋呀?孩子笑嘻嘻地说没鞋穿呀。进入一家姜姓农户慰问,炕上没有炕席,只有一床破旧的被褥,缸里只有几斤粮食,两个闺女出门子要换穿裤子。杨专员给了正在闹感冒而卧炕的老大爷20片止痛片,老人家就倒地磕头。县里的领导汇报说,全县农村人均年收入只有50元左右,集体经济已经名存实亡。这个令人心碎景况,至今仍存在我发黄的采访记录和己经发表的文章里。那是一个集体失语,精神和物资双贫困的严冬季节。其时,中央的高层正在酝酿对农村的改革,但是极左思潮的惯性影响,万里在安徽的决策受到了舆论的围攻。     1982年党中央发出里程碑式的“一号文件”,规定在贫困地区可以试行“包产到户”。时任围场县委书记的刘允复,在全地区率先冲破重重阻力,推行联产承包责任制,首先得到了时任某公社书记的陈志新(后任县委书记、市外办主任)等基层领导的积极响应,秋后全县获得空前粮食大丰收。金色的秋收季节,我陪同副总编张书田去围场开展了连续两年的采访。刘允复书记生动地描绘了基层干部关于“包产到户姓资姓社”的激烈争论的情景。我们还去银镇公社采访了种粮大户王生致富的事迹,当时县委还拿不准他的大胆的先锋之举——该不该雇工承包经营上百亩的土地?我持倾向支持王生的观点,与个别领导人发生了激烈地争论,只好先发了内参稿,至今我还保留着这份历史记录。次年县委政府给王生披红戴花,奖励了一台飞鸽牌自行车,公开报导后,他成为承德地区名头很响的种粮大户,想知道他现在还生活得好不好?那次采访满载而归,激情难奈,陆续发表了《大有希望的转折》等6篇重型长篇通讯,激起了巨大反响和强烈的“地震”。参加地委党校学习的部分学员,批评“周舟在鼓吹复辟资本主义”,也给某些极左官员留下了“周舟右倾”的印象。现在回想起来,我以投身改革的一线而自豪,借此机会向多年未见面的刘允复书记致敬!之后,我俩又挥戈南下,报道了革命老区兴隆县的经验。到1985年,全区落实了承包到户的改革举措,老百姓终于获得到了温饱。30年过去,承德农村已经向农业产业化方向迈进,这是多么鼓舞人心的历史性巨变啊!     我对城市改革的记录,放在了人的“自由和解放”这个重点之上。对所描写的许多改革中涌现出的标志性典型人物的成长,构成了新时期改革者们前进的足音、鼓点和绝唱。     承德的乡镇企业发轫于市郊大石庙村的杨志刚,他依靠一个铁工厂起家,兴办了第二锅炉厂,成为第一个农民企业家。他的改革行动,首先得到了时任承德市委副书记郭振忠,和一位省委副书记的肯定。1983年我采访杨志刚,在《承德日报》连载了长篇报告文学《漩涡》。杨志刚进身政界当各种代表和委员,在曲折中奋斗30多年,始终头戴集体企业的“红帽子”不摘。2006年,已届古稀的杨志刚的企业被村里切割,以200万元的价格清算谢幕。城市的改革开放,也从承包制开始。那时对市场经济的决策尚在“摸着石头过河”,到确立社会主义的市场经济合法性,走过了十几年的时间。从1986年夏天到次年的冬季,我连续采访总结了乡镇干部王增力等三人承包承德县玛钢厂的经验,在《承德市报》发表了姊妹篇通讯《夺标的共产党人》,引起反响,推动了城镇工业经济的改革。20年间,王增力显示了操作经济和从政的才华,2008初晋身省部级领导。开放意味着和资本主义国家的资本家打交道,观念的转变极其重要。这期间,我描写了老国企矿机厂厂长章兴泉引进美国技术,生产悬挂输送机的长篇通讯,标志着古老的承德终于迈出了国门。现在的输送机集团进行了重组改制,据说有了新的发展。针对企业管理而引发各界重视的记录,是发表的长篇报告文学《豪门首领陈世增》。被唐山人美称为“老爷子”的陈世增,是一位传奇式的企业家,其产品豪门啤酒风靡数年,并进白宫到到了克林顿总统的接见。其后,时任承德市委书记的柳宝全,聘请老爷子担当了市里的工业顾问。1999年至2008年,承德的工业经济进入快车道,财政收入由9.1亿元,增加到103亿元。我们的名闻世界的承德,由清王朝的美丽夏都,由贫困的文化古城,向着现代化的经济、旅游发达的城市发生着奇迹般的嬗变。     从枯燥单调乏味的冬天,进入暖意融融的春天;从一个“坏的时代”,进入一个好的时代——这前无古人的30年必将彪炳于中国的通史;作为一个记者,有从冬天走进春天的生涯,有这难于忘怀的30年参与其间,岂止是终身的幸运? 2009年1月8日 于万树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