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来有些不好意思,我与热河最初的结识与思绊,是缘于春日里的一个美梦。先前我不愿讲出来,因为那分明是又一黄粱美梦,容易招大家笑话。现在岁数大了,不在乎了。就讲。

那是1972年春上,我在塞外大山沟子里插队已历数载,已经“插”得满脑袋高梁花,一肚子葱蘸酱。忽然有了机会到“地区”开会,就似平民乍进紫禁城,兴奋得连眼珠子都发直。承德地区的所在地是承德市,即原热河省的省会。虽然那时避暑山庄和外八庙都破烂不堪,但毕竟是个有山有水的“大园子”。会上伙食不错,嘴巴解了馋,午饭后就有情绪舍得花五分钱,买张门票去山庄一逛。大会安排了午休,但一些积极的与会者要用那时间学毛著搞交流。我不行,我特想找个肃静的地方一个人呆会儿。地区招待处与避暑山庄隔街相望,一箭之地都不够,抬腿就到。

那时正值岸柳乍绿湖水清凌,理应是踏青春游佳日,但园内却人影稀疏。我暗喜,信马游缰的瞎逛,就逛到热河泉边(热河源头)。晌午的日头有些灼热,身上的冬装(山里早晚尚冷)又厚,吃得又咸,口渴。我拣湖边干净水捧了几下喝,然后就靠个土坎歇歇,不想眼皮一沉,不知不觉竟迷乎着了。恍惚之间,就觉得有人唤我,就去了知青安置办公室。工作人员告之你被选调参加工作了,单位是热河省政府下属的什么什么局什么什么科(名字长不好记)。我狂喜,喜极而泣。随后就忙着报到,分宿舍,买饭票,又写材料,搞对象,分房子,登记结婚。然后就有洞房外鞭炮大响,还有炮屑砸在脸上,砸得生疼……不料就打个激凌惊醒了,原来竟是一梦,眼里喜泪尚存,脸上身上尽土石渣。有人大喊:那小子你怎么在那睡,不要命了!

好家伙,哪里是娶媳妇放鞭炮,头顶山崖上打防空洞正放炮呢!我紧忙狼狈逃去,心中却对那残梦恋恋不舍。后逛普宁寺(大佛寺)时,面对千手千眼大佛,我心中暗暗祷告,愿佛祖保佑我走出大山,日后能来这热河城里安家立命。不知是心诚则灵,还是命中有缘(其实是硬分配回来,当然我也愿意。1973年至1976年,我在河北大学读书),反正到了1976年初秋,当给大白菜地施肥弄得空气中有股子味时,我果然就落户承德市,成了热河老城芸芸众生中的一员。算起来,至今已近三十年了。这些年间,由于对那个美梦心存感激之情,我就常去避暑山庄,常见热河。由此,也就格外关心了有关“热河”一些话题,并探寻发生在她身上的往事和秘密,还试图做些粗浅的解读与说明。

首先是热河到底是哪一条河?是发源于避暑山庄内湖的一个地下热泉,流程只有短短的数百米,在一些大词典中被称为世界最短的那条河呢?还是流经热河城的一条叫武烈河的大河呢(武烈河在一些书里也称热河)?这一直是有争论的(需引经据典,不细讲了)。争论的结果又很明了,赢家是被更多世人所接受的那条最短的小河。我想这也是有一定道理的,武烈河虽大,但大不过滦河(武烈河注入滦河),而热河(泉)固然短,可小得没有其他河流能与之相比。俗话讲,物以稀为贵,水少贵如油。故此,小热河(泉)胜过大热河(武烈河),也就在情理之中了。

热河虽然短小,但这条小河却有大名,当初曾冠省名数十载,即热河省。至今游人来山庄,必寻热河之源(热河泉)拍照留念。对此,我就常想,一条小河,缘何有如此之大的魅力?

想那长江,劈山越岭,一泻千里,气势如虹。那黄河,夹泥挟沙,浩浩荡荡,接天连地。大凡有名气之河流,无不因其自身有独特而宏大之气魄以动人。然这热河呢?起身不过湖中一不冻之泉。说不冻又不能热气蒸腾,说泉源亦不见潜水急涌。再往后,这水就汇入湖中,经闸口流出,沿宫墙根钻小桥走小沟,蔫溜溜隐藏藏无声息的注入了武烈河,连个小小浪花也未飞溅起来……

但她就是有名,就是为热河人所喜爱乃至热爱。那么,又爱在哪里?“热”在何处呢?

