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规模上山下乡始于1968年。我既是那段往事的亲历者,又是那段历史的见证人。这些年,虽然不少“知青作家”写了许多插队生活的作品。但我几乎没写过任何一篇插队的“小说”。我一直觉得,那段事在我心中的“真实”,远胜于文学的所有“虚构”。而真实的回忆文章,也只讲我的事,不议不评。去年青龙满族自治县成立20周年,县里出一专刊,力邀我写一篇,我就写了《我在青龙的日子》,发表在头条。父中除了其中有二女性化名,余者全部真名。为的是和众人共同回忆那些年月,也想起我们之间的一些来往。 最近,在老仇的指导下,我会发帖子了。过去,《老何说事》只发每星期一篇的《老何妙文》。往下,可能发的就多一些了。 我在青龙的日子 何申 大巫岚清晨 我是1969年3月9日清晨从天津东站上车奔秦皇岛的。当时同学们都不大明白,去塞北插队,怎么奔了东北。但也没人敢问,青龙的干部林海青长脸,很严肃。他在学校动员会上信誓旦旦地说青龙是丘陵地带,漫坡花果,我们都很坚信不移。到这时,亦期待着出现一个桃园仙境。 当解放牌卡车队驶出一个多钟头,北出义院口了,我们发现有点不对,迎面这山道简直如梯子一般攀上天(梯子岭),怎么可能是丘陵!有女同学就哭。男生大多没事,我更没事,我在家天天帮老父抄写“历史问题”材料(钢笔字由此练出来),离开等于解放了。而且,我已过罢18岁的生日,应该去闯天下了。须说明的是,这时下乡插队已无初期之激情,而是必须走不走不行。年前年后,我和我最小的五姐相继离津,她去了江西大山里,我来这,现在家中只剩下风烛残年的老父老母。 风很大很冷。天黑了,我好奇地看车灯照到的田地里有一排排小土包,猜想那该是什么(其实是粪堆)。从一个叫龙王庙的公社开始,陆续有车停下,而后是三间房公社、木头凳公社,我们是最后一批,到了大巫岚公社。天上还是没有月亮,下车有人就滚到沟里。公社屋里的油灯,照得人影绰绰,我见到的第一位领导姓霍,大眼睛,嘴也大,爱笑,镶金牙。霍主任人很善,日后曾有恩于我,我很感谢他。桌上有高粱米干饭、酸菜粉条。知青们(从此身份变矣)不吃,吃带来的面包。然后去休息,在大车店,对面炕,贼热,闹成一团,砸坏了炕坯,方知下面是空的。后有人撒尿回来说,这里的院墙真高呀。我出去抬头看,真高,看不见墙头。天亮了才发现,哪里是墙,是立直立陵山崖壁。有人问林同志这是丘陵吗?林海青点点头说,我说是,就是。 太阳升起来,街上一片明亮,天蓝得水洗过一般,空气分外清新。这天有集,物价便宜得让人不敢相信,大家纷纷买苹果吃。大道上,社员赶车骑驴挑担陆续而来,其穿戴让我们大开眼界。男人多着青布衣裤,女人则穿海裳蓝上紧下宽的合体衣装。还有男人的白布袜,女人线勾的鞋面,都很显眼别具一格。说话口音自然与其他地方不同,然给我的感觉,青龙口音具有很强为韵律与节奏,极易于对所表达事务的“娓娓道来”。 总之,在那个阳光明艳的初春的清晨,我突然一扫心头的愁绪与烦闷,一下子就喜欢上了这片山地。后来我成了一名作家,而且是以写农村题一见长的作家,毫无疑问,这大巫岚是上天送与我的见面礼。那个清晨的太阳,是属于我的。 和平庄村东 大车拉着行李,奔八里地外的和平庄。我们6男4女走着聊着。男的都是同班同学(时天津男女生分班),女的同年级见过面不知名姓。村边有条河叫星干河(记得好像是此名)上还有薄冰。从东边大道绕进村,到大队部。两边都是看热闹的老少社员。