党校老屋
□何申


　　听说大佛寺前开拆了，我与夫人去党校看看。一看，大门口的红楼拆得没了顶子，有点可惜，这楼是上世纪五十年代建的，保存尚好。再看院里，办招待所的“新楼”(1976年我毕业分来，时此楼刚建成，就称新楼)已彻底没影了，大礼堂也露天了。说这话是一个多月前的事，现在应该全拆平了吧。此外，还有一片家属院。

　　1978年国庆节前至1982年春天，我在党校家属院住过三年多，住最后一排平房，两间，后窗户对大佛寺售票处。开始党校、财校、大佛寺之间都没有墙，以菜地象征着界限，四通八达。大佛寺门票五分，跟把门的熟了可随便进。不过那时庙里破烂不堪，没什么游人。再者，上下班不能迟到早退，星期天有点空还得劈柴砸煤洗衣服带孩子做饭，哪有空去闲逛呀。

　　党校家属院除最后一排都有挺宽的院子，能种几畦菜。最后一排是新建的，地方紧张了，只能圈个小院放点煤柴。那时还办着“五七”干校，有大车、牲口就在这排房子的西头圈过。据说这排原来盖的是饲养棚，后来干校撤了，就改盖住房。正赶上我们几个年轻人结婚，每家就分了两间。两间房使用面积有30多平方米，也没啥家具，挺宽敞的。屋内有上下水，大灶土炕，还是正房，吊棚，看着挺好。到冬天出了问题，太冷，怎么烧都不行，后墙全是白霜。原因一是这房后没有任何挡头了，西北风吹个正着。二是这房顶长方瓦片下，没泥，直接铺在一层油毡上。我上去看过，透亮的，跟前几排老房小瓦坐在泥上没法比。那年腊月正赶上好几家女士正坐月子，冻得大人闹孩子叫。我家那炕又不好烧，炉子压不住，天天生天天灭，煤石掏出一大堆。后来一赌气不要这破炕了，把老婆孩子送回娘家，我就拆。我的老天，原以为没多少东西，一拆可坏了，那么多土呀。也亏了年轻力壮，一个人硬是给运光，然后请人搭道火墙，好烧了，还能炮小孩衣服，睡木床，屋里能待住人了。

　　天暖了，孩子也到56（产假）天了，当妈的上班，孩子没处放。党校领导不错，找两位大妈，在西头两间就办个托儿所。大妈人好，就是有一位抽烟，卷大炮抽，孩子们也跟着吸。那时也没那么多讲究，抽就抽。我夫人在市里上班中间回不去，由我喂奶。学校净开会，领导讲啊讲，讲到该喂奶了，几位孩子妈看我，我站起来就走，身后半个班，领导看看，接着讲他的，喂了奶回来，才讲到第二个大题第三个小题。

　　我教哲学，在新楼四楼大教室讲，课间休息往家跑，冲奶粉拿衣物什么的，再去喂孩子，喂得差不多，放下再往四楼跑，接着讲。有天上台了冒汗，掏手帕，觉得不对，幸亏低头瞅，是孩子的湿袜子。

　　红楼是砖木结构，抗震，1976年冬天住那里。那时整个学校不过三四十人，有家的占多一半。不开班时，闲房有的是。红楼楼道又窄又高，楼板踩上嘎吱响，夜里有点吓人。白天就没事了，图书室藏书的屋里不开窗，一股子书霉味，我爱闻那味，钻进去就不想出来。尽管单身汉生活很自在，但成家立业还是让人羡慕的。经过一番努力，很快都各有所得，前后脚地奔进家属院，天天听大佛寺的飞铃声。

　　春天的太阳升起来，家属院的空气清新湿润。孩子们跑来跑去，令人感到生活正在走向美好。买来一车柴木，竟有几块板子，借来锯和刨，就学木匠活打沙发茶几。没有弹簧，就去大礼堂，那里堆着好多老式旧书桌，还有破沙发，拽下几个弹簧。于是家里就有了新沙发，屋里像点样。再往下就一边哄孩子一边看小说，看得不过瘾，干脆自己写得了。写了就找个大信封剪个角往外寄。然后就等回音，一个人在一个大办公室，写毛笔字挂一墙，办书法展似的。后来被找去谈话，意思是你是很好的教员材料，不要三心二意的。再往下与老同志在一个办公室了，处处都很谨慎从事了。

　　女儿三岁了，一天晚上抱她去小铺买东西。夜色里，她喊：灯灯!前方有盏亮灯。我的眼泪就要流下来。不久，我不管不顾地搬到市内，尽管只是一间十平方米的房子，但门外就是大街，车多，头上有一溜路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