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场飘飘洒洒的瑞雪刚刚落过, 2007年第二期的《十月》杂志,在元宵节的喜气中翩然而至。拜读了郭秋良发表的长篇散文新作《永远的避暑山庄》后,思绪如涛,有话要说,不说不快:《永远》堪称为郭先生系列同题之作的巅峰。其文笔之精妙,情感之纯真,境界之高远,智性之灵动,应该说站在了“四面云山”的顶点之上。这是一篇凝聚他生命和灵魂的杰作。

郭秋良从“自然”和“人文”的双角度切入避暑山庄,对自然的山庄和文化的山庄一步步、一层层地描写开来,令人感到十分的亲切。写出了300岁山庄“如纯情少女”之情状;深刻开掘至治国、修德的大避暑山庄文化之内蕴;再现了这座与俄罗斯彼得堡、英国皇金汉宫同年肇建的中国优秀皇家园林之历史风云,高屋建瓴地从中理出其伟大的文化意义,独特的价值,令人折服。更有意味的一笔,是匡正了余秋雨先生的同题散文《一个王朝的背影》,对避暑山庄文化内蕴的忽视和误读。

如果我们深入研究一下郭先生与避暑山庄的关系,可以清晰地看出,他不单是上世纪六十年代以来,开以文学形式宣传避暑山庄之风的第一人,亦是以多种文艺形式赞美、诠释、提炼大避暑山庄文化的最有成就者,更是“大避暑山庄文化”论说的奠基人。所以,20065月,在市委、市政府召开的庆祝《高山景行播春风》一书的首发仪式上,市党政领导人和北京、省市文艺界人士,对这位进入古稀之年的文化播火者表示了足够的敬意:公认他是承德文学艺术界的领军人物。

“避暑山庄是一部大书”,把一生精力放在读这部“大书”上的郭先生,感到不写它“真的是心绪不宁,寝食难安。”

郭秋良与避暑山庄有不解的缘分,与承德这片热土有不解的缘分。

他出生在华北平原的衡水湖畔,就读于北京的大学,成长、崛起于燕山怀抱之中的承德,名播于海内外。远在上世纪的1964年,当我有幸成为一个文学少年时,就在老家读到了人民日报副刊上署名“燕迅”的散文《燕儿峪的新鲜事》。内容抒写燕山新农村的变化,其清丽文采让人着迷至今难忘。后来面对先生才知道燕迅即郭秋良,心里充满了敬慕。前几天与郭秋良聊起大避暑山庄文化的话题时,知道他早在1964年的5月,就在《天津晚报》发表过散文《避暑山庄》,用散文形式把避暑山庄介绍到河北省外,首开关注、研究避暑山庄文化风气之先。

此后,他以避暑山庄为坐标,以历史眼光和现代意识为参照系,倾尽毕生心血深入研究着这部“大书”;逐页翻读品味,不断思索解读,进行了上下纵横的发掘,抓住这个大题材一路写来。因了郭秋良与避暑山庄的缘分,文坛上出现了“落霞与孤骛齐飞,秋水共长天一色”的煌煌景象。

说到郭秋良的文学地位,我为他感到骄傲。他是承德作家中唯一可与我国文学大师、巨匠并排在同种书内的作家。世纪之交时,中国出版界出版了多种“百年”选本。由国家级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中华百年游记精华》,收进文学作品的名家有李大钊、康有为、梁启超、胡适、郭沫若、茅盾、巴金、丁玲、老舍、朱自清、季羡林、林语堂等共115位,郭秋良和他的《山庄湖色》被排进此光荣行列,位在第81。上海科技教育出版社出版的《中国科普佳作百年选》,收进文学作品的名家国手有费孝通、郭沫若、巴金、叶圣陶、胡适、梁实秋、郁达夫、老舍等共 81位,郭秋良和他的《热河冷艳》,被排到此光荣行列的第20位。广州花城出版社出版的《百年中国性灵散文》收进文学作品的巨匠、大师有鲁迅、周作人、李大钊、叶圣陶、茅盾、沈从文、孙犁等共93位,郭秋良被排在此光荣行列的第46位。2005年,北京京华出版社出版《文化名家游记》,收进作品的“文化名家”郭沫若、老舍、朱自清、季羡林等共47位,郭秋良位在第31