大队部库房连着个小舞台,前面有块空场。我们上台亮相,社员们指着笑,笑我们戴着黄棉帽子,耷拉俩耳朵。说像电影里的国民党兵。 大队革委会主任叫李永荣,日后和七道河张平义东蒿村的李春江都是青龙县的名人(县革委委员)。李的口才极好,讲起来一套一套的,合辙押韵,一般国家干部,比不过他。会后就在大队部里分知青,五个生产队,一队俩人(同性别)。我分到村东的五队,后来才知五队劳日值最低,一天三角多,而三队能达到一元。那时有工作队在村里,转天还给我们开会让表决心。我们说没什么说的还是下地干活吧。就干活,挑粪。我这才明白在汽车上看到小土包是干什么用的,还知道把那些小土包运到地里,得受多大的累。 春耕前的活是挑粪,除了挑粪还是挑粪。挑了山前挑山后,挑了道西挑道东。肩头从红肿到坚硬,最终后脖梗磨出个肉包。我身体好,一上来就能顶上生产队里最好的劳力,到冬天评工分,我没在村里,一提我名就都赞成给10分。我的同伴评了9分。最累的活是栽红薯时挑水,从山脚河里往山上挑,一步一登高。春夏耪地使铣使镐,我练得左右手都行,累了就换个架式。这些农活干下来,秋下分了360斤毛粮,我由此真正体会了“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的含义,懂得作为一个中国农民(社员),与生俱来的是无尽的艰辛与劳累。 我俩初住社员家,他们待我们很好,一家人一样。秋天,生产队把库房旁的两间屋收拾出来,落实了知青住房(上面有要求)。这房在村大东头,左右没邻居,屋门对着通往村外的小路。我每天烧火时就瞅着小道的深处,深处碧草连天云雾重重,于是人就难免想些什么,天津家里的事倒不怎么想,想得较多的是,我这辈子,看来就在这种地了…… 别的村知青出了不少乱子,住在一起,打架,原本在一起,又分开过。和平庄没这些事,李永荣早就采取了分而治之的方针,我们与本队社员的关系超过了同学之间的关系。全公社都知道和平庄的知青“仁义”。那年夏天,县里在吉利峪开知青学毛著代表会,让我们去个代表,四队的徐宏去了。徐宏比我们大一岁,人极老实厚道,能写会画,多才多艺。但他家中极为艰难,哥俩下乡,父亲不在,只有老母一人。徐宏开会回来,从他那得知县里还有个知青安置办公室,有关知青的活动还不少呢。我这才有些感觉,未来大概不会总是挑粪耪地,生活一定还会有新的内容。1969年冬天我分了1200斤红薯,折250斤高梁。转年春天种地,队里缺少种子,社员家也没有带皮的粮食。只有我俩的高梁没阀(没碾),就拿去当种子了,往下基本上就吃红薯面饼子。但也行,已经能过苦日子了。 过了年,徐宏当了小学民办教师。不再下地干活,穿得干干净净的。我们羡慕得不行,有空就去小学校呆会。不过,命运也眷顾其他人。不知不觉中,我也有了一次好差事。 双山子岭下 春风拂面,公社来电话让我去双山子公社参加通讯员学习班。双山子距大巫岚30里,不通班车,是搭大车去的,走了半天。报到了,见公社院里有人晒挺多的甲鱼盖,上面纹理像甲骨文。以为是考古的,问了才知是医疗队(626指示)做药用。 学习班由县报道组二人主办。二人姓王姓汤,都为人和气又负责。王原在电影公司画海报,寥寥几笔就能画人像。汤能讲,讲怎么写消息通讯等。吃饭在公社食堂,睡觉在伙房大铺。我初次出门,谁都不认识,身上还有些学生气,就想寻个肃净处。公社总机室小伙姓任,长得文气白净,又和善。屋里有张空床,问可住否,小任说只要你晚上不怕吵。我说不怕就住,听了几宿接电话摇电机声。