情系黑土地

一晃,30年过去了。19689月,我们“老三届”转眼变成上山下乡知识青年,踏上了丰宁坝上这块陌生的土地。在那里,我们有过痛苦,有过困惑,但更多的人怀着那个年代特有的革命豪情,与天奋斗,与地奋斗,与人奋斗-----

当我们战胜了自我的时候,艰苦的岁月也炼就了这一代人坚毅顽强的性格。走过半百人生,蓦然回首,才发现那里的人,那里的事,那里的山山水水,仍然让我们深深地依恋-------

当媒人

“老白对上象了”,消息不一会儿就传遍了小山村,弄得人人兴高采烈,个个都象自己要说媳妇。

老白,为人耿直、人缘好,那会儿正当队长。50多年的独身,从不知道女人是怎么一码事儿。这次经人介绍,一位妇女带一双儿女前来相亲,就成了全村人都关注的大喜事儿。

谁想,挺刀的事儿出了岔头儿。

原来,这老白一直在亲戚家生活,他每年3000多工分,全进入亲戚家的收支帐上,是亲戚家的一大经济支柱。这次相亲,全村人都高兴,惟独亲戚家表现冷淡,话不投机,这妇女携儿带女一走了之。

这事儿牵动了全村人。

许是人言可畏,许是亲情又发生了作用,哪天中午,老白的亲戚竟然找到了我。

“那个老婆儿已经走了,八成到了平安堡,你去一趟,最好能给追回来。”他的亲戚很诚恳地说。

“我能干这事儿?”受宠若惊之余,真不相信自己的能力。我天生笨嘴拙辞舌,况且我那时还只是20岁的大孩子头,不知这媒人怎么当。然而全村人都聚拢来了,一时七嘴八舌:

“你行,肯定能办成。”

“你办成这件事,就是头功一件。”

望着全村人期待的目光,我终于下了决心,去就去,把人劝回来不就行了吗?早有人替我备好了马。

像出征的勇士,去完成一件多少年来最神圣的使命,接过缰绳,一蹁腿儿骑上了那匹枣红马,也许是心太切,10多公里,只走了40分钟,那是乘车的始发站。那时班车很少,一天只在早晨发两趟,她们走不了,只能住店。在那唯一的类似大车店的小旅馆里,果然见到了这娘仨。

“你怎么要走啊?”我开门见山。

“这儿事谈不成,将来的日子没法过。”这妇女嘴挺硬,但我知道好指的什么。

“婶子,这你错了。”我学会了嘴甜,这样的称呼,她肯定不会烦我。“你了解我们的老队长吗,那可是个好人啊,他一辈子勤勤恳恳,为人实在、本分。你到周围十里八村打听打听,谁译他不挑大拇指?你这一走,早晚有后悔的时候!”

这婶子连忙辩解:“我不是说他不好,其实我就觉得别扭,其实这人也挺好的,其实-------

你别七十八十的啦,你来了跟谁谈对象,不就是老白吗?你将来和谁过日子,不就是和老白吗?你跟了老白没错,他肯定知道疼人,知道疼孩子,你有什么不放心的?

我满以为这婶子要想回头,还得多费些力气。

“那------我都走了,还好意思回去呀?”这婶子一句话让我大喜过望。

“我就是代表他们全家,代表生产队全体社员不接你的”,我忙不迭地解释。结果可想而知,这婶子答应回去,条件只是一个,来辆老牛车接她。

我赶紧用广播往回付电话,证实已有人赶牛车出发了,我才和这婶子商量,让她在此候车,我骑马先回去报信儿。

回去10多公里的路,只用了半个小时,远远的望见村头站满了人,于是我第一次享受了最高礼遇。人们像簇拥着一位凯旋的勇士,又像迎接出访归来的元首。有人接过马缰绳,替我卸马去了,这匹可怜的枣红马,四蹄淌汗,如水洗一般。只有这一次,没有批评我把马骑得这样狠。

第二天,老白的亲戚举行了酒席谢媒人,我第一次坐在了炕里,那酒喝得天昏地暗,七八个小时狂喝豪饮,我居然没有醉。

遭遇白毛风

我这个别看其貌不扬,却从小就有股“犟”劲。换句话说,叫“锲而不舍”或“执著”,可有一次却因为太“执著”了,差点儿让人生从此划上句号------

那是1973年的冬季,我从县城返回坝上我住的那间小土屋,下了班车还得走20多里,这次进城,是为了修生产队那台三用晶体管的大收扩音机。那个年代没有电视,收音机是我们知青和全体贫下中农与毛主席保持一致的最佳通道。所以修好之后,必须赶快把它护送回去。

