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小时候,父亲很严肃地说:你必须写一笔好字,往下这辈子就不愁吃穿了。我哪能理解内中含义,但不敢不听,只得每日做罢作业再硬着头皮写大字。有一年暑假结束前夜,我帮同学写了五、六十张,报酬是两套邮票。那时天津小学生都写柳体,一笔一画马虎不得。大家说这位柳老先生,把我们害苦了。我还行,我写得挺溜。

 

  小学课程里就单有“大字课”,不叫书法课。上这课自带笔、墨、砚。直接写米字格,不描红。有同学说她的砚不怕摔,大家就往楼板上拍,什么事也没有,好像是含了橡胶。还有些砚很贵重,刻着花草人物,老师看了都喜欢。一问同学是他爷用过的,他爷是曹锟(民国总统)。一女生的砚也不错,她姥爷是张作霖。怎么回事?我家住天津原英租界里,那就是那么个地方,扎堆了。

 

  但我家可没那么多好东西。我父亲自小进商号学买卖,倒是也挣点家业,可仗打起来都扔东北了。父亲从店员干起,记账盘货,“水笔字”(毛笔记)写得流畅。现在回忆,是很规范的小行楷,没有草字。我下乡带俩木箱,走时他贴块红纸,写了姓名学校班级住址等。后来磨旧了,有人乍见(没看清),说这箱子是从委托店(旧货店)买的吧,标着什么?

 

  上小学时,我和同学逛天津劝业场。到那必去的两家商店一是艺林阁一是荣宝斋。艺林阁两层,一楼古玩瓷器二楼字画,字画挂得一道道迷宫一般。印象深的有“张大千美女”、“徐悲鸿奔马”(标签)。开始不知“张大千美女”该如何念,后才知是张大千画的美女图,好像卖几十块。可那也够贵了,当时最好的奶油冰棍才伍分一根。几十块,够一大家子人过俩月。喜欢徐悲鸿的马,看不够,就拿个画本对着摹,店家也不反感。

 

  荣宝斋把着路口,就一层,右墙上挂一六尺长幅,很内敛的行草书如墨玉从天而降。记得开头二字是鲁迅,往下有认的也有认不得的。进那店都是买东西的,不买光转悠,服务员就问小孩你买嘛?说不买嘛。他说那就出去玩去吧。后来有那服务员上班我就不敢进,只能隔窗子看看那副字。再后来就没了,叫人买走了。

 

  “文革”起来,我家的人是“干校”、“三线”、“学习班”、“兵工厂”、“郊区”哪都有,联系全靠母亲口述我写信。还有父亲的“历史材料”,我也帮着抄,我抄得又快又清楚。偶尔去学校就用毛笔抄大字报(社论),纸墨有的是,过瘾。下乡后因字写得好,还抽到公社广播站当过通讯员,每天补助五毛,能吃上白面饼。后到县里开会,知青办老主任找几个人抄材料,他来回走着瞧,最后停在我身边,说你的字写得好啊。会散后就经常抽我来县里帮着写材料,挣“误工补贴”。这期间,我开始练隶书,写的都是***语录和诗词,还自做条幅挂在房里,社员知道了都来看。新盖的小学校,白墙不能空着,就摹写毛体书法作品。

 

  我把毛笔字放下是在写小说之后,实在是没有那个时间了。那时没有电脑,不少作者写篇作品起码是写(改)一遍抄一遍。很累。而我的钢笔字此时帮了我;几万字一个中篇,一遍下来,跟抄出来一样。即便个别地方添抹了,也不必重抄,直接就寄走。编辑们也都愿意看我的稿,首先是字体看着舒服(方正,不倒不歪),再就是清楚。

 

  上大学时,我最喜欢古典诗词,毕业差点留校教书。后来写农村题材作品多,不光旁人,很长时间连我自己都觉得我就是乡镇干部,满脑子都是土话。有一年去湖南在曾国藩旧居,下大雨,身上都湿了,人家铺了纸让写诗,我灵感突至说行了我现在正是“诗人”(湿人)。一首七律马上出口并流畅书就。往下这闸门就开了,日后但凡参加笔会,就多由我作诗写字。前年秋参加作协七代会,我在北京饭店金色大厅当场写了不少,还有人转手卖给了外宾。

 

  于是我再度对书法产生了兴趣,且日益浓厚起来。钻研书法,必须读史书、作词赋,这又促我再度学习。如作《避暑山庄赋》,虽酣畅淋漓一时而就,但写之前,我已数读《阿房宫赋》、《上林赋》、《三都赋》等名赋。而《史记》等更不能不看。前些日读了《承德府志》,又收获颇丰。

 

  个人书法技艺的进步,归根到底是对中国传统文化积淀的结果。而学研之所得,往往又是不断发现自己知识断层何在,书法感悟差在哪里。于是就再读再写。学古人学今人,也相信自己。循环往复,以致无穷。这大概就是我的笔墨之缘新追求吧。当然,至此我也理解了父亲的话,他还是有点预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