十多年后我到平泉师范,突然见到一个很面熟的人,彼此一下就认出来,小任,变成了老任,已当校领导了。 学了还要实践,我们一行5人到岭下。岭下是个大村,红砖黑瓦杨柳依依铺排在道边,看一眼就有好感觉。还有更好的感觉,大队部有两位美女。名叫小芹(化名)的16岁,苗条少女,白白的鸭蛋脸,水凌大眼。就是厉害,嘴不饶人。小芹看电话收发报纸文件。对面屋是大队医疗室,赤脚医生小香(名化),比小芹大6岁,文静俊美,淑女好逑。但少见她说笑,眼里似有淡淡忧色。后得知小香的父亲是国家干部,她是念了初中回村的,若不搞运动,似应该一直念下去成大学生。她这年龄,在农村差不多都淡婚论嫁了。小香看来正为这种事烦心。 按说偶然相遇,不该有甚花絮。偏我一膝关节受寒作疼,小芹拉我找小香针灸。小香医道不错,扎了就有效。扎针灸需要用点时间,屋里就我俩,我又好说,侃侃而谈(我自小爱看书)。说了一阵,小香就有了笑容,也说这说那了。再扎针时,也敢靠近着说话。那时我19岁,身高1.76,浓眉大眼,宽膀细腰,还有书生意气,该咋说,挺招人喜欢的。往下是采访、写稿、还扎针。小香这边安静,我就来这写。几天后夜里,窗外月儿皎皎,同伴们突然盘问:你俩好上了吧。我说不可能。同伴说那就是她喜欢上你了,没见这两天她一天换一件新衣。我愣了,确是如此。我说她大我三岁呢。他们说女大三抱金砖。然后就帮我设计有关日后“倒插门”的种种细节。这几个家伙害苦了我,一宿我都没睡,净胡思乱想。彼时尚没有知青“选调”一词,以为就得在乡下就得呆一辈子了,而呆一辈子就得有个家,有个媳妇…… 是真有那么回事,还是疑人偷斧,反正转过天来我是越看越像。小香告诉说派饭到她家了,小芹让我把脸好好洗洗。同伴说得了这就是要相(看)你了。完啦,我的心情极为复杂,我还是个初涉世的学生,没有对人生下一步的思想准备呀。 暖风熏人,小香在家门前候着,面带羞色。院子不大,房是旧房,屋里很干净,板柜镜子一尘不染。小香的母亲得有五十多岁(小香有哥哥),在我的眼里是慈祥的老人。她的目光多是落在我的身上,还问家里情况,特别是总问啥是知青,天津在哪个方位。岭下没有知青,遥远的天津令她摸不清头脑。饭菜很讲究,四个碟,炒肉菜,都是小香做的,小香的脸红红的,更美了。 往下的事我想不起来了。一缕情丝未织就,窗外春日柳随风,实践就结束,人也就走了。好像是多半年后路过双山子,在车上往下望,突然见公社门前有一熟悉的身影,正是小香。但班车马上就开走,记忆也就长久停留在那个春日、那些银针、那顿派饭。日后但凡车过岭下的山道时,我总情不自尽地朝下望。看电影《我的父亲母亲》里女孩做饭的情景,我的眼泪要淌下来。岭下,我的岭下…… 大巫岚惊魂 七月槐花香,公社成立广播站,抽我去。去了就我一个人,跟县广播站来的技术员安设备,写稿子,播音,还兼执电话总机。总机电话员是个女孩,她值白班,晚上回家。我值夜班,就在总机室小炕上住。 配电盘上是一排排灯和刀闸,我弄不大清哪连哪。伙房打饼时去帮厨,多少面多少油,我很快就熟捻。霍主任告我每天补五毛,吃饭记账,月底统一结算。五毛足够吃了,吃饱我给双山子小任打电话,说没想到成了同行了。赶集时,同学们都来看我,我美,甭管是临时抽来的,反我脱产了,还能吃白面油饼,全县知青,我是头一个。写稿对我来说很简单,加上经常停没法广播,白天没事,就到各处转。邮电所有个朋友爱打鱼,我跟着去,他一网下去,白哗哗罩住20多条,可再怎么撒也没有了,你说奇不奇。 县里发下通报,宽城一公社广播站播了敌台(苏联),值机员判了6年。