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起杜丘与横路

 

            何申

 

二十年前我第一次出国去日本,那时中日关系正在好时候,我还挺紧张的。原因是我们这个“作家团”人太少,加上翻译才五个人。我处处严格要求自己,说几点到绝不晚一分,说场面上要有礼貌,我微笑得脸蛋子都木了。
    但心里还是有股子拧劲:奔走于几个城市,途中吃饭,按咱们习惯,大家一块出来也是缘份,围一桌喝点小酒说说话多好。可日方陪同人员不同意,坚持按规定,每人一个套餐。就是一个方木盒子,有小格儿,或一块鱼,或几片肉,一碗黄酱汤,一些青菜,几条咸菜,外加一碗面或一碗米饭,每人每顿不超过八百日元,相当于人民币五十来元。他自已还不吃这盒饭,就吃个饭团。说你也来一份,你说不行那是给你们吃。那你到是去一边吃,不,就坐你旁边吃,嘿,这叫一个难受。
    那时我们饭量还都挺大呢,顿顿看样饭照片,找给得多的点。后来受不了啦,有一天住进饭店,团长、翻译和陪同出去会客,临走说你们看什么好就自己点吧。倘若就我一个人,肯定按规定吃,但三人一聚刘关张,胆子就大了。把房卡一亮,先学电影里日本人说中国话:来一分〔份〕留肉便〔溜肉片〕,没用,服务生根本听不懂。但手指头管用,直指肉呀鱼呀,还面青菜裹着面炸的,叫天妇罗,说这也歧视妇女了,咱帮着解放一下。酒是清酒,喝了几小壶也没啥反应,又要不少。转天翻译悄悄问我,说你们三人怎么吃了小二万日元。我说就是往饱了吃一顿。后来这账怎结的我就不知道了。
    我什么时候出国胆变大了些呢?是后来去德国参加书展,一看光我在的中国作协团就四十多人。再加上各省的团,好几百人,飞机上北京话天津话上海话交汇,法兰克福主街上中国人成群结队。加之那会咱们中国人腰包鼓了,临走突击花钱,兜子里除了德国菜刀就是巧克力。有个女作家特有钱,专买老式银制餐具,下午三点敲商店门,老板指着小纸牌说在休息。作家中有位说山西味外语的:顾客,是上帝;老板指着教堂,说上帝在那里。后来众人就拥进店,老板说:噢,来了这么多上帝呀。
    回顾往事,看来出国注意事项还应包括:人少时别胆怯如鼠,太把他们当回事;人多了也别气壮如牛,太不把人家当回事。这个道理看似简单,但在异地他乡面对难处时,往往很难把握得当。这一次中国游客在日本成田机场弄出点事,我看也没什么了不起,外国不是经常上街游行和警察发生冲突吗?并由此标榜他们那民主自由,咋换了中国人就大惊失色?我估计这要是批美国乘客,机场都不敢来硬的。还不就是因为咱这是个低价团,他们没当回事吗!要说咱们的人也有不合适的地方,你花轮渡钱,得有思想准备,肯定坐不了邮轮。
    但说到底,我觉得责任主要还在机场:都晚上十点多了,说走突然不走了。有雪走不了,这没得说。这一宿怎么办,你得找个会说中文的讲清楚,乘客肯定通情达理。一说你们这低价团有条文在那,机场不管,众人可不就慌了,急了,加上人多,就不干了。我估计这些人多数是第一次出国,又在日本,容易想起电影《追捕》里的杜丘。这要是走失了,把你引到房顶说:杜丘你看多么蓝的天啊一直走下去,你就会融化在蓝天里,别往两边看你不走,给你吃药,把你变成横路敬二;再不把你弄到北海道乡下,男的做工,女的生一堆孩子,有家难回,天天隔着大海望乡……
    当然,这百十多位中国将士,也未免过于紧张了,不会日文,还不会说国语给大使馆打电话?急了集体唱国歌,把一个住宿的事弄得复杂了,就是在机场熬一宿,也没到“最危险的时刻”。其实要唱应该唱《春天里》,“朗里格朗朗里格朗 没有航班也得吃碗饭也得住间房哪怕你们怪模样朗里格朗里格朗 朗里格朗朗里格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