俗话说,路远没轻载。抱着这么一台老爷收音机走10公里,也正经要费些力气。坝上的天气不是说这玩的,刚才还好好的天突然间就北风呼啸起来。只见狂风卷着雪沫,如一条条愤怒的白龙在空旷的田野上疾驰,一刹间,荒野中翻江倒海,犹如万马奔腾。

趁着暴风雪刚起步,我摸索着来到辛房生产队,找到好友小田,求他陪我一起回我的那个“家”。哥们儿一听,连连摇头,劝我别冒这个险,还是住他这儿等风雪停了再走不迟。可是我归意已决。无奈之下,小田只好陪我上路。

风更急!雪更大!原来衰败枯黄的草原,变得一片森冷的白。狂风挟持着雪沫,肆虐地抽打着暴露在地面上的任何物体,相隔两米左右便目不见物。昔日那条印着两道车辙沟的黑色小路,哪知这一转身可坏了,天空、地面、前后左右像挂起白色的幕布,非但认不出哪儿是哪儿,而且再也分不清东西南北。

糟糕,迷失方向了!

一阵恐慌掠过心头。

人们说,坝上冻死的都是在暴风雪里迷路的人,连冻带饿加上劳累,最后耗尽了身上的热气,冷到极处,竟把冰冷的石头当火炭揣进怀里,怀着对温暖的渴望寻找上帝去了------

想起坝上人讲的这些故事,脊背直冒凉气。

返回刚离开几十米的平房已不可能,这小村似也怕了这场狂暴的风雪,早已不知溜到何方避难去了。如今之计,只有奔一个方向义无返顾了。

夜悄悄地侵袭过来,四周的雪白变成了铅灰色。风撕扯着天幕,撕片着雪片,呼啸声象鬼哭狼嚎。

积雪越来越深,连抬抬腿都很困难,我回头看看小田,他那副高度近视镜已被呼出的热气蒙住,似挂了两片冰。他不时侧一下身子,妄图躲避白毛风的锋芒,然后再吃力地动一步,在这样的风雪夜,他简直比盲人强不到哪儿去。

肚里的食儿早已随着高强度的行走消耗殆尽,两条腿冻僵了,麻木得一点知觉也没有,每迈一步都要喘上半天,生命在大自然面前是如此的涉小,自下而上在大自然的威力面前显得如此艰难。

我不知自己会不会变成卖火柴的“小男孩”!我告诉自己,说什么也不能像那些怀里揣石头的人那么没用,死也要融会贯通出英雄的样儿来!我的思绪在生与融会贯通的交替中打转,幻想着明天------

天亮了,风停雪住,灿烂的阳光辉映着莽莽雪原。人们在雪地里发现两座栩栩如生的冰雕------我和小田,我的怀里仍然紧紧抱着收音机。收音机里传出微弱的乐曲,那是毛主席语录歌。人们含着眼泪说,这两名知青是为了让大家尽快听到广播才在这种风雪天赶路,与暴风雪搏斗一夜之后倒下去的,他们是为人民而牺牲的呀!在生命的最后一刻还在聆听党中央、毛主席的声音-------

我被自己幻化出来的悲壮感动了,竟有些热泪盈眶,真得打开收音机寻找毛主席的声音找一找前进的方向。令人心酸的是,零下40度的低温,老爷收音机也冻成了哑巴。看来临融会贯通前是听不到毛主席和党中央的声音了。我把这些说给小田听,他只是苦笑,半天没吱声。

一路上胡思乱想,不留神一头撞在杆子上,抬头一看,是高仅过人的广播线杆。当时有线广播是公社、大队联结各村各户唯一的纽带。顺着这根线便可以找到村庄,我们就会得救。

这简直是一条生命线啊!