我看了也没当回事。到公社近一个月,我估计还能吃剩下几块钱。晚上开电话会,武装部杨部长讲战备。我值机,用三用收音机当扩音、麦克,与18个大队的电话串联,就开,我戴耳机坐炕里监听。突然,我听到一段音乐,然后就是个男的说:莫斯科广播电台,现在对中国听众广播。又重复,又放音乐。我就想坏了,出敌台了,哪出的呢?耳机里传来下面喊声,敌台、敌台!一瞬间,我忽然意识到什么,猛地扑过去,一把将三用收音机的插头拔下,顿时,收音机的喇叭嗡嗡播着那个声音。 可完了!转天一早,县政治部、公安局的车都到。我和杨部长分别接受询问,然后把关我在另一屋里。我想起那通报,6年呀!这辈子全毁了!后看见县广播站那技术员在窗外一闪,我心里又安稳了。他是南方人,老五届,安设备那几日我俩处得不错,他一定会帮我。 中午了,伙房打饼,香味飘来。门开,霍主任很严肃地说是设备故障(扩音时不应该播音),没你的事了,你回村去吧。我不傻,明白这是放我一条生路。忙卷巴卷巴东西出公社,回头瞅,院里蹲着站着的人都在吃饼。我早晨饭都没吃,早饿透气了,到路边井沿喝一肚子凉水,然后奔八里地外的和平庄去。 可爱的县城 回村老实耪地,不敢乱说乱动。过了好一阵,公社叫我去,不知祸福。去了他们打电话问县政治部那事(出敌台)了结没有。回话说行了排除了,让他来参加会吧。我第二次得到解放。 我去参加全县知青活学活用***著作积极分子代表会,是和平庄知青小组的代表。先前是徐宏代表,现在他教书了,由我代一把。其实谁都能代,估计公社霍主任,还有张助理(文教)挺器重我,给我个机会。 挤班车到了县城,看哪哪新鲜。住招待所,吃大米饭,还有猪肉炖粉条,我觉出好来,敢情人还可以这么活着。知青安置办公室有老穆(主任)、大魏(人民大学毕业,广东人,说鸟语)。叫我去县革委院会议室试讲。去了见几个小姑娘坐在一个个铁盘前劈扒按个铁杆打啥,不敢问,想想心里说这大概就是打字吧。 会议室砖地,洒了水,桌上还铺着布。领导(记得是谷俊)讲话,然后就一个个试讲。一看他(她)们就是老手(见面问徐宏怎么没来),肯定都参加这种会。果然,材料如出一辙,说件事,想起主席教导,哪段哪段,然后浑身就有了使不完的劲。又遇见一件,又如此一番。我哪行,我从未参加过讲用会,到乡下都快两年了,还是头一次到县城,眼睛还没缓过劲来。不过,我忽然想起说评书的。小时,我家住天津原英租界,附近有花园,花园常有人说评书,把故事讲得起宕荡引人入胜,对此,我偷着学过,给同学讲《杨家将》。我又爱看书,下乡我箱底还藏一套《三国演义》。我心想讲用讲用,关键是把人讲得坐着不动,爱听。过好办呀。等到我讲了,就撇了稿(那稿也不行),不紧不慢把我们那些事讲了一番。至于引用语录,可不是吹,那会儿好多人都能倒背如流(拣熟悉的),我也行。结果,那天还顶属我讲得好,当即定下大会发言,印材料。 开大会在县礼堂,我还坐在台上了,木条长椅,硌屁股。讲完了也不能走,听人家的。天热,礼堂里更热,犯困,旁人推一下,打个激凌醒了,接着听,两条腿荡悠,条椅嘎吱响。总之,刘姥姥进大观园,发蒙。 突然老穆叫几个知青去安办帮着抄材料,有男有女。一人十几页稿纸,当场抄,老穆在身后来回走着看。最后站在我身后,说小何你写这么一手好钢笔字,不错。再看那些位,可不是笑话人家,一个比一个写得难看。我练过,十六开白纸,写出来跟在格里写一祥。这就是机遇,让我抓住了,为我日后的文字生涯打下了基础。 村里的生活 有一年我挣了340多工分,这意味着这一年只耽误了20多天的工。