 国内外的读者和游客,大都知道康熙皇帝肇建避暑山庄,但是对他的形象了解并不太多。1985年,郭秋良寄住在万树园的一间房子里,奋笔写出了名动文坛的长篇历史小说《康熙皇帝》。20多年过去,仍然可在多个网站搜索到这部作品的全部内容。当年,河北日报发表了崔道怡的评论《第一个康熙》,中国当代文学发展史上,记录下郭先生又是文革后以康熙为题材写长篇历史小说的第一人。《康》书由天津百花文艺出版社出版,畅销47万册,创承德文学作品之最,获我省最高奖——河北省文艺振兴奖(第二届),被列为第一名,记省级三等功。同年,又在花山文艺出版社出版了长篇历史小说《康熙皇帝演义》。那时,新华书店的书架上还没有河南作家二月河等人的“帝王系列”。

时值盛年的郭秋良文学创作热情如发生井喷,在人民日报、光明日报、《长城》杂志、散文月刊、散文选刊等报刊,发表大量描绘避暑山庄及木兰围场的美文,并因此获得多种奖项,被誉为“散文国手”。也就在这个时期,他把思索的目光转向了大避暑山庄文化。

1995年,他潜心著作的《大避暑山庄文化雏说》问世,发表于人民日报(海外版)、河北日报等报刊及台湾《飞龙》杂志,入选十多种北京出版的重型典籍,且多次获奖。

郭秋良在这篇作品里第一次提出了“大避暑山庄文化”论说。

为了求证“大避暑山庄文化”论的准确性、科学性及其价值,我特意参考学习了有代表性的相关言论和文章,得出的结论是:这篇理性思考的文章,是阐述避暑山庄人文历史方面的首创性标志性作品。

然而,我也有幸“欣赏”到一篇“奇文”。这就是承德某教授的《“大避暑山庄文化”说质疑》,此文曾经在“承德民族历史文化与建设文化大市学术论坛”上进行过交流。

论者一方面说“郭秋良同志提出了不少新观点、新概念”,一方面又以“内涵混乱,似是而非”予以否定。这位教授的论点也明确,明确不承认承德有一个地域文化的客观存在;主张建立戴逸教授提出的“避暑山庄学”。《质疑》一文的论证方法,明显是在使用学院派的教义,来解析“大避暑山庄文化”的概念及其内涵。

首先,他回避了“大避暑山庄文化”的文化精神之要义——开拓、进取;吸纳、开放,以及此种文化精髓的历史和现实意义。他的“质疑”的子弹偏离了论争的焦点靶标,也就失去了攻击的方向和意义。其次,他为了取消“大”——大避暑山庄文化圈的外延,在其引文中故意把郭先生原文中的“现今承德县……营子三区文化……”,改写为“八县三区”,略去“文化”二字。把“木兰围场……辽河源头文化……”改写为“……辽河源头”,也略去“文化”二字。却在他设计的基础上,费劲巴力地侈谈“自然”不等于“文化”等谁都明白的“理论”,不禁使人哑然失笑。这位教授的“质疑”显然不能自圆其说。按照他的逻辑,退而求其次,那么,“避暑山庄文化”的概念是否成立呢?按照他的文化教义逻辑,肯定是应该成立的,遗憾的是他没有自己的立论。我们不得不认为这位教授,面对我们的世界文化遗产——承德避暑山庄,一个“康熙的长城”(余秋雨语)——避暑山庄文化,奉行了虚无主义的学术态度。

我们再来欣赏一下关于余秋雨先生的避暑山庄文化观。

郭秋良在《永远》的散文里,指出了由于余秋雨的“太不自重”,在《一个王朝的背影》里,抛出了他的其自以为是的“背影说”,引导了对承德历史、承德文化的误读,引发了当时方兴未艾的承德旅游事业的下滑。

上世纪九十年代初,余先生来到承德,为中央电视台组织的一个研讨会讲课。住在山庄外部队招待所的余先生,“轻手轻脚的绕到这个消夏的别墅里,偷看了几眼” 避暑山庄。他认为“清史有成捆的资料”,只从地图(应为导游图)上看出山庄的造型像一个“圈椅”,想象康熙、乾隆就像坐在“椅子”里休息的两个“历史老人”,于是发表了红极一时的文化散文《一个王朝的背影》。

