忆当年带队的张老师
孙俊兰
下乡时学校派张伯武老师和我带队 。
在1968年12月28日晚上从天津东站出发的，承德方面接站的人，就是给我们做动员报告的承德安置办公室的宫顺和楚大姐。火车快到永定门车站时，有人把我和张老师，刘建福，肖家勇 叫到列车长室。宫顺和楚大姐说：“核对了一下车上的人和户口后发现新大路中学没有孙俊兰的户口，刘建福，和肖家勇是先天性心脏病，叫我们三人到永定门车站下车。”
当时把我吓坏了，大红喜报贴了，中学红代会的光荣榜上了，没户口？销户口是我亲自去派出所看着民警撕下来后递给我的，我用户口页換了一床绿棉被和发的一身棉衣棉裤。再说这前不着村后不着店的，大半夜的我一个女孩子上哪儿？
张老师说：“你们要是叫孙俊兰下车，我们全校67人一齐下车。她是我校带队的学生。”这时，宫顺和楚大姐一看事不好忙解释：“承德那边按户口发饭证和皮帽子，他们没有。”张老师说：“到承德我去说！走！”说完领着我们3人回到座位，就这样，张老师和我们一起到了承德。
1968年的承德市没有公交车用马车接站。
我们不习惯坐马车，背着行李徒步走了4里多路，来到承德地区招待处时，巳是清晨5点多，我第一个任务是和张老师搞定我们3人的饭证和皮帽子的问题。
承德地区一楼的接待站人山人海，不知昨晚的这一火车拉来多少人。张老师叫我和同学们坐地上等着，他挤进人群里，不知多长时间，看见张老师拿着4个皮帽子和每人三大张早中晚餐证，满头大汗的跑过来，发给我们3个人，他自己也领了一个狗皮帽子和餐证。
在承德市小住3天，在承德剧场开了欢迎大会，第四天由承德运输公司的卡车拉我们去隆化县。那时，大家陆续上车，多亏张老师帮我们多要了几床棉被，铺车底板上，大家都坐下，车慢慢离开承德市。张老师和我们女生在一个车上，一开始，他还兴致勃勃地叫我们看这儿看那儿，快到盘山时，别说我们就是老师也害怕了，他命令我们把坐着的被子顶在头上，我们都蒙在被子里，不敢再看山和山下边了，不知什么时候到了隆化县城。
在隆化的晚上，我没心情去参加县礼堂的“欢迎天津知青大会”。独自在县招待所里睡觉，因为从12.28的一宿夜车和黑人问题，再加上承德招待处的大通铺的臭被子，我已经困的睁不开眼了。
转天吃饭时，听张老师说，原县城打算让我们住两天，因为昨晚的“欢迎大会”演变成打架会了，临时决定马上送到各公社。
就这样，我们继续坐上大卡车，糊里糊涂的来到了郭家屯三道营公社。
那时天巳经黑了，公社靠北一排屋子，只有王主任和赵秘书在煤油灯下写着，猪肉炖粉条小米干饭，吃完后，自由结合5人一个小队。
我和4个女生被刘大队长选去后窝铺了，也没顾上吃猪肉炖粉条就赶路了，出了公社的大门，刘大队长亲自赶着木头轱辘的牛车，说什么让我们妇女坐车上，不知啥时侯，老牛车把我们拉到后窝铺大队部院里，大队会议室是我们临时住处。院子里点着汽灯通明瓦亮，看热闹的人很多，就只留出过牛车的道，我们被热情的妇女大队长领进屋里。
进屋，地上站着5位和我们年龄差不多的女孩子，她们都揣着手蒙着花头巾笑呵呵的站在土炕对面，我们被推上热乎乎的炕上，毛头纸糊的窗楞上贴着红红的窗花，小窗户外趴着许多人头往屋里张望。
妇女大队长趙淑贤进屋，坐在炕沿边指着地下的5个人说:“从明儿开始大队出工，让她们给你们做饭烧炕，现在是农闲时间陪着你们玩。”