道理又简单,用热城老城里人人皆知的说法,那就是“热河化冰”,谐音即为“化兵”。冰,在热水里是要融化的,借用过来,就是说此地有化干戈之灵气,这城下从来不动刀枪。热河城乃“不战之城”也。

果真如此吗?关于这一点说起来是十分有意思的。热河(省)北阻大漠东通关外西连边塞,本是京城北方的重要屏障,是理所当然的战略要地,历史上在这里发生的战争也委实不少。有清一代,乾隆皇帝曾御驾亲征,在围场一个叫乌兰布通的地方发起大战,剿灭了格尔丹的叛乱。那一仗非常重要,由此去除了北方的重大隐患。到了近代,从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有许多重大的战役就在这里发生的。如热河保卫战,苏联红军进军东北,解放军攻打隆化(董存瑞牺牲地),以及承德的“二次解放”(日军投降,我军进城,称一次解放。后国民党军队占领,我军再解放,称二次解放)等等,都是双方有重兵投入的大战。

可让人意想不到的一个结果是,无论这些战事在热河城外(最近处有十几里)打得多么激烈,但在热河城下却从未有双方兵戎相见大开杀机的记录。实际情况均为攻方未到,守方就撤了。既然无人据兵固守,也就无所谓攻击,于是刀光剑影依在,可炮火硝烟却从来没有在热河城下(里)燃烧起来(这也是避暑山庄和外八庙能保存下来的重要因素之一)。

可能有人要问,说当年军阀汤玉麟不战自退把承德拱手交给日本人,尚可以信,难道我们的革命军队也不抵抗,就把胜利果实给了敌人吗?我不想分辨,历史确是如此,郭耀臣是一位在热河(承德)战斗工作了28年的老干部,曾任承德市市长、承德地委副书记。19458月日本投降后,他9月来到热河,当时的热河省委书记是黄火青。到了1946年6月底,内战全面爆发,国民党在东北的兵力增至15个军51万人,夺取了工业最发达、人口占全东北一半有余的南满地区,随后就派重兵争夺热河。同年7月,东北局在哈尔滨召开了扩大会议,号召广大干部“走出城市,丢掉汽车,脱下皮鞋,换上农民服装,不分文武,不分男女,不分资格,一切可能下乡的干部统统到农村去。”按照热河省委的决定,黄火青通知郭耀臣同志任承德工委书记,留在市郊与敌人坚持斗争。郭是1946826日下午带队伍从城里撤出的,隔了一天,28日国民党军占领了承德古城。两年后,到了19481112日晚,在得知国民党十三军从承德出逃的消息后,郭耀臣立即带人于13日拂晓进了市区。也就是说,双方一进一退,都是退在先进在后,彼此未曾碰面。国民党十三当时撤到北平,后随着傅作义将军起义,但军长石觉去了台湾。在热河老人口中,至今还说别看石觉的部队装备好,到时候跑得比免子还快。

撇开当初战与不战的因由原委不细论,我想百姓渴望过平静生活的愿望是可以理解的,借助热河化冰(兵)的想象也是美好的。由于没有打过仗,几百年下来,直至文革之前,热河城内尽管一副老旧之相,但基本保存着原貌。青砖老屋成片,牌楼石街依在,远望避暑山庄和外八庙,仍看得出昔日的盛世景象(近看不行)。我在这城里落户之初,常徜徉于这饱含历史神韵的环境中,随便走进一条街钻进一座院,满目敛到的俱是岁月遗痕。后来我写过一篇散文,题为《静静的边城》,其中就讲了这座塞外古城的神韵所在,即心态与环境的安宁。而这在今天已变得十分珍贵了。

细细想来,热河城的宁静又是有渊源的,是有据可查的。三百年前,今日避暑山庄的所在地人烟稀少,不过是一处叫热河上营的小村庄。后来只所以被选中建了一座规模宏大的行宫(简称离宫),是与当时国家的政治形势是密不可分的。康熙二十年(1681年)时,在平定了南方的“三藩”叛乱之后,康熙皇帝把战略重点从南方转向北方。为了训练军队,加强与北方民族的联系,抵御沙俄的侵略,他设置了木兰围场,形成“木兰秋 ”的制度(“木兰”,满语为“哨鹿”。秋 ,秋天出猎)。方圆一万余平方公里的木兰围场,层峦叠嶂,水草丰美,野兽成群。每到中秋节后,清帝就亲带满汉大臣、蒙古王公及八旗兵丁几万人,在此行围打猎。

但这种大规模的活动,却是从每年春末夏初就开始的。皇上带着众人全身戎装从京师一路北上,很像我们现在部队的“拉练”,也像军事演习。这对于马上打江山的清朝皇帝很重要,他由此可体验先祖的创业艰难,又强健了自己的身心。而对臣子更重要,如果不熟悉弓马,经不起风雨,你就必然不会被使用更不会重用。然而,这里有一个大难题,就是每次行围人数众多,需要大批给养,沿途又需有供吃、住、休息的地方,同时清帝还要利用这段时间处理政务,安抚边疆,召见宴赏蒙古王公乃至外国使节。为此,清帝遂在沿途建行宫,共建有31座之多。时至今日,当人们乘汽车从北京到承德,这公路的方位走向基本上与当年的古御道是一致的。沿途密云,古北口,巴克什营,长山峪等等,都有当年行宫的建筑遗迹与文字记载。到了1703年,康熙发现热河这块地方有独特的自然风光和宜人的气候,是一块宝地。他在《御制避暑山庄诗跋》中写道:“自京师东北行,群峰回合,清流萦绕,至热河形势融结,蔚然深秀,古称西北山川多雄奇,东南多幽曲,兹地实兼美焉,盖造化灵淑特神于此。”

