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下一些“农家饭”将单间依次称第几小队部，面积大的称大队部。这些称呼，让当过知青的人想起许多往事。我对乡村的认识，首先就是从大队部开始的。

我们进村那日，连人带行李先到大队部。大队部在东庄西头，再往西有西庄，还有河西两个队，但总的讲位于村中心地带。三间大房，高地基，属土改成果。一个房脊连着的另两间，隔着墙还给地主（成份）住。于是，“墙这边红旗飘飘，墙那边磨刀霍霍”。虽然天天喊两个阶级不共戴天，但多少年下来也没出过啥事。

大队部堂屋有大灶，烧公家柴，总有火，火灰里有把氽子。氽子是烧开水用的，比小烟囱还细些，二尺来长，前头拐个弯，水流不出来。装了水插进灶膛，烧炕的同时水也烧开。东屋是办公室，窗前俩桌，大队主任、会计各一个。还有橱子。北面是铺大坑，连着东墙一溜烟道。开会时，炕上、烟道都坐人。知青多数不会盘腿，愿意坐烟道上，冬天暖和，又不像炕里烙屁股。

西屋是库房，总锁着。西屋前面是个有棚顶的戏台，戏台前是全村最大的空地，开大会，放电影，演节目都在这。那天和社员见面，大队干部和我们十人就站在台上。那场面令人极尴尬，台下黑呼呼一片，指着我们品头论足。黑呼呼是那时尚在正月，社员一色黑棉袄棉裤。那天我和另一同学都戴了个黄棉帽子，两片耳朵在风中摆动，就听台下喊：“俩国军！”台不大，我们十个知青六男四女，让四个女的站前排。日后熟了，才弄清上台的目的，主是让各队的队长、社员看，然后拿定主意要男要女。

那四个女生显然更让乡亲们动心。可以理解，当时谁也想不到日后还有选调、当兵、上学、返城这些好事。从上到下包括我们自己，都认定这辈子就在这当社员了。村里土地不多，光棍不少，男知青能吃，不受待见。要两个女的，或许将来谁家就能得个媳妇。等到从台上再回到大队部，五个生产队长就动真格的：当着我们的面抓阄，抓那四个女知青。抓着的，得意的笑，一帮男劳力争着抢着帮着拿行李。剩下三个队一队两个男的，硬着头皮也得接。队长喊谁谁不来，末了来了几了，后来知道全是“子弟”（地富子女）。

干上活了，再到大队部来，主要为拿信等信，邮递员只送到这。生产队长捎回，有时揣着不给，让你买烟。还有人在大队部里把信打开，看完再粘上。再有一次是在大队门前批斗地富分子，突然就把一男知青拉上去一块斗，“罪行”是他跟地主学说了这里喝稀粥的顺口溜。在很长一段时间里，大队部让我们很有些害怕。

过年不让回城，要求过“革命化春节”。大年初一早上，全大队人都集合在大队部前，吃忆苦饭。临时支的灶，煮红高粱碎米带皮稀粥，还是杂交高粱。那高梁打场时，牲口都不吃，麻嘴。但人得硬着头皮往嘴里灌，同时放音乐：“天上布满星，月牙亮晶晶，生产队里开大会，诉苦把冤伸……”好家伙，谁都怕说自已不革命，使劲灌，满嘴高粱壳，大队干部喊：不够了，快加凉水，再加些糠，添火烧！忆苦饭还没吃完，大队部旁的茅房外都排上队了。

转年夏天，中央下发了26号文件，知青工作上了位。大队主任在省里发言，编了些故事，出了名，但由此也骑上虎背欲罢不能。村里偶尔组织骨干学习，也让我们参加了。我们穿上干净些的衣服，坐在大队部里轮着念报纸、发言，还喝开水，男知青还卷人家大叶烟抽。到后来，上面对村里要求的高了，刷标语、写广播稿，演样板戏，大队忽然意识到，这些事交给知青，全省心。排演《沙家浜》“智斗”一折，就在大队部，晚上点油灯，捻挑得老大。胡琴一响，门口窗外全是半大孩子。我演郭建光，另一女知青演沙奶奶。唱到“再来看望你这革命的老妈妈”时，需要二人握手。但那时男女之间避讳手碰手，于是这四只手只好悬空着，挺累。有一次排练导演（大队干部）喊握住握住，我就握了，完事那女知青还哭了，弄得都挺不好意思。此外，就是大家都争着演刁德一。因为剧情需要刁抽烟，而香烟属道具，公家买，归刁德一保管。可惜只有一个刁德一，那个男知青于是很美，排一次他和胡传魁各抽一支。我们排一遍够了（郭建光总扫地），他俩能抽烟总想多排。

在村里演出时，在大队部东屋换装，从西屋上台，我才看清，里面是原先闹花会用的锣鼓道具，落满尘土。台上点大汽灯，贼亮，烧一会有人再打气。化了装以后，都挺像样。社员都来看，特别爱看阿庆嫂，那女知青扮上很俊。那时的大队部内外，不分老少，不讲成份，与开大会绝然不同，人人脸上满是笑容窍。看着灯光闪闪，皓月当空，我想，生活要总是这样，该多么美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