说完那姐五个忙着放个小炕桌，从炕中间的火盆上坐着一个泥盆，从泥盆里给我们每人盛一碗热气腾腾的小米饭，端来一大碗菜放桌中间。
肚子巳经叫喚了， 开吃了！
我扒了一口小米饭，像吃了一嘴的沙子可嘴里跑。地下的人指着桌上的大碗一个劲地冲我们说叨菜叨菜，我们五人十只眼睛看着那碗水煮萝卜，沒人动筷，叨菜叨菜，我夹起一块大萝卜放嘴里:“啊！不是萝卜是甜的”我说，郝淑琴说那不是萝卜，是熬甜疙瘩，我白嘴吃了一碗小米干饭，那四位一口没吃。
我们说睡觉了，那姐五个把饭菜端走了。
我们在屋里听见大队部院里人们离去，那姐四个用报纸把小窗糊上了。 各自从提包里拿出从家里带的面包和苹果开斋了，我沒有零食蒙头躺在被子里，不知啥时睡着了。
几天后张老师来了，他说看看我们，他就要回学校了。
当时我们五人都哭了，老师的到来给我们带来了主心骨，那时，对张老师不只是带队的老师，我们已经把张老师当成唯一的亲人了。
光阴似箭，五十四年后的今天，我们巳经跨入晚年，喜欢回忆当年下乡时的往亊，我把这难念的小故事写给后人。
关于我的户口页的事，当年我写信告诉了父母，我父亲亲自去新大路中学找到工宣队才知道:
张老师返回学校向工宣队汇报了沒有我的户口页的事，工宣队发现我的户口页在墙和办公桌之间的夹缝中。
所以我的户口页是学校后寄到隆化县安置办，又从隆化县转到公社。时隔五个月的时间。
从此，我成了一名下乡知青，当地老乡喜欢叫我们青年。
祝我们当年的"小青年″青春永驻！晚年生活美满！
2022.9.27 忆当年带队的张老师
孙俊兰
下乡时学校派张伯武老师和我带队 。
在1968年12月28日晚上从天津东站出发的，承德方面接站的人，就是给我们做动员报告的承德安置办公室的宫顺和楚大姐。火车快到永定门车站时，有人把我和张老师，刘建福，肖家勇 叫到列车长室。宫顺和楚大姐说：“核对了一下车上的人和户口后发现新大路中学没有孙俊兰的户口，刘建福，和肖家勇是先天性心脏病，叫我们三人到永定门车站下车。”
当时把我吓坏了，大红喜报贴了，中学红代会的光荣榜上了，没户口？销户口是我亲自去派出所看着民警撕下来后递给我的，我用户口页換了一床绿棉被和发的一身棉衣棉裤。再说这前不着村后不着店的，大半夜的我一个女孩子上哪儿？
张老师说：“你们要是叫孙俊兰下车，我们全校67人一齐下车。她是我校带队的学生。”这时，宫顺和楚大姐一看事不好忙解释：“承德那边按户口发饭证和皮帽子，他们没有。”张老师说：“到承德我去说！走！”说完领着我们3人回到座位，就这样，张老师和我们一起到了承德。
1968年的承德市没有公交车用马车接站。
我们不习惯坐马车，背着行李徒步走了4里多路，来到承德地区招待处时，巳是清晨5点多，我第一个任务是和张老师搞定我们3人的饭证和皮帽子的问题。
承德地区一楼的接待站人山人海，不知昨晚的这一火车拉来多少人。张老师叫我和同学们坐地上等着，他挤进人群里，不知多长时间，看见张老师拿着4个皮帽子和每人三大张早中晚餐证，满头大汗的跑过来，发给我们3个人，他自己也领了一个狗皮帽子和餐证。