慧眼识珠。康熙看见热河地兼南北的雄奇与幽曲,是造大型行宫的上好宝地。他说干就干,就下旨建起避暑山庄。几年后住进去后,又不停的扩建,工程一直干到他孙子乾隆那里,才算比较完美了(包括外八庙),前后竟建了近九十年。想想,这在当时应该是一项多么大的工程啊。

热河行宫位于京师与木兰围场之间,章奏朝发夕至,皇上办理政务,与宫中无异。据记载,乾隆皇帝自即位到他死去之前,来过热河避暑山庄53次。除特殊情况外,每次都是农历五月来,过完他的生日(八月十三)以后,再到围场行围20天,至九月才返回北京,前后近4个月。略计算,乾隆执掌政权60余年中,竟有将近20年是在避暑山庄度过的。乾隆年间发生的大事,几乎都和避暑山庄有联系,许多重大的决策均在这里决定,许多重要活动亦在这里举行。如英国特使马嘎尔尼一行远渡重洋前来觐见,按说这等重大国事活动应在京城举行。但乾隆毫不犹豫的让他们来热河。可见当时无论对内对外,承德已是名正言顺的清朝第二个政治中心,故又有夏都之称。值得称道的是,从康熙到乾隆,祖孙二帝在承德的所作所为,可以说是头脑清醒举措得当失误极少。由此说来,“康乾盛世”的出现,与避暑山庄所发挥的独特作用不无关系。

对此,我又有这样的理解:康熙、乾隆都非常喜爱这座夏季非常凉爽的避暑山庄,他们在这里不建高大华丽的殿堂,不求园林的人工巧琢。而要的是青砖黑瓦的房舍,自然和谐的山水。我想这就表现出他们所持有的一种难能可贵的心境。这心境可以用四个字来概括,即天然、宁静。

避暑山庄里最著名的正殿叫澹泊敬诚殿,又称楠木殿(用楠木建造),其作用与北京故宫的太和殿是相同的。“澹泊”二字,源于《易经》“不烦不扰,澹泊不失”之句。诸葛亮在著名的《诫子书》中说,“澹泊以明志,宁静以致远。”清康熙皇帝很喜欢这两句话,他以“澹泊”为座右铭,以澹泊明志表现自己的情操。澹泊敬诚那块匾就是他的手书。来过承德的人都知道这么一点,就是山庄内的众多建筑虽同为皇家所用,但却不用故宫大内的琉璃明黄。承德也有金壁辉煌,但金壁辉煌全给了外八庙,而外八庙主要是为了安抚少数民族作统战工作用的。这倒不是说清朝皇上多么节俭(当然也有求俭治国的理念),而是他们要铸造一种澹泊宁静的氛围,让自己的心情在这里能去掉浮躁,以便专心致至的治理国家。这可不是美化他们,起码康熙和乾隆这两位与山庄关系最密切的两个皇帝,在历史上还是勤奋并有较大作为的。这两位皇帝每年都有小一半的时间是在避暑山庄里度过的,山庄的气氛对他们的影响是很大的。

这种心态也深深浸染着热河城,也熏陶着生活在这里的芸芸众生。我又想,但凡古来争战之地,烈火熏腾,生死瞬间,或毁于一旦,或绝处逢生。如此经历下来,其生存者多性情刚烈,不畏艰辛,任凭日月阴晴圆缺,笑对人间悲欢离合。以这种心态参与社会生活,就很容易掀起轰轰烈烈大潮,卷起风雷激荡之举。而不战之地呢?就说热河城吧,岁月悠悠,天地漫长,百年老街故人相逢,一碗清茶话说当初,端的就别有另一番情调。就我个人感受而言,三十年前的热河,实实在在的还停留在与世无争自得其乐的状态之中。一座只有三四万人口的山中小城,却守着一个偌大的避暑山庄,山也青,水也清,人们过着一种淡寡寡的日子。难得去趟北京,买不起贵重物品,芝麻烧饼买些来也是好的。说来这种状态确实是不理想的,好似有些不思进取,但不理想中又存藏着一些有益的成份,那就是这座城里的人的心态总的说来是平和的,比如大跃进时,这里没有太大的发疯。六十年代初,这里率先搞了包产到户。文革中,这里也没有过大规模的武斗,打死人的事很少了……