郭秋良当年阅后就此发问:避暑山庄明明是北京的“前沿”,怎么就成了清王朝的“背影”?他为此沉思了几年,在19958月发表了《大避暑山庄文化雏说》。这篇力作是其顺便对余先生的避暑山庄文化观进行的一次“不宣而战”。而这次,郭秋良在《永远的避暑山庄》里,对余秋雨的“背影”说进行了公开的否定,对其浮浅的文化误导进行了理所当然的匡正。

《一个王朝的背影》,洋洋万余言,主要宣泄了青少年时代的余秋雨就对清王朝存在的“怨恨”——他在小学听他的老师讲解历史课时,就愤怒得“眼含泪花”。所以,他写承德的避暑山庄的初衷,还要“偷看自己从小埋下的历史情绪和民族情绪,有多少可以留存,有多少可以校正”。于是,有幸和不幸的事情都发生了。

写在《背影》里的文字,有幸的看点是,校正了余秋雨自己对“康雍乾”的偏见,认为其武功文治可比汉唐,尤其钦佩康熙的雄才大略。在写到为什么要建立避暑山庄的动因时,余先生给出了回答:“北京的故宫把几个不同的朝代混杂在一起,谁的形象也看不真切”;而建立避暑山庄,就“躲开了中原王气,藏下了一个不羼杂的清代。”

余秋雨的不幸有二。其一,认识到了康熙肇建的避暑山庄,其伟大功能可比“秦代长城”,所以他拒绝维修长城。可是余先生又自相矛盾地认为,康熙是因为身心“疲惫”,要躺在避暑山庄这个“圈椅”里休息。那么,康熙、乾隆在避暑山庄这个第二个政治、文化中心里,所取得的武功文治业绩,如在围场的乌兰布通扫平准噶尔部的判乱,利用寺庙群怀柔远民,维护民族的团结和国家统一的作为,这又怎么解释呢?其二,余先生看到了“想不出国内还有哪个古典园林能望其项背”的避暑山庄,却没有写出避暑山庄内含的历史文化价值所在,这大概不是身为文化散文名家的故意疏忽所致吧?因为清末的衰败缘故,他把避暑山庄描绘为“已掺杂进某种凶兆”的园林,“是一个邪恶的象征”。这样的看点,对历史的分析有失全面和客观,抑或是他情绪化的“少年情结”又在发作,起到了迷惑他灵感和认知的作用?

避暑山庄是清王朝上升时期,给中国留下的宝贵的文化遗产之一,所以她成为了世界文化遗产。承德人对清王朝有着非常特殊的感情,因为承德是这个王朝的夏都,是它的第二个政治、文化和统战中心。康熙在其时逢44岁的盛年之际肇建避暑山庄,扩大和统一了中国的版图,功盖汉唐,25年后由乾隆接班。乾隆帝在位60年,他的一生都与避暑山庄密不可分。在十八世纪,他进行过10次大的征战,5次免收税赋,维护了中国的统一和民族团结,出现了康乾盛世的景象。这爷、孙两怎么就是单纯的躺在避暑山庄的圈椅里休息呢?进入十九世纪,清王朝的腐朽与崩溃,与它沿袭的专制政治制度下的经济落伍休戚相关。

避暑山庄不单是一个帝王后妃游玩栖息的天堂,不只是清王朝留下的一个“疲惫”和背负“凶兆”的“背影”,它主要是在清王朝上升、发展时期的雄心勃勃的见证;避暑山庄是这个王朝鼎盛时期的象征。诚然,封建政体与制度是它与生俱来的致命的瓶颈,是它的制度建设里的一个最致命的短板。在清王朝的末期,正逢世界大国纷纷崛起的浩荡潮流,任何拒绝潮流而不转身革命进行改制的王朝,它的被殖民、被奴役直至覆灭与被吞噬当然只是时间问题。这正是康乾之后的继承者们无法扭转的历史宿命。

