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暖花开惠风和畅。带上“金门高梁”（酒），邀了几位老友，去冯营子三道湾“俺们公社农家饭”。友人玉良早早等着，引我们走进梨园佳境。坐在山岗上的草亭里，看漫山满院老树新秧，红砖瓦房黄草泥舍，不由得让我想起我心中的那个“公社”。

1969年3月9日那个夜晚，在青龙县大巫岚公社跳下解放牌大卡车时，天上没有月光。同学间好闹，一推搡，几人就滚到路边沟里。好在沟不深，棉衣又厚，嘻笑着跳起来，随即进了路边一排房，这就是俺们的“公社”。天亮看清，“公社”由四间北房、六间厢房构成，厢房后窗外是公路，前方是山根，与北房（及前院房后）圈出一个院，两个房山之间就是进出大门。可别小看这不起眼的房子，这里是18个大队的领导机关，这里的一句话，就是命令。

作为一个接受“再教育”的知青，小队、大队干部都是领导，偶尔见到公社干部，那就是大领导了。好长时间里，或赶集或买粮（头年秋之前吃供应），从公社门外过，从不敢进去。直到转年初夏，我才有机会走进这院。那是给县广播站写一篇稿子，送到公社，文教助看了很满意，见天黑了，他说住下吧。那时公社有革委会主任、副主任兼武装部长、秘书、文教助理、农业助理等十多人，除了秘书管公章看家，其余的常下乡。此外还有一个小女孩电话员、一位老汉食堂大师傅。

那天晚上我住厢房最南头屋，不知是谁的行李，很厚的毡子褥子，舒服。那排房子没扎顶，大柁以上穿堂风，一人打呼噜，集体享受。尽管如此，转天起来也感觉很幸福，跟住了一宿五星级宾馆似的。早上在食堂喝一碗大米粥，吃了张白面饼。再往八里地外的村子走，觉得天格外蓝，水分外清，心想，这哪是“俺们公社”，简直是人间天堂。

没多久，不敢想的好事，实然掉到我头上。公社建广播站，点名抽我去。去了，讲明每天伙食补贴五毛，记账，月底少退多补。广播站设在电话室，我也住那，女电话员晚上回家住，由我执机。很快，县广播站来技术人员安设备。也简单，一个配电盘，连着扩大器，我跟着干，装好了，也会操作。至于电话总机，更简单，十八个大队十八部电话，贴个纸标，要哪插哪，头上戴耳机，左手按键，右手摇电机，嘴里喊谁谁，我是公社，哪哪要你。双方通话，没我的事。要想听讲啥，手一按全清楚。开始新鲜，听听，不是找人说**病得不行了回来，就是谁谁喝卤水了快找人。那时大队电话没急事没人敢打。县里来电话，多是开会通知。

转眼间，我变成了全县知青临时抽掉“脱产干部”第一人。写稿、执机对我来说很容易。闲下来，我就去伙房帮厨，主要帮着“打饼”即烙饼。青龙不产麦子，只有国家干部口粮中有部分面粉。公社干部集体户口，统一由伙房买，改善伙食，就做白面饼。烙饼用大锅，淋上油，使小火，外酥里软，很香。吃饼时，下乡的就都回来，一人两张，也不用菜，一手拿饼，一手端粥，在院里吃。街上社员见了，朝孩子屁股噔地踢一脚，骂你咋时才能有出息，长大也能吃白面饼！

我开始帮着烧火，后来就会做饼。我烙时舍得放油，打出的饼就香。偶尔也有私心，给自己留一张油大点的。我尽量省着吃，每天顶多吃三毛来钱，估计到月底还能省出几块钱。那时生产队的工分才三毛钱（每日），抽我到公社，队里记满分（这分由大队给，大队再从公社的义务工中核销），等于我一天挣了八毛。

转眼到了一个月，我干得很好，给上面写了不少稿子，公社广播站也办得有声有色，领导说等女电话结婚了，就正式调你出来。同学们来赶集办事，都来看我。但没想到出了大漏子。

晚上公社开电话会，备战的事。停电，使用电话系统，扩音用三相收音机。按道理那收音机扩音时不收音。都连接好，武装部长讲，我坐在炕里监听。忽然，我听到一段音乐，然后就是“莫斯科广播电台，现在对中国听众广播”，连着说了两遍。我喊这是哪来的，同时就意识到问题可能出在收音机上。我一头扑上去，拔出插头，收音机还在说，“现在对中国听众广播”……

出了敌台，可不得了。转天早上县里公安局小车来了。询问后，让我在另一间里等着。一直到中午，伙房打饼的香味都飘出来了，公社领导才叫我出去，说，是机器事故，你回村去吧。我很感谢，夹起行李就走。出了大门，回头看看，干部们有的在院里吃饼。到村口，见井边有人打水，上前讨了几口喝，然后心说，再见吧，俺的公社，就回村接着种地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