然而,这又只是一些让老百姓能看到的表面现象,而隐藏于这后面的有些真实情况,则是不会轻易能披露出来。即使到了今日,许多往日档案已对社会开放,当我去查看有关热河省撤销前后的文件时,则被告之热河省的档案不在这里,而地委常委会的记录,是需要上级批准才能看的。那日在空旷而又有些冷的阅档室里,有几个人在查当年个人参加工作时间的原始材料。身下的板椅冰得我肚子阵阵发痛,我只好匆匆翻了些,就连忙退出了。

不过,这没有关系。数年前,余秋雨先生来承德,住在避暑山庄山后的一个招待所,我一看文章就知道那是一个部队招待所。很有意思的是,余先生没有等到第二天从正门(丽正门)进去,而是头天晚上望着山庄的背影,就来了情绪,就开始了《一个王朝的背影》的文字表白。说到底余先生在承德也没住上一个星期。而我呢,我已经在这座古城里生活了许多年,亲历了许多事,即便没有看到具体的原始文字记录,也能凭着自己的所见所闻(包括书刊),写出我对热河的一些真知。而这真知是不该忘记的。

首先让我感到有点不对劲的地方,就是这座以自然、宁静为灵魂的古城变得有些浮躁了,而这种浮躁又是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最先让我听到和看到的,是七十年代拆文庙。热河文庙规模很大,始建于乾隆四十一年十月,至乾隆四十四年五月建成,历时近三年。建文庙的想法是康熙四十年时,康熙帝有感热河城“聚民已达万家,耕桑以辟,户口以增,幅员之广,不啻数千里。”而有兴礼乐,立学校,建文庙之动机,感事不可缓。然而又存有待以百年之意。故到乾隆这里,财力物力等等都俱备了,就把他爷爷愿望实现了。热河文庙建筑宏大,仅亚于曲阜文庙,大于北京的文庙,实乃中华传统文化的瑰宝。但在七十年代的“批林批孔”中,却以建学校的名义,把其中的大殿统统拆平变成了学校操场。如今想起来真是痛心不已。此外,那些年还刨了古街,扒了老房,棚了旱河(给旱河加盖,在上面盖房)。总之,好以非要把这个热河城的古朴和悠久都从根上铲光才甘心。

哪来的这股邪劲呢?往下,还有更大的热闹呢。说来这事还和我有了点关系。起因是本该不影响游人的避暑山庄晨练,日后就练得有些吓人了。锣鼓齐鸣喇叭声声不说,还有各门各派路高人大旗横帜招兵买马。气功最热的时候,宫内空场处能有十几种门派,包括“***”,都各有自己的地盘和队伍。有练得满地打滚抽疯的,有练得撞树撞拄撞得树摇拄晃的,有练得修鞋的变成了“大师”,到处拽游人发功治病的,有练得麻子说把脸上的坑儿都练平了的,总之什么“奇迹”都出现了。

那年夏天,我陪一外地朋友早晨去离宫(即避暑山庄),一进去,把朋友吓一跳,以为在拍电视剧。后来,我就写了一篇文章发表,文章的题目是《离宫清晨有点燥》。很显然,这是一篇带有批评言语的文章。不过,在几千文字中,批评的内容其实是很有限的,我主要讲如何从保护文物的角度看待离宫(已被定为世界文化遗产),作为公民应如何关心和爱护这座名苑。文章一经发表,就有了强烈的反响。让我感到特别惊讶的是,本来我讲的道理很充分,但反响的强大一方,并不是支持我的,而是反对的声音。偏偏省里的记者又来火上浇油,他们又拍电视又拍照片又上网,报纸文章的标题是《承德人要被撵出山庄》。大号黑体字很醒目,叫人看一眼就觉得出了什么事件似的。我那篇文章全文不足四千字,有一位老先生拿了篇六千字的反驳文章到报社要求发表。文章讲山庄在封建社会是帝王的,解放后回到人民的怀抱,就是人民自己的公园,我们不去享受,谁享?我们不去跳,谁跳?

承德是个小城,有一点事就随风飞絮,很快就全知道了。那一天,准确讲是个夏季的星期天,吃了早饭后,看天气不错,我外出转转。正走着,忽然就有人把我拦在避暑山庄前的大街上。那个场面既令我既尴尬又害怕。一来大街上本来不是论理的地方,二来拦我的人很多。这埸面让我不由地想起了文革。再者,当时我只所以还有点发蒙,还因为带头拦我的竟是一个熟人,说来还是个老部下。尽管他比我要年长几岁,但在十多年前我确实在他工作的那个系统当过负责人,我们的个人关系还很不错。他当时满头大汗,身旁的人个个汗湿衣衫,一看就知是晨练的伙伴。他嗓门很大,大喊“何局长(我当过多年地区文化局长)你干啥写那文章,你别走,我们正要找你说道说道呢!”