去年的9月,我看了一篇文章,提到清朝是一个相对出色的封建王朝。这位学者以指标化的方法,从疆域、国祚、军事、皇帝、摄政、治世、变乱、纲纪、宫廷、效能、人口、民生、民族、文化、影响、结局等指标,对中国历史上出现的9个大一统帝国秦、汉、晋、隋、唐、宋、元、明、清进行排名比较,认为清朝是中国有史以来相对最好的一个封建王朝。尤其是康熙大帝,可称历史上最有作为的帝王,连余先生也不否认这个观点。我们认为,这位学者的一家之言,默契地支持了市委、市政府对避暑山庄和外八庙的保护性建设的政策,也支持了白克明书记关于建设大避暑山庄的指示,和郭秋良先生大避暑山庄文化的理论。古为今用,避暑山庄之丰富的文化内涵的精髓及其建筑艺术等等,是断然不可抛弃的。

我们再看看其他人士对郭先生论点的评价——

前承德市委副书记、人民日报副总编辑翟向东,于1995年当年的国庆节即致信郭秋良评论《雏说》:你“不为现成的说法所囿,而是从实际出发,实事求是地研究问题,从而得出新颖的结论……承德已经迈步走向世界,避暑山庄和周围的寺庙群,已经不仅属于河北,不仅属于中国,它已经成为全人类的文化遗产。因此,大避暑山庄文化的研究,其意义将更为深远。”

“任何地域与城市固然有它本来的素质和资源,但使其得以显扬并成为地域的品牌与符号,必得有他的代表人物。这些代表人物,以其不俗的成果和性格魅力,使该地区的独具资质得到有力的阐述,成为有声有色的文化海拔高度。”中国散文学会副会长、著名散文作家、人民日报编审石英先生著文认为,“大避暑山庄文化论很见眼力,是极有价值的科学概念,其本身具有独特的内涵……从中看出承德地域自始至终渗透着爱国主义精神”。并指出,因“‘大避暑山庄文化’论的提出,承德提升了它的文化海拔高度。 这对于该地区在更大的范围扩展其影响力是不言而喻的”。

北京《十月》杂志主编王占君评论:“将承德地域文化提升到形而上的高度的大避暑山庄文化理念的提出,在全国乃至世界范围内,给了承德一个恰当的定位,在承德市的各个领域的工作中,给了承德文化事业一个恰当的定位。”

以上是摘要国内专家学者的评说,现在让我们来看看一位国际权威对避暑山庄及其寺庙群的评价。

1998年的早春二月,国际古迹遗址理事会主席罗兰·席尔瓦先生,接受联合同教科文组织的委托,与另一位专家朱迪旺斯博士到中国考察颐和园、天坛列入世界遗产名录事宜。在北京考察结束后,罗兰·席尔瓦先生一行,应邀来到承德观光。

首次访问承德的罗兰·席尔瓦博士,对风景秀丽、风格独特的承德避暑山庄,和外八庙的古建筑群产生了浓厚的兴趣,为其独特的文化魅力激动不已:“这座皇家园林代表了中国园林建筑的最高成就”;“这里是一座宗教思想和艺术知识的宝库,人们有必要将这些资料整理发表,借以弘扬中国人的智慧和丰富世界文化。”他遂产生了把承德介绍给世界各国人民的想法。20059月,在庆祝避暑山庄肇建300周年之际,承德文物局和这些国际权威专家献出了厚礼:联合编撰出版了中英文版《承德皇家庙宇》丛书。

真是英雄所见略同。郭秋良的“大避暑山庄文化论”,正是对康乾盛世进行解剖提炼以后,所进行的文化提纯的结晶,是对旧政体里存在的新理性思维的可贵抽象。任何割裂历史的偏见,浅尝辄止的武断,都不可以复原历史,只会越走越远。

《雏说》余音未落,《再说“大避暑山庄文化”》出世。

2006925日,郭先生的《再说》发表。该文因连续性的需要,重申了“大避暑山庄文化”的“亚宫廷文化”性质:明显带有清代前期康乾盛世时期影响的顺应历史潮流的推动历史前进的“开拓、进取、吸纳、开放精神”(文化精神),及惟承德地域文化才有的“独具特色”之价值。较之1995年发表的《雏说》,显示了作者在长达12年期间内锲而不舍地对“大避暑山庄文化”进行深入研究的成果。

“再说”较之当年的“雏说”多了以下的内容:

