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日,得知余秋雨来承德演讲,很想去听听。甭管在哪讲,步行打的坐公交,下雨都去。后来听说是在一个会上讲,完啦---现在与会者都有牌,在胸前很明显的晃动着,不光凭此进会场,还进餐厅。人家弄个会不容易,谁参加都是在册的,咱可别去添乱,还是在家上网看吧。报纸上称余先生文化“大师”,早年他是教师。就这一字之差,差出了天上地下。不过,他是四六年的,我五零年,属同代人,那就亲切点,简称余先生吧。余先生演讲的题目:“对我来说,承德是我的城市”!挺给力,上来就是一个飞吻,如京剧名角上场,一张口,就是一个碰头彩!连我不在现场的都叫好,完了牙根子有点酸,但还能承受,颇有亲热感。今非昔比,余先生这次来与20年前来大不一样。那时他刚出版《文化苦旅》,名气有,还不很大,他写道:“只是今年夏天中央电视台在承组织了一次国内优秀电视编剧和导演的聚会,要我给他们讲点课,就被他们接去了。”“讲点课”、“就被接去了。”显然不是待大师之道。但却成全了他,使他能山庄内外自由来往细细品味;住处偏远,反又得益,他写道:“住所正在避暑山庄背后,刚到那天的薄暮时分,我独个儿走出住所大门,对着眼前黑黝黝的山岭发呆。查过地图,这山岭便是避暑山庄北部的最后屏障,就像一张罗圈椅的椅背。在这张罗圈椅上,休息过一个疲惫的王朝。”位于狮子沟的部队招待所,让余先生未见山庄正门而先见其背,“背影”的最初形象感觉,该是这么来的。这一次就不然了,接待一定很隆重,全是正面。饮水思源,这不能不让余先生想起承德对自己的意义:《一个王朝的背影》,是先生文化散文的扛鼎之作。日后声名大震,理当要感谢一下承德,开言说些表示亲热的话,哪怕过了点,也应该。二十多年前那一次承德之行,引发了余先生的思考。如同《山居笔记》里《千年庭院》、《抱愧山西》、《十万进士》等等,灵感自有出处,尔后还须细读史料,斟酌掂量,立题择取,起承转合,方成文章。此次演讲立意高远,强记博览,阅古论今,华彩飞扬。但细读下来,恕老何直言,还是看得出有些仓促,缺少时间准备,于是就只能往“大”里讲了。讲四千年五千年,讲古罗马古希腊,讲“宏观生态史”。说来这也是当代大家到各处演讲的基本套路:以某一阶段主要研究成果并熟谙于心的内容为主干,再将某地一些具体内容有机的揉进去,于是就成了一篇很不错的演讲底稿。在这里,大师的功力,就是揉得好不露痕迹,让你一听,从微观到宏观,从当代到古代,从华夏到全球,从人间到宇宙,站得很高,俯视着听众。对此可以理解,人到这份上,到处请到处讲,中国地方又这么大,现今无处不在研究文化,都希望请大师一语道明真谛,?不知大师也有大师的难处:你们那么多人搞了那么多年都不甚明了,我才来几时,哪能一下就那么明白?此番余先生很聪明地把握住一个大前题:历史少数民族入主中原或在抗衡中占上风者,或许更开放更包容更具开创力。这些话在承德讲很合适,“是有底气的”。以至阎崇年老先生都受了感染,出语惊人,把“一座山庄,半部清史”猛地翻番升至 “一部清史”。承德人虽受宠若惊,估计事后也得掂量掂量可能担承,都放咱这,人家北京、紫禁城往哪里摆?还说余先生。仔细读罢,佩服之余,只是感觉余先生提出今后应从“宫庭兴旺史”转到“宏观生态史”的希求,对承德可能有点难。《一个王朝的背影》以“宫庭史”为主线,让余先生讲个痛快。现在余先生是大师了,讲得更高更远,不用讲那些了,可承德人面对一个具体的山庄、一座座典铭出处的外八庙,不往细里说,只说宏观,讲“存在的就是合理的”,外人会说我们也没说不该有清朝呀。估计余先生到开封,就不好意思讲太多的“宏观生态史”了,大宋朝有清明上河图是荣耀,徽钦二帝被北掳,虽然合乎宏观生态史,但也不是什么光彩的事。余先生的这篇演讲对承德的文化研究是大有益处的,本人读了也受益匪浅。余先生是名列中国作家富豪榜前几位的人物,他到各地演讲,尽管有酬谢,但这点钱对他实在没什么意义,为当代文化多做贡献,才是大师追求的人生目标。承德遇识余先生,是一种缘份;余先生写(讲)承德,也是文学创作路上的幸事。只是无缘见上一面,于是想着他一来一去的背影,就只能写点什么。这很正常,如此,方可称为大师。讲完了说完了走了,一点反响都没有,那是游客。

中国作协现代文学馆搞讲座,对外敞开,欢迎社会各界人士去听。他们太清楚,眼下愿意去听的,有,但不会多,能来的,皆为知音。演讲,重要在现场发挥,尤其是余先生这样口才极佳的大学者。当下,能把余先生请来不容易,我的一个朋友,看遍余先生《文化苦旅》、《山居笔记》、《霜冷长河》、《千年一叹》等作品,他说若能听了余先生演讲再对话,很想引他从宏观再回到微观,讲讲避暑山庄文化与宫庭文化的联系与不同,康乾时代的山庄文化多元性与治世之策的关系,承德当代文化与历史文化的对接,等等。毕竟,开的是避暑山庄文化研究与传播峰会,讲的听的,扣题越紧越具体越明了,才越好。当然,这是一厢情愿,人家讲不讲是另一回事,只是说承德读者听众有这方面的思考与需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