俞大华在《百家讲坛》讲咸丰时，曾说：我认为咸丰是自杀的。我很惊讶，但随后听明白，他所说的“自杀”，是“以醇酒妇人自戕”。换句话说，就是自己往死里折腾。后来我想，他说的还是有些道理的。

清朝自入关，历经顺、康、雍、乾、嘉、道六朝至咸丰，史学界比较一致的说法是：到此时各种矛盾总暴发。内忧外患，一并而来。这时的中国已经走到了一个历史的转弯处，传统的政治经验和治国方略难以应付危局。咸丰当时尚不满三十，以他的能力和经验，不足以挽救危局。所以他这个皇帝做得够窝脓够丧气的。前朝能和他有一比的，明朝的崇祯是一个。再往前，应该有宋徽宗等等。

但就如同说崇祯其实是个很勤奋的皇帝一样，咸丰在其继承皇位之后，也是很想有一番作为的。他重用肃顺严惩科举舞弊案，杀了主考大员，表明他确有过除弊鼎新整顿纲纪的决心和勇气。但他的“运气”也实在太差了，1851年，太平军从广西起事，随即席卷大江南北，不出三年便占据半壁江山，其他各地义军也是纷纷蜂起，整个大清王朝处于风雨飘摇之中。这还不算，屋漏偏逢连夜雨，咸丰五年六月十九日（1855年8月1日），黄河在河南兰考北岸的铜瓦厢决口，汹涌的黄河水在一夜之间将决口刷宽至七八十丈，水面横宽数十里甚至数百余里不等，极目所至，浩淼无涯，山东、河南等地很快便被冲成泽国，灾民流离失所，苦不堪言。更为可怕的是，黄河决口改道后，又引发了大规模的蝗灾，巨大的蝗群如乌云遮蔽了太阳，所到之处，往往将田地里的作物一扫而光，灾害波及十几个省。咸丰当政十年，竟然有七年闹蝗灾，实属历朝罕见。

与以同时，就是外患。咸丰七年，即1857年，英国军队攻占了广州，咸丰八年，英法联军北上到了天津，攻陷了大沽，同清朝签订了丧权辱国的《天津条约》。咸丰九年，英法联军又到天津，但清朝军队取得了小胜后，咸丰很高兴，把《天津条约》撕毁了。撕毁之後，英法联军重整旗鼓，又来到天津，在北塘登陆，攻占了天津。咸丰10年，1860年，英法联军从天津沿着运河往北京打，打到通州，咸丰派大臣去谈判，谈判破裂后，载垣、穆荫几个主战大臣擒了英使巴夏礼等39人，并杀了21人（这是常被影视及文学作品轻轻一带而过的情节，或干脆不表）。但事态却由此扩大。英法联军打到八里桥，打到北京城外，这时咸丰就暗示大臣，给他上奏章，让他去木兰秋狄打猎去，借这茬儿就到了咱承德避暑山庄。这段历史表明，海外列强对中国实施船坚炮利政策最甚时，首先是在咸丰这一朝。

当然，尽管“时运”不济，却不能解脱咸丰个人的责任。再难，也没有越王勾践难吧。再苦，也没苦到汉献帝那份上。只能说在时运不好的同时，咸丰本人也不是个能振兴大业的人。在天下糜烂之时，他焦忧致疾，倦怠政务，同时寄情声色，以逃避现实。英法联军是1861年11月撤出北京的，但咸丰却不愿早日回京。明摆着他是无颜见江东父老。他来承德不光带着慈安、慈禧、总共有十儿位嫔妃呢。他身体本来就不好，又喝很多的酒，酒后打人，清醒了又后悔，悔完了再喝，喝完了再闹。搁一般平民身上，这不过是酒徒惯习。但对于从小饱读诗书的皇帝身上，就不那么简单了。他应该是有了某种想法或没有了好想法才这么瞎乱造的。

故尔，站在烟波致爽窗前，看着那间并不宽阔的西屋，是否可以在讲咸丰时，会有一些别样感觉和思路。毫无疑问，这位咸丰是个能力不行误国误民的皇帝，同时，也还是一个有责任感而懊丧不断的皇帝。在这方面他远远不如他的懿贵妃。四十年后八国联军打北京，慈禧一跑跑到西安，事后又浩浩荡荡的回京城接着做威做福。得承认，这女人心大，比咸丰大多了。或许原因就在于，满清是爱新觉罗的，不是叶赫那拉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