郭秋良的“大避暑山庄文化”论说,不仅仅是对历史文化的研究,而且与我们承德城市的建设、发展密切相关,具有重大现实意义的品格。明确了它同所有地域文化一样,也是一种动态的文化。随着时间的推移,它也处在不断的创新与发展中。建国以后先进文化给大避暑山庄文化注入了新鲜血液,使它的内蕴显示出它也在与时俱进。

明确指出文化是一个国家民族素质的标志,大避暑山庄文化是承德人素质的标志。

因避暑山庄和外八庙是属于全人类的世界文化遗产,我们还应从世界文化的角度,重新审视承德的地域文化,以求对它的认识更加深化、更加科学、更符合多元文化并存的全球文化现状。

分析了承德作为清代第二个政治中心的文化,儒、佛、道三种文化在避暑山庄的合流,加速了民族融合的过程,增强了民族团结,巩固了多民族国家的统一。

提出了在我们以人为本、建设和谐社会的当前,对传统文化的态度必须遵循弘扬其精华、摒弃其糟粕的精神。

发现并指出,山庄文化不仅是学术话题,它还可以作为一种指导思想,规范人们的道德,提升人们的品格。(如“玩芝兰则爱德行,睹松竹则思贞操,临清流则贵廉洁,览蔓草则贱贪贿”)。

研究并提出了避暑山庄文化的构成中,极可珍视并且在当今和可以预见的未来愈显宝贵的文化,就是在“天人合一”哲学指导下生发出来的环境保护思想。(如康熙指示的建庄指导原则“自然天成地就势,不待人力假虚设”,“依山就势”、“庄田勿动树勿发”等)。

重点提出了康熙的“开放”精神。(如康熙向洋人学习天文历法、医学、药学、化学、数学等西洋科学,亲自观测日蚀、月蚀以及主持著作《数理精蕴》、绘制《皇舆天览图》等)。

列举事实,提出了应尊重历史、实事求是地评价乾隆赶走英国外交使团问题。

通过分析班禅来承、渥巴锡万里东归、夜宴三策凌等重大历史事件,指出民族团结在山庄文化中的重要性,大避暑山庄文化之吸纳、包容精神,由此一斑,可窥全豹。

自然天成的大音——大避暑山庄文化,不是自以为大,也不是说要大过谁,而是因为避暑山庄本身的文化内涵就是博大精深的。当年承德无论从城池到人口,与中原州府相比都是小城,但我们这里的避暑山庄却能统领天下号令九州。山庄敞开的大门,走进来的是华夏大地的各个民族首领,还有越洋万里的外国使者。山庄的文津阁看去朴素无华,内中收藏的却是集中华文化之大成的《四库全书》……,历史蕴藏着泱泱大国的大文化气象,浓重的聚集在这座美丽的宫苑,并辐射她身边的广袤的山地。大文化的浩浩气息犹如月下松海,其涛声是没有界限的。是一种天然生成的大音,是必然罩之广大、传之久远的。

尤为重要的是第一次揭示出大避暑山庄文化对承德经济发展和建设文化大市的意义。承德市从2002年到2005年之间GDP和财政收入连续3年在河北省全省增速排在第一位。这辉煌成绩的取得,除承德得天独厚的区位优势及丰富的矿产资源之外,是因为承德得天独厚的文化底蕴得到了充分展现的结果。不仅是发展经济,承德要建设文化大市,城市建设水平、文明程度和文化品位要提高,承德人的文化生活要更加丰富多彩,人的思想境界、精神品质、道德素质要提升,进而激发人的更高层面的动力,推动承德的发展,这一切都离不开“大避暑山庄文化”。

惊醒地提出——深入研究大避暑山庄文化是经济全球化时代的需要。在经济全球化背景下,当今世界综合国力的竞争已日益激烈。作为“软实力”的文化,对一个国家综合国力的发展具有十分重要的特殊意义。世界各国为提高国际影响力和竞争力都在加强“软实力”即文化的建设。作为承德地域文化的大避暑山庄文化,是中华民族文化即我们国家全部“软实力”中的一个弥足珍贵的组成部分,它的重要性及其今后发展,是涉及到我们国家综合国力的强大及其参与全球性竞争的大事——从现在起,承德文化人应该明确树立起这样的意识。