在承德市小住3天，在承德剧场开了欢迎大会，第四天由承德运输公司的卡车拉我们去隆化县。那时，大家陆续上车，多亏张老师帮我们多要了几床棉被，铺车底板上，大家都坐下，车慢慢离开承德市。张老师和我们女生在一个车上，一开始，他还兴致勃勃地叫我们看这儿看那儿，快到盘山时，别说我们就是老师也害怕了，他命令我们把坐着的被子顶在头上，我们都蒙在被子里，不敢再看山和山下边了，不知什么时候到了隆化县城。
在隆化的晚上，我没心情去参加县礼堂的“欢迎天津知青大会”。独自在县招待所里睡觉，因为从12.28的一宿夜车和黑人问题，再加上承德招待处的大通铺的臭被子，我已经困的睁不开眼了。
转天吃饭时，听张老师说，原县城打算让我们住两天，因为昨晚的“欢迎大会”演变成打架会了，临时决定马上送到各公社。
就这样，我们继续坐上大卡车，糊里糊涂的来到了郭家屯三道营公社。
那时天巳经黑了，公社靠北一排屋子，只有王主任和赵秘书在煤油灯下写着，猪肉炖粉条小米干饭，吃完后，自由结合5人一个小队。
我和4个女生被刘大队长选去后窝铺了，也没顾上吃猪肉炖粉条就赶路了，出了公社的大门，刘大队长亲自赶着木头轱辘的牛车，说什么让我们妇女坐车上，不知啥时侯，老牛车把我们拉到后窝铺大队部院里，大队会议室是我们临时住处。院子里点着汽灯通明瓦亮，看热闹的人很多，就只留出过牛车的道，我们被热情的妇女大队长领进屋里。
进屋，地上站着5位和我们年龄差不多的女孩子，她们都揣着手蒙着花头巾笑呵呵的站在土炕对面，我们被推上热乎乎的炕上，毛头纸糊的窗楞上贴着红红的窗花，小窗户外趴着许多人头往屋里张望。
妇女大队长趙淑贤进屋，坐在炕沿边指着地下的5个人说:“从明儿开始大队出工，让她们给你们做饭烧炕，现在是农闲时间陪着你们玩。”
说完那姐五个忙着放个小炕桌，从炕中间的火盆上坐着一个泥盆，从泥盆里给我们每人盛一碗热气腾腾的小米饭，端来一大碗菜放桌中间。
肚子巳经叫喚了， 开吃了！
我扒了一口小米饭，像吃了一嘴的沙子可嘴里跑。地下的人指着桌上的大碗一个劲地冲我们说叨菜叨菜，我们五人十只眼睛看着那碗水煮萝卜，沒人动筷，叨菜叨菜，我夹起一块大萝卜放嘴里:“啊！不是萝卜是甜的”我说，郝淑琴说那不是萝卜，是熬甜疙瘩，我白嘴吃了一碗小米干饭，那四位一口没吃。
我们说睡觉了，那姐五个把饭菜端走了。
我们在屋里听见大队部院里人们离去，那姐四个用报纸把小窗糊上了。 各自从提包里拿出从家里带的面包和苹果开斋了，我沒有零食蒙头躺在被子里，不知啥时睡着了。
几天后张老师来了，他说看看我们，他就要回学校了。
当时我们五人都哭了，老师的到来给我们带来了主心骨，那时，对张老师不只是带队的老师，我们已经把张老师当成唯一的亲人了。
光阴似箭，五十四年后的今天，我们巳经跨入晚年，喜欢回忆当年下乡时的往亊，我把这难念的小故事写给后人。
关于我的户口页的事，当年我写信告诉了父母，我父亲亲自去新大路中学找到工宣队才知道:
张老师返回学校向工宣队汇报了沒有我的户口页的事，工宣队发现我的户口页在墙和办公桌之间的夹缝中。
所以我的户口页是学校后寄到隆化县安置办，又从隆化县转到公社。时隔五个月的时间。
从此，我成了一名下乡知青，当地老乡喜欢叫我们青年。
祝我们当年的"小青年″青春永驻！晚年生活美满！
2022.9.2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