上级号召过革命化春节,1971年我们就没回城过年。当时村里有顺口溜叫工分工分,社员命根。知青虽然没到那份上,但挣工分也上瘾,尽管不值多少钱,工分册上若都是勾,心里还是很自豪的。 干农活不怕累,就怕间断。比如去县里些日子,回来下地头几天就甚是难受。一旦干过十几天顺过架来,就好了。所以有时县里找我如时间太短,我就不愿去。自中央有关知青的文件下达后,又不断有工作组下来检察,再加上表现不错给村里争了光,村里有些活动就启用我们。演样板戏,刷大标语,宣讲最新的语录,都离不开知青。 大队买了匹种马,生性(野),见人就踢。他们一商量,说交给男学生(多如此称呼)训吧,他们也生性。那天牵到河套,和徐宏一个队的藤山虎先上马。藤山虎姓藤山,父亲是日本人,搞工程技术的,五十年代初回国了。他母亲是中国人,他还个妹妹叫藤玲敏,找他哥也来和平庄插队。山虎个不高身体极壮,从马背上扔下来又窜上去,很有点骑兵的样子。那马先是不服,猛跑,浑身冒白沫子汗,后来就老实多了。支忠信(我俩同队)、陆卫生(在一队插队)都骑,那天没轮上我。转天去赶集,是陆卫生骑着来的,我换下他想感觉一下,不料那马早缓过劲,猛地就奔跑起来,撵班车。若是在河套,甭等它甩下,我自己找个沙窝就滚下去了,公路不行,太硬,掉下去起码是骨折。没法子,我抓住铁梁两腿夹紧就住任它跑了。跑了一阵,看看人还在上面呆着,心里就有了根,原来骑马也没甚可怕。它想慢不来,我还给它两鞭子。后来这马就跑到集上。集上人多,踩了谁就麻烦了。幸亏它进了大车店院里,又奔向槽头的骒马,我伸手抱住牲口棚的横梁,终于安全下马。日后,这马给我们大队挣了不少钱,还繁育了一批强壮的后代。 1972年大旱,没打下多少粮食,还要交公粮。我们跟社员一样,过着很艰难的日子,甚至不如社员(社员家有老人孩子,都是同样的口粮)家。支忠信抽到贫宣队去,我一个人过,夏季每天熬一锅稀粥分成三份喝三顿。没米了,就吃红薯干,还吃榆树叶,进山砍柴,饿了吃羊角草。那时我就爱写诗歌和毛笔字啥的,有一天县里来人看我的诗,看完说写的不错,但里面写吃野草等不能要。我不理解分辨这是真的,人家小声说这不等于说咱社会主义国家吃不饱吗。我恍然大悟,从哪明白了一点什么叫政治。后来国家保知青口粮吃到504斤,我的日子就好过多了。 办《青龙文艺》 开始我主要是给安办写材料。老穆抽我去,办公室的窗外正是县街。年青人本来就好动,尤其来到一个新环境,更想出去转转。后来谁提醒说先前来的就因为爱上街给打发回去了。我赶紧收心,埋头干活。 任务是写大批判稿。我哪写过,忙给在大学工作的三姐写信,她寄来一本江西印的大批判稿汇编。这下行了,我东一段西一段抄些,再加上我自己的,写出来就让李义忠和我去参加全区的会,念着心里就惦着有炖肉的会议伙食。李是滦县人,大学生,口音有点侉,说话慢条细理。在商店买东西,互相挤,我跟人打起来,把老李吓得拉我回招待所不敢出门。往下我还和大魏搞过巡回报告团,从县东讲到县西。到山东公社傍晚没事了,转天去大巫岚,我说我先回趟和平庄,就顺着公路走。这段路坐班车觉得没多远,可一走就长了。转眼就天黑,没有月亮,只能看出一段发白的沙土路。四下深不可测,偶尔还有小孩的哭声,好渗人。我念句下定决心,又要笑,不下决心也不行呀。后来想兴许别人还怕我呢,就稳住神看准道抓紧走。过时节正是满山青纱帐,一般人天黑就不出村。我摸黑走了20多里,到和平庄把社员吓了一跳,说你小子胆子也太大了,不知这两天都说那段路上闹鬼。