这一嗓子可了不得,一大片潮水般正在行走中的人都站住了,并朝我这望并围拢过来。外地人可能想象不出来我们这山庄晨练归来是何等的阵势。打个简单的比方,就如同当年电影院散场。只不过电影散场至多是千八百人,而这里绝不会少于万八千的,而且还是从一个宫门出来的。在这需要略做解释,若是平日早上,差不多八点钟前是“散场”的高峰,而在星期天,高峰出在九点左右。偏偏此时我“逆流而上”,彼此走个面对面,可以想象,一旦被众人围住了,必然是难以脱身。幸亏我急中生智,说这件事咱们回头再说吧,未等包围圈合拢,我嗖地钻了出去,才脱离了险境,再摸头上满了冷汗……

事过之后,大约有半年时间我没去离宫。不是我缺少勇气,实话实说,这事不论换了谁,你就是再有理,面对那庞大且庞杂的人群,你也只能退缩,硬上毫无意义。不用人家动武,只要往前一挤,就能把你踩成肉酱,而你都无处喊冤。

其间我也不断地反思自己,难倒我说错了。过了一段时间,我的心情逐渐平静下来,平静并不是因为社会上赞成我观点的声音多了,也不是没有人要和我“理论”了,而是我这时又悟出一些道理,想找人心平气和地说一说。我想起曾答应人家“回头再说”,要言之有信,于是我决定和那位老同事聊聊。我起了一次大早,去山庄里寻他,然而让我失望,没有找到。当我再想去找,却听到了一个不幸的消息,他练大劲了,脑出血,去世了。此时已是转年的春天,望着柳绿枝头湖水涟漪,我心中不知道是什么滋味。不过,经过一段时间,我还是找出了一些答案。

事情大概应是这样的:热河身边这一大片山地,很早就建州立县了。到了民国初年,热河省正式建制,下辖二十多个市、县,是中国北方的一个重要省份。中国近代史上的许多大事,都曾在这里发生,并由此被世人记住。据记载,解放战争之初,***曾派人来热河,准备将党中央、中央军委的所在地,由延安迁往这里。当时考虑这里面对华北平原,是可进可退的好地方。同时还因为承德是当时由我党控制的两个完整省份的省会城市之一(另一是张家口)。后来由于时局迅速变化未能实视,才改派中央工委去了平山县西柏坡。但整个解放战争期间,热河始终是关内干部和部队去东北的重要中转地,因此,那时热河省是很受人关注的一个省份。全国解放以后,热河省虽然经济基础薄弱,但各项工作也是很努力的,有些在全国都占了相当的位置。在搞农村合作化的过程中,这里有个叫朝梁子的地方,因办社积极性高,还曾得到***主席的按语,即“所谓落后乡村并非一切都落后”那句名言。那时,热河省政府在省会承德市大兴土木,已建(筹建)了规模宏大的剧场和办公大楼,这些建筑至今仍不过时,依然和众多现代楼宇并肩而立。当时热河省的干部情绪很高,都觉得在大家的辛勤努力下,热河省的工作会很快的出现新局面。热河省的省会承德市,也成为许多人向往的地方。尤其是东北籍的干部,来这里的很多。

然而,一件令许多人都想不到的大事很快就发生了。1956年初,热河省建制被撤消了。撤消的决定是由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决定,由政务院具体执行的。应该说这项决定是从新中国建设全局考虑做出的(同时撤销不止热河一省),对此,虽然感到有些突然,但热河省的干部都表示拥护。随着热河省的辖区一分为三,干部一部分去了辽宁,一部分去了内蒙,大多数的则留在本地,成了河北省下属的承德地委、行署的工作人员。于是,在那个春光依旧准时来到避暑山庄照耀热河的季节,中国北方的一个叫热河的省份却悄然消失了,热河省的往事也像一个梦,永久留在了人们的记忆中。不过,热河水无声无息的继续流淌,因为生活还要继续下去。

不管怎么说,昔日的热河省终究经济发展比较落后人民生活水平较低。如今变成了一个地区,和长城以南的比较富裕的地区同为弟兄(地区),按说也是件好事,好就好在由此可能会受到一些额外的关照。然而,这种关照来是来了,只是来得晚了很多年,而首先来的则是一些不曾想到烦恼与麻烦。