郭秋良对大避暑山庄文化的开掘和探究,可谓倾尽了毕生精力。

但他又绝非只做了这几件事。八十年代后期及九十年代,郭秋良在担任河北省文联副主席、承德市文联主席期间,为了把承德文艺事业整体搞上去,他注意了“引进智力”的工作。多次邀请国家级的著名作家、评论家王蒙、蒋子龙、林非、李希凡、缪俊杰、邵燕祥、柳萌、蓝翎等名家来承讲学、指导、交流,有力地促进了承德文学层次的提高和发展。培养出了一大批青年作家,最著名的是何申。现在他已是中国作协全委委员,河北省作协副主席,其作品成就十分突出,已成为当红作家,多次获鲁迅文学奖、庄重文文学奖、人民文学奖等高档次奖项,并当选全国人大代表;当年的文学青年穆涛,成长为贾平凹为主编的著名刊物《美文》的常务副主编,并担任了鲁迅文学奖的评委……当时的省委李文珊副书记喜悦地指出:这是广交天下名士之举,通过古北口,使北京的、天津的、上海的新鲜之风吹进承德,又从承德吹进石家庄,带动了全河北。省文联主席冯思德评价郭秋良 “著作等身,享誉文坛”,“承德有了郭秋良,是山庄文化之幸;河北有了郭秋良,是燕赵文化之幸”。燕赵文化与大避暑山庄文化共荣,构成了丰富多彩的河北文化……

廉颇不老,尚能大口喝酒,大口吃肉。进入花甲之年的郭秋良犹是当年“书生意气,挥斥方遒”的性格,拿起文学的重型武器,主笔创作了60万字的长篇历史小说《夏都风云——避暑山庄大传奇》。此书由中国文史出版社出版,河北日报发表著名作家尧山壁文章,予以好评。又接着推出同题长篇电视连续剧,历时3年已经拍摄完毕,眼下处于发行阶段。这部作品,对于承德人了解自己故乡的伟大文化价值,也为了使承德走向世界,必将起到不可估量的影响。

去年夏季,郭秋良为配合“八荣八耻”宣传,教育儿童从小热爱家乡,创意并带吴建明合作写成《承德五字歌》,经赵文鹤书记批示后,教育工委发了正式文件,由作曲家姚素秋谱曲,已在市内幼儿园、部分小学中普及学唱。有一少儿在电视系统华北片的演唱比赛中获奖。大避暑山庄文化的精彩,已经传递给未来的一代。

2006的岁末,郭秋良回顾、总结了自己一生的创作生涯,感到此生最大的收获是那么的喜爱生息在燕山里的人民,那么的喜爱避暑山庄这部大书,但是自己给予他们的回馈还是远远不够,他对那部大书还没有读够。他在自己的陋室铺展稿纸,挥笔写下了标题:永远的避暑山庄。七八天之后,这篇代表郭秋良最高水平的大散文作品脱稿飞到了北京。

我们好久没有读到过这样独特风格、大气如飞虹的散文作品了。作家与描写对象水乳交融,通过作品展示了作家的丰富感情和纯洁的灵魂,把避暑山庄视作自己的生命一样的珍贵和神圣,因此而提高了它的美学价值。此文有神采飞扬、撼动人心的力量,抒情、议论、描绘、叙述的文学技法集合并用,读来有如在避暑山庄和作家一起神游,感受着他对避暑山庄淋漓尽致的挚爱。“情与思”是散文写作的根苗所在。他写尽了乡土之情,民族之情,地域文化之情,既实事求是,又异常深刻。写“思”,写出了别人“未思之思”,以避暑山庄为轴心,探微索幽,纵横驰骋,把承德的避暑山庄文化又提到了一个新高度。

2007年的早春季节,郭秋良献给文坛的《永远的避暑山庄》,是新生在如意湖畔的一株奇葩,散发出热河冷艳一样的缕缕清香;更是生长在万树园里的一棵葳蕤大树,根深叶壮,生机勃勃,不断生发出新枝嫩叶。

古人说:“文章径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事。”避暑山庄,日见繁荣的大承德,大避暑山庄文化论,郭秋良先生与他《永远的避暑山庄》的系列作品,在过去和将来都会是一个永远的话题。然而他对我说:“《永远的避暑山庄》,是一个结束,更是一个新的开始。。。。。。。”

2007310日于万树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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