我说亏了不知道,知道了我也不走。 往下虽然我参加过省、地、县多次知青代表会,但始终把自己定位在小组代表。后来就把这代表让旁人当,我则更喜爱去作文字工作。渐渐的我能和大魏老李一样独立工作,背个书包去七道河给张平义写发言稿,张宰羊招待(还有旁人)。去肖营子给知青整材料,初春派饭喝小米稀粥,屋里阴凉,半天没写多少字净放水了。等到县开大会,老穆索性派我当材料组长,带着几个知青住招待所日夜不停地干,夜里还有加餐。 但有一件让我有了想法,安办做卫生,弄出一摞稿子是我写的,又弄出一摞还是,但都没有我的名。我就想这不全给他人作嫁衣裳了吗。这时老大学生张景龙在文化馆办革命故事创作班,叫我去参加,听了课觉出这不就是编嘛,容易。我立马就编了一篇《渠水长流》,里面又有贫农又有地主又有革命少年,根本没有的事,硬弄到一起,还挺有看头。后来,就到文化馆帮忙,住小院里一个单间,帮景龙出第一期《青龙文艺》。封面是娄群儒设计的,群儒毕业于天津美院,书画俱佳,青龙县招待所餐厅两幅***诗词书法巨作,就出自他手,日后他调省会去了。第一期《青龙文艺》是打字油印,我印的。当时刚有手摇印刷机,不好掌握,摇出来深一块浅一块,但总算是印出来面世了。后来我在很多年里都保存着这期杂志,但现在找不着了,很可惜。 求学的道路 上学时我功课很好,下乡过了几年,听说大学又接着办,我就动了念头。1972年初回天津过年,一时心动给霍主任写了封言辞恳切的信,正月初三接到电报,让我初六到县体检。 天降大雪,至滦县下车,通往青龙的班车已停。住小店,等到初六中午,卖探路的卡车票。那也走,晚上到县城,第二天体检,就我一个天津知青。因为是推荐上学,别的也不好打听,就回村等待。一等等到夏天,还没消息。那天的活是给猪打防疫针,我负责抓住按倒。下午干到晚霞灿烂了,路边有个公社干部路过,我实在忍不住上前打探,他说你可别傻老婆等汉子了,人家春天就入学了。那一瞬间我心似刀绞,问题不光是我等,远在千里之外我年迈的父母更是食不甘味的在盼望。可又不能跟谁说,于是把一腔怨气全撒在猪身上,专拣大个的摔。碰一大公猪,没抓住,脚下一滑,一头就撞在猪圈石墙上,血哗的就流下来。夕阳照来,倒是一副悲壮的样子。 后来在安办见到了我的材料,推荐我去的是天津医学院。那时我在乡下除了没杀过猪,宰羊勒狗都无师自通,并对内中心肝肠肚理得清楚。倘若学医,一定是个很好的外科医生。可惜政审没过关,终与手术刀无缘。 1973年邓小平复出,恢复高考,知青欢心鼓舞。有的就留在城里作准备,我是一边干活一边复习。说是复习,文革开始我才初二,好多课如化学压根就没学过。记得那年从春到夏,我和同伴过着太艰苦的日子。经常是收工后匆忙吃口饭,就奔八里地外公社中学,找老五届的大学生请教,半夜回村,一早又接着下地干活。因为上面讲了,不参加劳动,就不推荐去考试。还有件事让我为难,当公社通知大队只我一人去,同伴们有意见。尽管头一年并没有名额之争,但我当众对天发誓只考今年一年,考不上往后绝不再考。 倘若不考学,当时还一条路,是李永荣找到我很郑重说的:你如不去考学,就发展你入党,并提拔为公社副书记,你考虑一下。我忙说我早考虑好了,我还是去读书吧。李说如考不上,那一切也就耽误了。我说那我就安心当社员。 这绝非气话,一切都可能变成现实。三间房的一个同学(忘了名字),比我“出道”要晚,他没考学,立刻入党当公社副书记。我到河北大学那年秋天,还在报纸上看过写他的文章。若干年后,他在县里某部门工作,我们见过面,他说你精呀你上学了。