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6年秋我分配大佛寺前承德地委党校（那时叫“五七”干校）工作，第一件事是去兴隆街供销社买俩搪瓷大碗，花帮灰里，好吃食堂打饭。        “吃食堂”，实际上是“在食堂吃饭”，是相对在家吃饭而言。但造出这等不规范的词，足见当时太缺吃的，人们吃碗里的总觉不够，恨不得把整个食堂都吃到肚里。两个大碗一个打饭一个打菜，分工合理，想的挺美的。但端着排队买罢，就尴尬了，为何？碗太大，四两米饭只及碗中三分之一处，一份菜也就铺个碗底。        已经买了，就得用。时间长了发现也有益处：碗大里灰（白色不行，反差大），会使炊事员产生错觉，尤其有一位眼神不咋好的，爱长眵目糊，我专找他买菜。也赶上哪天阴天光线暗点，屋里再有蒸气，叭的一勺扣进去，他低头瞅，扣哪去了？看看脚底下，也没有啊。再仔细看，在碗底呢。这么点？给少了吧？再添点。他这稍一回手，我这就多吃几口。须说明，绝非占点便宜就高兴，实在是有苦难言。饭票不够吃，肚子不能放开，只能管死。偶尔赶上个肉菜，又只限一份，也帮不了主食的忙。不过，若是清水熬窝瓜，他就是多扣两大勺子，我也高兴不起来。没法子，人还馋。        每月29斤的定量，让我每日里是既盼进食堂又怕进食堂。二两小馒头，刚出锅趁热吃，一口气吃七八个绝对没问题。也不是我胃口大，大家都那样，原因是副食差，缺油水。那时我每天自定的标准是早三午四晚三量。即便这样，遇上这个月31天，还出亏空。常想为什么不能月月都28天，18天更好。同事多数家在农村，隔一阵换点粮票捎来。或本地有亲威，星期天去吃一顿，就解决了大问题。        我不行，我那时在承德举目无亲，吃哪都得花钱花粮票。我母亲、姐姐们都在天津市，家中男孩多，都是凭本买粮，月买月光，帮别的行，帮粮票长了也有难处。再者都帮8年啦（下乡5年上学3年），我也不好意思总当伸手派，有些困难就绰自己克服了。在大学时有位女同学真不错，常送我粗粮饭票，感激得我都想跟她搞对象。估计人家一想找个连解决自己吃饭都困难的男人，还是悬，所以压根就没往这上想，只当扶贫吧（那会有这词吗）。这一毕业分开，粗粮票也没了，真愁人呀！ 有一阵嚷嚷干校要搬到农村去。我们一帮单身汉挺着急，说去那怎么搞对象（城里的）呀。急也没用，过一阵我反倒想开了，要是搬了，我就找个大队书记主任的闺女。我知道，大队头头家从不缺吃的，弄好了隔三差五还能有顿酒肉。但后来这事拉倒了，我只能继续勒紧腰带上讲台。偶尔劳动后学校管顿饭，就放开肚皮吃一顿。 一天有位校领导从市里往家属院拉大缸木板子什么的，叫我去跟车（大马车）。我连扛带搬，非常卖力气，完事领导夫人很真诚的说留我吃饭。按说我不能留，这种事常有（单身汉帮老同志家干活如抱白菜卸煤，都不吃饭）。但我一看桌上有炒肉炒鸡蛋，也就不客气了，吃个风卷残云。回宿舍有位同志问上哪去了，我没敢说实话（吃领导家的饭，你胆子不小）。不料人家做了调查，弄清了，又汇报上去，日后入党谈话时就有一条：为人要诚实，不能撒谎。我冤死了。你不知道他家大缸多沉板子多厚。但不能分辨，只能心中暗道惭愧，还不都是粮票不够弄的，那天又是12月底，31号呀！        初夏有一天食堂香气扑鼻，炖猪肉，两毛钱一份，不限量。大家都愣了，过年会餐了？一打听，原来是乡下闹口蹄疫，怕传上，有人便宜卖了。排在前面的都不敢买，眼瞅着油汪汪的肉买熬青菜。我知道自己没有那份定力，离窗口老远就鼓动得吃肉，说肯定没事，不吃会后悔。有人响应，但要我带头。我上前就买了两份，好家伙，扣给多半碗。那叫一个香，吃完得意好几天，嘴就没了把门的，再进食堂说这口蹄疫怎么闹闹又不闹了。有人严肃地说你咋还盼着闹。我吓一跳，弄不好“生活会”上又挨批评，忙解释说我是恨它把馋虫勾出来，影响了咱艰苦奋斗的精神……        结婚后我先住岳母家，两个大碗也拿去。老太太看碗边掉了不少瓷，又看我狼吞虎咽的样，心疼地说：吃不饱也不能嚼碗呀……        我把一块炒鸡蛋咽下，才说：是、是磕的，不是嚼的。