我激动地把收音机交给小田,让他紧跟在后,我在前边探路,此时风势渐小,四周不再白茫茫浑浊一片。

沿着“生命线”我们极度力加快脚步,突然,很远的地方闪出一星灯火。

“看见灯光了-------”我兴奋地大叫,未料得意忘形,话音才落,一脚踏空,掉进丈余深的河沟里,雪立即埋到脖梗。一阵喘息从后边传来,回头一看,小田沿着沟边溜了下来。

“我掉沟了,你下来干啥?”

“我以为是道儿,跟着你就下来了。”他抖抖眼镜上的雪说。

我闭紧嘴巴,生怕一张口咐骂他是天下最大的笨蛋。事到如今,干脆甩开双臂,奋力杀出一条“雪”路。当我们从深沟“拱”出动的时候,发现了一个奇迹--------面前正是我那亲爱的小山村,有亮光的也正是我那温馨的小破屋啊!

闯进小屋,在同屋知青众目睽睽下,两个风雪夜归人,二话没说先很不雅观地抖抖冻得硬梆梆的棉裤,只听“哗哗啦,哗哗啦”,从里面掉出一大堆冰块。愣了一会才明白,这是钻进裤子的雪被体热融化又结成的冰啊!

这个可怕的风雪夜,3里路竟挣扎了6个小时……

当一年头儿

1969年入冬,浩浩荡荡的斗、批、改运动在坝上开展起来,我们大队竟然进驻了100多人的宣传队。经过反复揭、摆、查,我们这个仅有16个户的小村,竟无人清白。生产队班子的组成历史地落在我们这几个知青的身上,我当了名副其实的小队会计。

刚出学校门,领衔主唱生产队的革命和生产,真是太不容易了,不用说什么季节该干什么,就是地怎么翻、籽怎么点、犁怎么扶全然不知。好在有一个尚属清白的老贫农担任副队长,我们心里还算有点底,不懂就问呗。

哪曾想,这老伙计干半道犯了脾气,撂挑子不干了。有一天,全体社员在我们知青屋开会,那气氛真让我们受不了。有人说:“今年知青当家,社员倒霉,生产队背兴,秋后看热闹吧!”您说我们心里是啥滋味?

耪地季节刚过,挂了锄,担任队长的同学小李利用这段农闲探家去了。山中无老虎,猴子称大王。我这个小队会计只好扯起大旗,临时当一把“头头儿”。

那阵儿正巧生产队的一匹小马驹病了,经兽医诊断是“大脑炎”,这等于判了死刑。我去找撂挑子的副队长商量,他甩了两句话,“谁爱治谁就治,治不好又花了钱我不负负责任”。我找他给兽医派饭,他也不管,他的不友好态度激怒了我这个犟人,我抚摸着马驹的耳朵说:“你这个小冤家,我就不信治不好你。”

从那以后,我去十几里地外买兽药,昼夜守在马棚里,甚至用我们为数不多的一点小米熬成米汤去喂这匹“小冤家”,许是精诚所至吧,三天过去,这“冤家”竟然康复,只是看着像个小傻瓜。

在生产队当“公仆”,可不是轻松的事,再能耐的人还一人难称百人心呢,何况我们这些刚从城里来的学生娃。好在还是好人多,在贫下中农的帮助下,那种地、耪地、打草、趟地等各个季节的生产眼见大功告成。

转眼过了处暑,坝上的庄稼地开始出现了“虎皮”色。为了避免白露前可能出现的大风造成的损失,这时就要有选择的割地了。

我们这几个“头头儿”真是倒了霉,从来没干过这个活,但是还得带头干。坝上割地开趟子,一人一趟,一趟12垅,各自为战,谁也不管谁。

队长小李开镰打头阵,我们紧跟着开第二趟,等割几个来回下来,腰也直不起来了,一看还剩4根垅。而人家社员呢?早干完了这一趟,坐在地上聊天、抽烟去了。我们好不容易割到头,社员们拍拍屁股站起来,懒洋洋地说:“这地头歇真长,屁股快坐出茧子了。”我们看着满手的血泡,没二话,转身开了第二个趟子。一天下来,一点没歇,腰像折了似的疼,效率可是不如往年的一半。

然而这年秋天,老天爷长眼,一点风没刮,霜也下得晚,往年20天就收割完毕,这年干了40多天,因为割的慢,眼见那庄稼黄澄澄一片,成熟得比哪年都好。

场院上的粮食堆往起长,把式老刘头乐开了花,他说:“今年这粮食有点邪,籽粒比哪年都饱满。”年终结算,我们队的总产和劳动日值达到历史最高水平。我医好的那头小马驹也卖了一千块。社员拿到分得的口粮和花花绿绿的票子,终于说了一句让我们心里热乎的话:“这帮小青年,还真有两下子。”