我是上世纪六十年代末来到承德的。那时承德作为河北省的一个地区已经十多年了,可当我走进行署办公楼,尤其是接触了一些原热河省的干部时,仍然能强烈的感受到一个大省去后所留下的印迹。比如那楼的规模,当时在全省各地区肯定首屈一指。干部呢,讲话办事的气质,也无处不流露出自已曾在大机关工作过的。前面提过,当初热河省的干部有很多是从东北过来的,参加工作后一般都在沈阳、锦州这些城市工作生活过,后来是在“支援热河省”的号召下主动报名前来的。这些人身上有一股子“洋气”,故热河省以及尔后的承德地区,跳交际舞一直很盛行。而一批从冀中平原和太行山里出来的干部,身上则更多的保存着从家乡带来的乡土气息,尽管不用白毛巾罩头了,但独特的口音却把籍贯毫无遮挡的告诉了众人。日后他们陆续被派到承德,与原热河的干部虽然走到了一起,却又是很容易分辨开来的。

勿庸讳言,跟全国其他一些地方一样,在热河身旁的这方地面上,自热河省撤消之日起,一股“本土”情绪不由自主就产生了。对此我做过认真了解,了解到这种情绪其实并不是要搞什么独立性,更没有想搞“独立王国”。原热河省的干部也是受党教育多年,也是懂得党的纪律的。那么,与上级的矛盾出在哪里呢?

一些老干部一针见血的指出,矛盾出就出在承德的许多情况与“口里”(长城关口,指长城以南)不一样。当上面的一项工作任务部署下来,口里众多地方觉得合适,但在承德山区这里就有些不甚合适,有的甚至很不合适。山里人(干部)性情又直,有时就表现出些个情绪,一来二去,总强调自己的特殊性,希望能从实际出发,不搞“—刀切”,结果就弄得上面先是很为难,长了就觉得这些人是不是不服从领导,要搞“独立”呀。在那个强求步调一致的年代,如果有这种问题,是绝对不能允许的,况且,你们这些人原本又是从热河省划归过来的,是不是没把我们放在眼里呀。于是,在工作、感情和习惯上不断闹别扭之后,最终就上升到了政治层面。结果,承德地区就在政治上吃了大亏。

吃大亏,其实也不是没有一点征兆的。原热河省委书记王国权离任后,并没有在新的省份任职,而就此改了行,做了把多年外事工作,最后当了民政部副部长。王国权是个非常老成厚道的人,对热河这里很有感情,去世前些年,屡次来承德看望老部下,还要到山里看望贫困乡亲。他有文章成集,我拜读过。其中关于他在热河省的一些记载,看得出他很勤奋又有作为。尤其在治理干部下乡讲排场讲吃喝上,他下了大功夫。他是念过书的人,参加革命早,但不是武将。他做过多年大使,还做过对外友好协会会长,在中日关系上有过特殊的贡献。我不清楚他当热河省委书记是正部还是副部级,但从他日后的职务看,他可能没得到提升。

提升与否,这对王国权同志是无所谓的,人家投身革命本不图当官。但王国权可能没有考虑,其实他的去向与任用,对仍然留在承德的原热河省的干部影响很大。假如他到新并入的省当领导,哪怕不是一把手,承德的情况恐怕也不会象后来那样糟糕。有句不好听的话,用在这里可能不合适,但我又找不着比它更合适的,那就是“树倒猢孙散”。这话可不是糟践谁,容我略作解释:九十年代,机构改革地市合并。当时承德地区的书记和专员都是省里派来的。合并之前,他们蔫不溜全走了,一时间,我作为地区的干部,看看身边同仁,大家就有点树倒的感觉。这应该是一个现实,一个地方,即使从未有心搞小团体,但毕竟在一个锅里抡马勺,彼此关系必然要密切。当头头的说走就走,下属面对新格局难免就有失落感。好在这种感觉在我这儿很快就消失了,因为这时我们正处在党内生活已经正常了的好时期。

而五十年代后期则不然,承德地区的老干部至今提起来还略有余悸(作病了)。这里无法回避要提一个人,那就原热河省委秘书长王克东。当初就是他带队去朝梁子搞调查的。据史料记载,***同志的按语,就是在看了他的调查报告后才做出的。王克东,山东平原县人,1915年出生,1937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曾任山东抗日根据地的观城县、曹县县长。1945年到热河省,后任围场县委书记,全国解放后调热河省政府任秘书长,后任省委秘书长。这是一个工作很务实又讲真话的干部。至于王克东带队在朝梁子搞调查并写了报告的具体情况,包括承德一位资深的搞党史专门研究他的专家,一直想当面问个究竟,可惜他与克东同志多次讨论热河和承德的许多重大历史问题,却忘记了问这件事。王克东去世后,这事成了专家的憾事,对于我们亦是如此。不过,我猜想,搞调查的时候,王克东并不是热河省的主要当家人,在全国搞合作化高潮之际,他的调查报告不可能是逆风而行的,否则***主席也不会写按语。但当热河省撤了后,王克东当了承德地委第一书记,成了主要当家人、决策者,情况就有了很大变化。