我苦笑我哪里精,我是有难言之隐呀!当时我的家庭出身和父亲的历史都一团乱麻弄不清楚,不入党提干也就罢了,一旦奢望太高,人家认真去查,就麻烦了。考学毕竟还讲个分数,有点主动权。 夏天,县城,在招待所点名,排队去中学考。当地考生360,知青36,沙沙地走在街道上,骄阳当头,神情严肃,有点古时乡试的样子。这时我已23岁了,经历了许多事,最重要的是明白了人生的道路是靠自己闯出来的,每一次艰难过去,就会有一分新的收获。我暗暗告戒自己,沉住气,一切都会好的,“面包会有的”(电影《列宁在1918》经典台词)。 连考三天,我考了第一。知青三人被录取,众目所瞩的唯一的河北大学中文系名额归了我。 回望和平庄 1973年8月底,秋天快到了,漫山一片深绿。清晨,生产队大车拉着5年前拉来的行装,还有我,离开和平庄奔大巫岚,由那找车奔县城奔天津奔保定。路途遥遥,前程末卜,但我已经习惯了,能做的就是毫不动摇的往前走。 当大车就要走出回望和平庄的视野,我本能的动情并想:此行如鲁迅小说《故乡》中永久的告别?还是像以往又一次去挣误工补贴?答案似乎更倾向于后者。我与这个村子曾有太多的分手与回归,不管分手多久,回归总是行走的结果。不过,这一刻我又感觉到这次分手将不同于5年间所有的分手,不过,永久不变的,应该是今生今世的精神回归。 我的同学日后走上了不同的生活道路。支忠信、陆卫生一年后都回天津了。藤山虎和他妹妹几经周折,作为战争遗孤去了日本。最让人心痛的是徐宏,在许多好心人的关照下,他调到县城城关小学当教员。1978年我去青龙第一件事就去看他,他那时有了对象正准备结婚,还领我去看未完工的新房。转年夏天他来承德到我家,我俩喝干一瓶酒,然后我骑车带他去逛离宫。不料不久他就得了白血病,据说与《血疑》幸子是同一种病。春节再回天津,去医院看他,他脸色苍白,老母和新婚不久的爱人陪在身边。大家强忍着说笑,出来便觉得命运对徐宏有些不公,春末,他就驾鹤西去了。同村插的女同学与我们分手后就没有来往,听说后来的生活都不错。前年秋天,我到北京开作代会,很惊奇的是藤玲敏来看我。北京饭店贵宾厅大堂人来人往,我还有些担心,已经33年不曾见面,还能认出来吗?但目光一扫,我们就迎面走去。玲敏还是年青时的样子,清纯秀丽,热情开朗。那日我们特意吃日式料理,喝着清酒,她讲了自己的往事。原来,她是我们中在青龙生活时间最长的。她被选到大巫岚卫生院工作,又调到县医院,一直到了1987年才去了日本。从1970年到和平庄,她在青龙工作生活了17年。这17年让她的感情永驻中国,魂梦牵绕不归不行。几年前她做出决定,到北京来发展。如今,她和朋友做着很不错的生意。她告诉我,前不久她刚去和平庄一趟,她希望等她哥回来时大家结伴同行。山虎与我在电话里通话,声音变得有些听不出来。他说插队时不懂事,有做得对不住你的地方,请多原谅。我意识到这是日本人的客气话,他去国日久,必然受到另一种文化的熏染,然插队的友情依在。 与支忠信这几年通的两次话,一次是我和一些作家到天津采风,到了当日我就给他打电话,意思是或者他来宾馆,或我去他家见面聊聊。但电话中唠了一阵,他始终没往这话上提。不知有何想法,我就不便再说了。前不久天津一朋友得我的书法作品,打电话感谢,忽说他说支忠信就在旁边,原来他们是后来的同学。我俩就通话,于是就说了很多很多,说的都是和平庄的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