买 牛

那年,生产队的40多头牛中能干活的越来越少,有点青黄不接,队委会研究决定去接坝地区的骡子沟买牛,原因是那里比内蒙古草原近,又不贵。方针已定,两名社员和我领命前往。三个人买五头牛不成问题,我们对此充满了信心。

然而这次是大错特错了。

那天我们步行了8小时到达目的地,守候在那空旷的牛栏旁边,心想等牛群回来,顺便抓上5头,明天就可赶回去。

太阳落山了,山谷里传来“哞-----哞”的叫声。

牛全部进了围栏,我们拿起牛缰绳,就要进去拴牛,主人把我们拦住了,他说,这牛长年在深山老林,从不见人,想抓牛,就得用套马杆,否则休想靠近。

用套马杆套牛?我们怎么也不能把慢腾腾的老牛和狂奔的烈马联系在一起。既然牛的主人这么说,只有照办就是了。

依照主人的吩咐把带来的大绳做成套,放在套马杆上。在牛群中一眼就相中了那头浑身闪着亮光的黄黧牛,就是它!

老王率先拿起套杆,照准那牛的犄角甩了过去,准确无误,我们几个趋势拉紧了大绳。直到这时才领教了黄“旋风”的厉害。

只见那牛怒目圆睁,把头一低,两支如剑的犄角朝前,“哞------”的一声长吼,奔着我们几个杀将过来,我们哪见过这阵势,开始还和它周旋,不到三个回合,我们的队伍便溃不成军,手里拉着大绳,脚下踩着稀牛屎,地上难以站脚,那金才一头栽进白天被人铲起的牛屎堆里,我们只恨少生了两条腿,绕着树空儿夺路而逃。那牛一怒之下竟将掩护住我们的一棵碗口粗的树撞断,之后洋洋得意地向同伴炫耀去了。

之前定好的买牛计划全乱了套。我们三人一商量,干脆回去搬兵。第二天,我回到生产队,有人说:“真废物,三个人抓不住一头牛。”还是把式老刘理解我们:“不到万不得已的份儿上,谁也不会地走儿70多里地回来找人,还是我去吧!”

这老刘不含糊,我们先编了5根马尾辫,又备了5根皮绳,带一根弯针,牵上全队资格最老最壮实的叫“长毛子”的牛,返回到买牛的地方。

老刘先向我们传授了第一招。

这次我们依计行事。

仍是夕阳西下,牛群席卷而归。混迹于牛群中的那头黄黧牛,拖着头两天套在犄角上的大绳优哉游哉。 我们决定先制服它。趁它进了牛栏,我们悄悄拾起拖在地上的绳子,并快速地绕在一棵榆树上, 一用力,这牛又野性大发,便疯了一般朝我们杀来,孰不知尽管牛气冲天,也只能朝着树的方向顶去,当我们几人合力将它拉到树前时,那牛的犄角卡在树上,已不能动弹。这时把式老刘手拿皮绳冲到这牛的跟前,狠狠地将这厮绑到树上。

这主儿终被制服了。另外四头牛,如法炮制,又平心静气地与另外四棵树连在了一起。

抓住了牛那五根马尾绳也派上了用场。老刘用弯针穿上马尾辫,三下五除二穿了这五头牛的鼻绳,此时那些牛的野性全无,只剩下哆嗦的份儿了。俗话说,牵牛要牵牛鼻子,这话一点不假。

那牛的主人指着这几头牛告诫我们:“回家的路上要小心,前些日子,有几个人来买一头牛,走到半道儿,牛犯了脾气,蹿进了一户人家的院子,这哥几个追进院子,那牛一个高儿上了鸡窝棚,没等人到跟前,早跳过一人来高的院墙,一路狂奔,回牛群去了。”

老刘淡淡一笑,“不怕,饿它一天再走就是了。”