王克东更加注重深入实际调查研究,对塞外这片贫瘠的山区如何走社会主义(集体化)道路,渐渐的就有他的思考。其中最著名的就是承德地委制定的有关“毛驴下放”的一系列政策。这也成了他日后的一大罪状。什么是“毛驴下放”呢?1958年末,中央发现了实际工作中的一些问题,召开了几次重要会议,开始纠正公社化运动中的一些错误。1959年上半年,王克东根据中央和省委指示精神,领导地委一班人对前段“左”的做法做政策性调整:降低了全区农业生产不切实际的高指标;对“大跃进”以来各种“大办”中的一平二调进行退赔;对1958年的决算,实行三级核算,两级(大队、生产队)分配,公社提成,大队包干的分配方案;决定凡是毛驴以为生活服务为主的地方,将毛驴下放到户饲养;解散群众最为反感的农村食堂。

因为我在塞北农村插队五年,虽然年代稍后,但很明白“毛驴下放”的实质,就是允许农民个人家饲养(拥有)毛驴。应该说这是很为老百姓着想的:当毛驴都入社后,农民想驮个柴禾、粮食,以及走娘家,推碾子拉磨,全必须到生产队去“号”,即在队长那申请,排队。结果弄得群众生活非常不方便。王克东的举动,显然既符合当时中央的精神,又符合群众的要求。在1958年末至1959年上半年,不仅王克东,许多高中级领导干部都脚踏实地的在农村干着这一类事。

然而谁都没有想到,“风”向突然变了。1959年庐山会议后,自上而下的搞起了反“右倾”运动。与省里步调不甚一致的承德自然不可逃过这一劫,而王克东的命运尤其悲惨,一转眼就定为犯了“右倾机会主义路线错误”,随后河北省委在《关于以王克东为代表的恢复资本主义的反动路线问题向中央的报告》中,将王克东定为“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右倾机会主义分子,是一个在党内坚持资本主义道路的农村富裕中农资本主义势力典型的政治代表”。

老天爷啊!今天的年青人根本无法想法这一大段话是怎么排列出来的,更难想像被扣上这些大帽子之后意味着什么。回答又很简单,那就是政治上的死刑,人生道路的绝壁。如果承受力稍弱,就得自杀了。好在受这种冤屈的不是一两个人。况且这些人多数都是在枪林弹雨中闯过来的,承受力很强。于是,王克东就到石家庄的一个县去当副县长,开始了被发配后的另一种生活。但事情远没有这么简单的收场,一个地区的一把手成了右倾机会主义分子,那么他手下的干部呢?我都不忍心将下面的文字写出来,但又不得不写:这一次以批判王克东为中心的反右倾运动,规模越搞越大,范围越来越广,由批判王克东一人,进而牵连到一个所谓的“反党集团”。包括主管农业的地委副书记、农村工作部部长副部长,以及在工作中支持过王克东或执行了地委所制定的政策的干部。被列为重点批判对象的有市、县委书记、委员、科局长、公社书记、社长等党员干部103人;有956个单位连续搞了5个多月反右倾运动,有527名党员干部被认定犯有“右倾机会主义”错误,其中272人被定为犯有“严重右倾错误”和“右派机会主义分子”。大多数人被撤职、免职调离。真是覆巢之下,安有完卵。劫难所及,无一幸免。

一个小小的承德地区那时能有多少干部?这么一整,基本上把原热河留下的干部都一网打尽了,侥幸者则人心惶惶不可终日,尔后外派来的干部,必然首先要与“热河派”划清界线站稳立场。“热河”终成了一个不敢言及人人避之的怪东西了。以至1962年按照中央精神,为王克东他们那一批人平反时,时任华北局书记处书记的李立三不得不做大量的工作。他提到王克东(工作)也是很好的,我们把人家批判错了嘛!就应当给人家官复原职。李立三只所以要做很多工作,是因为河北省委对王克东等人的平反意见,虽己写出了草稿,但在同意平反时,又还多少留了一些“尾巴”。“尾巴”在那个年代很可怕,有“尾巴”的人,不管如何被平反,实际上也是弄不“平”的。“尾巴”在里面鼓着,很难看,很难受。

自此,承德开始忌讳谈热河二字。直到后来,包括城市街道店铺门匾,都不见热河字样的题迹。这种余悸延续了很多年。那时热河(泉)似乎也知道了自己不招人喜欢,于是它的热度逐渐降低,冬季没了有以前蒸气,夏季水量也不再多了。她象一个被训怕的孩子,胆怯怯畏缩在离宫湖水的一个角落。水草萌生,碎石遮岸,如果没人指点,生人很难寻着。或许再过些年,它就会彻底没了踪迹。

上世纪七十年代中期,我所在的地委党校前身是热河省委党校。学校有个礼堂,隔出一部分堆了不少旧桌椅。我去翻,翻出一台包着皮面两头沉的大办公桌,跟《列宁在一九一八》克里姆林宫里的办公桌差不多,桌的一侧印着热河省委办公厅多少多少号。我很喜欢,搬到宿舍里,摆上书,还写了鲁迅的一首诗,即“躲进小楼成一统,管他春夏与冬秋”,贴在墙上。没过几天,教研室的一个运动积极分子(当时确有这种被评价的人)就找我谈话,问你知道那桌子是谁的吗?你写那诗是什么意思?我茫然了。幸好我插队多年,练得胆大,说谁用过跟我有什么关系,写那诗是向鲁迅学习,你不让吗?把他气够呛,但由此我入党的要求也就迟迟得不到批准。事后才知道那办公桌曾是热河省委领导用过的,而“躲在塞北成一统”,正是所谓“热河派”的罪名之一。

到了九十年代初,我当地委机关报、《承德群众报》社长。我很喜欢那个报名,那是当年请郭沫若先生题的。说来有趣,包括群众电影院等,热河省时看来很看重群众二字。但当地、市合并时后(以市为主),报名就奉命不要“群众”二字了。后来增办晚报,我取名《热河晚报》,应该说是挺好的晚报报名。而日后一旦我辞了社长专事写作,晚报的热河二字也就变没了。我当时还曾暗想热河啊热河,你到底是怎样把人得罪了?

热河是能化冰(兵)的。但化了干戈,却又难成玉帛。玉帛是怕水的,多好的玉帛沾了水,也要变形乃至发霉受损,而运动的祸水及后患却是总总不断。虽然这种联想与现实并无因果关系,但事实上热河城原有的平和心态已在人员(人口)的更迭及猛增中逐渐被改变,直至被冲击的难以复存。有人告诉我,1964年搞“四清”时,当万人工作团浩浩荡荡开进某县城时,当天被吓死(自杀)的就不下几十人。运动连连,指鹿为马。大军压境,草木皆兵。由此,再看出现拆文庙等等举动,也就不奇怪了。记得我初参加工作那年冬天,市里批判一位叫翟向东的市委书记。翟向东是个文化人,对承德的历史很有研究,后调到人民日报社任副总编。主持批判会的是市武装部的一位军人(这事无法回避,当时武装部权力大)。据说拆文庙就是由他们一些人决定的。那日天甚寒,热河省时建的“群众电影院”里没有暖气,贼冷,军人披着绿大衣坐在台中央,翟向东坐在一边,面前有个小桌,他记着录。我坐在楼上最后一排,冻得两脚发木,不由得跺了几下地板。楼上是木结构,咚咚响,就有人回头看。很快就反映到党校,说地区的干部参加市里的会不守纪律。还好,地区和市里有矛盾,领导没追究。但我已觉出热河历史上虽不动刀枪,但这会子却不太平刁。可那时哪里又太平呢?又找不到,于是我一个小青年也只能变得少说话慢开口,以保平安。

终于有那么一天,许多人没想到,热河水当然更不会想到,上苍还会把一个讲理讲法的时代还给人们,赐予人间。热河省时建的剧场内吊着一只硕大的莲花灯,虽然与今日任何一家宾馆里的吊灯相比,都显得粗笨土气,但在当时,仍属高档的灯具。我去剧场时,很想看它亮的样子。但那些年这灯从未亮过,以至于让人以为它亮不了了。但当在十届三中全会召开之后,我们又去剧场,忽然见那上面的灯全部大亮了,就亮得人心花怒放,同时又有几分心酸与感慨。

承德因热河而有名,承德不能失去热河。热河不曾得罪谁,热河只不过与其他的大江大河有明显的不同罢了。热河弱小,但她希望任何一条涓涓细流都能得到尊重,热河虽短,但她希望身边有更多的平静之气,且地久天长。

最后要揭开一个谜底。关于“热河化冰(兵)”的说法果然是真吗?非也。实际情况是:承德(市)位于河谷交汇之处,门户大开出入无阻。稍远些尚有?山隘口,及近便无险可守,故一旦前方失陷,城区必难以保全。若死拼硬打,也只能依托避暑山庄和外八庙。那么,这些文物至今肯定是不存在了。如此解释,却也不是当年军阀汤玉麟逃跑的借口。汤既不认真布兵防守,又闻风即带着个人搜刮之财匆忙而逃。此间便出了个大笑话,那日他逃出百十里,天黑了,正愁无处驻扎,忽得消息日军距城里尚远,于是又带人马回来住了一宿,转天一早接着再逃。随后日军先头部队只有一百多骑兵,就大摇大摆进了承德。

往事悠悠,热河一梦,就我个人而言虽梦想成真,但那不过是一已之愿,不值再谈再思。重要的是要再谈再思数十年前与许多人命运紧密相连的“热河一梦”。谈、思不为别事,只为吸取教训不再犯相同的错误,坚持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心系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