一整天,这五头牛草料没沾牙,只喝了点水,一天多的“摧残”,那牛早没了脾气。

第五天,我们把这五头牛和带来的“长毛子”拴在一起,由老刘带路,一路七十里山道,竟然一帆风顺。

逃 兵

1969年冬天,战备正紧。不时从上边传来消息:“苏修要打过来了”、“苏修的坦克从边境到我们这个小山村只需16小时-------”并传达了上边的指示,决不能让苏修的坦克开下坝头,百里坝上草原就是埋葬侵略者的坟墓。于是,用硝氨配胡麻糠造石雷,用铁锨镐头挖地道,那“高家庄”、“马家河子”的故事似乎就要在此重演。

一次造石雷,我们从山上找来石块凿空,装上硝氨化肥,掺上胡麻糠,安上一截导火索,为了试验杀伤力,弄了一只死猪压在上面,请来唯一当过兵的王家老三点火,我们都躲得远远的,生怕被爆炸时飞起的石块炸伤,等了半天,只听噗的一声,那死小猪原地蹦起一尺来高又落下,别的一切都没发生,到跟前察看,石雷变成了碎块,却没有一块钻出地面,那小猪连皮都没擦破,大家哄笑着:“这样的石雷,敌人来了顶多颠个腚墩。”

那年冬天,挖地道是生产队的主业。

谁也不曾想,几个洞口同时都得打得很深了,却怎么也贯通不了,不知拐向了何处。我们 几位知青冥思苦想,也许是心有灵犀吧,我和小刘同时从炕上坐了起来,各自说个办法,竟不谋而合。

说干就干,我先发挥了绘画才能,用硬纸板自制了一个大量角器,又找了两根线,预备了4个小棍和一把尺。

我们先在入口处拉一根线,用小棍把线固定,遇到拐弯处再用另一根线和第一根线交叉,量出两根线的长度和两线交叉处的角度,记在本上。以此类推,这样很快便把洞里的长度、弯度记录下来,到地面上再根据记录下的尺寸,把这长度和弯度复制一遍,计算出两洞之间应打的角度后,对挖了两天,两洞终于贯通了,而且天衣无缝。

这事的成功成了坝上的新闻,招来不少人参观。战区把各个大队的民兵连长集合起来,在马架子小学校举行了第一期培训班,我成了这个班上的唯一“教授”,那会儿的心情可想而知。

我拿出自制的量角器,两根线,一把尺,给大家讲,在黑板上做图,在地面上比划,这一天下来,说得口干舌躁,“学生们”竟一片茫然,最后也没弄明白量角器为何物,于是我这个“教授”由信心十足、口若悬河变得束手无策,以致于最后竟语无伦次。

晚上回到我们那个小屋,跟哥儿几个汇报一天的收获,真怕大家说我是笨蛋,然而谁也没说。看看日历已是腊月二十八了,“误人子弟”的事不能再干了,“革命化春节也过不成了,因为自己本是一无所有的穷光蛋,过革命化春节就意味着给贫下中农添麻烦,于是大家连夜收拾东西,回阔别一年的家团聚去了。

过后,大队的干部们说:“本想给你们报个材料,说你们坚守战备第一线,和贫下中农一起过春节,没想到先做了‘逃兵’。”

假的真不了

“磨两手老茧,滚一身泥巴,炼一颗红心”。这是那个年代最时髦的口号,也是多少热血知青主动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自我约束的准则。 为了早日实现这个目标,队里的脏活累活抢着干,从春种到秋收、从倒粪到打防空洞,先是磨起满手血泡,继而磨就了厚厚的茧子,只是这一身泥巴老是留不到身上,城里人爱干净,开始一星期就洗一次衣服,社员说:“看你们,衣服穿不烂也得洗烂了。”我们一听,这思想上和贫下中农的差距太大了。于是,一星期洗一次改为半个月洗一次,后来变为一个月,再后来就没了准,这一下好了,不但泥巴、尘土挂了一身,虱子也随之养了一身。

一年冬天,我们受大队革委会派遣,去搞一个外调。我们穿上对襟破棉袄,腰里系根绳子,脚上蹬着一双膝盖高的大毡靴,身穿一件白茬大皮袄,头戴一顶大狗皮帽子,披挂整齐后,对着窗户上的玻璃看看,活脱脱一个坝上人模样。于是,我们赶着一挂马车出发了,谁想到了地方我们掏出介绍信还未开口,对方便说:“你们是知青吧?”我们说:“奇怪,你怎么知道?”人家说:“甭问,一看就明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